湖州长兴县水口乡，当地农家乐提供接送吃住游的全面服务,其80%的客人为上海老年人,为名副其实的“上海村”。

　　据第三届上海人口论坛的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有20万上海老年人（60-70岁）选择各种形式的异地养老，其中浙江和江苏为异地养老的主要选择区域。苏沪浙皖三省一市民政部门于2019年签署了推进长三角区域养老一体化合作备忘录，通过建立养老服务补贴异地结算制度，让区域内异地养老的老年人享受户籍所在地的各类养老服务补贴，以破除养老服务发展障碍，促进三地老年人共享养老服务资源，保护老年人的权益。

　　但异地养老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还存在养老资源不平衡、医保跨区域结算程序复杂、养老服务异地对接难、养老服务专业化人才欠缺等瓶颈问题。因此，亟需政府从法律政策方面予以保障支持，真正推进异地养老的“互联互通”，使老年人“到绿水青山的地方安度晚年”成为现实。

　　异地养老体系面临的制度及政策困境

　　从社保制度来看，各省、市社会保障制度尚未统一，区域标准差异较大。

　　首先，养老保险异地转移缺乏可具体操作的统一标准。中国养老保险由社保经办机构在其管辖区域内分别管理,而转入地与转出地由于政策上的差异，易产生相互推诿，甚至出现地方拔高养老保险转移标准以限制养老保险转移的情形，导致异地转移保险难以顺利执行。同时，异地养老金领取在手续和程序上具有复杂性，老人领取养老金需要本人拿身份证定点办理，效率较低，易造成老人来回奔波。

　　其次，地区间医疗保险标准差异明显。如纳入养老一体化发展的吴江、青浦，分属苏州和上海两地，两地根据其自身的经济发展特点实施不同的医疗保险制度，在缴费标准、报销比例、报销范围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别，上海老年人异地就医的报销比例明显低于当地就医报销比例。

　　第三，异地养老还面临着医保结算难的困境。尽管在养老一体化发展背景下，长三角部分城市逐步开通了医保异地结算服务，但现实中仍面临着结算制度尚不完善，结算手续繁琐、结算滞后等具体问题。如上海老人办理异地结算服务需先在上海进行备案,才能享受异地医保结算等一系列的便利。但备案后，老人的医保卡可能无法继续在上海的医疗机构直接结算。

　　养老服务行业人才匮乏，区域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目前，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多为40～50岁的妇女，每年人员流动比例达到5%，以上海为例，近5万养老护理人员中拥有国家资格证书的仅占17%，可见养老护理专业人才之匮乏。同时，区域间养老服务质量也存在显著差异。

　　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社会养老服务来看,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拥有更加先进的医疗器械和养老设备，其养老设施相对完善，养老产品相对多元，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养老服务产业体系。但其他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市，可能存在养老设施落后、养老服务水平较低、服务产品单一等问题。养老服务人员能力的不足、数量短缺及地区间养老服务质量、养老资源分布不均，客观上造成了老年人对异地养老的担忧，不利于异地养老体系的融合发展。

　　开放性信息平台缺乏，老年人口信息数据对接难

　　当前，长三角地区老年人口信息互通还存在壁垒，老年群体服务需求、医疗等信息难以做到及时共享和相互借鉴，降低了异地机构对老年人进行信息评估的效率，不利于匹配老年群体的医疗护理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同时，开放性信息平台的缺失也影响老年人口医保信息、参保关系等在异地之间顺利流转接续，因此不利于医保异地结算、养老金异地支取等社保制度推行，制约着长三角养老融合的持续发展。以医保异地结算为例，由于地区之间缺乏信息互联互通平台,老年人的医保信息难以实现即时传输、实时共享,延长了老年人进行异地医疗费用结算的期限。

　　异地养老体系协调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保障

　　异地养老作为一种现实可行的养老模式，符合中国老年群体需求，对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为完善长三角异地养老体系，破除异地养老模式发展障碍，需要政府予以有力支持。

　　首先，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统一社会保障标准，破解异地结算难题。各地政府应进一步出台统一的社会保障政策和异地养老具体实施细则,统一不同地区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标准，化解不同地域之间政策不一、待遇不一的难题。同时，可通过制定异地养老的社会福利政策,使福利制度惠及非本地户籍老人；完善养老补偿机制,提高异地养老补贴标准，以消除老人异地养老的“后顾之忧”。

　　此外，针对医保结算难问题，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积极探索建立异地联网结算平台,简化结算流程，以深化长三角养老一体化的异地结算、跨区补贴机制,实现医疗保险异地结算、长期护理保险、养老补贴精准对接。还可推进医疗保险档案信息化管理，督促各地结算机构使用统一业务系统，以实现跨区快捷结算，提高结算效率。

　　其次，引入互补型发展模式，优化资源配置。互补型发展模式需要发挥流出地优质资源的基础作用，以达到均衡区域资源配置的目的。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作为流出地，养老设施相对完善，医疗水平相对较高，具有大量优质的养老服务资源；扬州、绍兴、湖州作为承接地具有气候适宜、环境优美、生活成本较低等优势。

　　以流出地政府提供资金、专业人员、医疗资源等方式，将优质养老服务资源引入承接地，帮助承接地完善养老设施，改进养老机构规划和布局，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实现养老资源优化配置。对于流出地而言，鼓励异地养老的方式不仅能帮助缓解流出地养老服务压力，满足本地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更有助于改善城市人口结构，提高城市竞争力。以上海为例，上海老人选择的扬州、绍兴等地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同时，其收费标准也低于上海养老机构收费标准，老人花费同等的价钱能够享受更为优质的服务，在提高老人生活品质之际，更能满足老年“乐养”的需求。

　　此外，上海为控制不断膨胀的城市人口，实施人口“有进有出”的动态机制。异地养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人口分流,缓解上海的人口压力。同时，以引导本地老人异地养老的方式，促进老年人口的流出，在城市总人口保持相对均衡的情况下，为年轻劳动力和科技创新型人才进入提供了入口。通过老年人口流出和年轻劳动力流入的动态平衡，提升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优化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在当今创新性社会中，高科技人才流入上海也有助于激发城市活力，促进产业转型，提高城市竞争力。

　　第三，大力培育养老护理专业化人才，提高服务人员素质。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化、素质化是提升异地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因素。打造一批专业化人才队伍，需要从吸引人才流入、防止人才流出两处发力。政府可通过出台专门针对养老服务人员的福利政策，提高其工资标准，加大对服务人员的补贴等方式，留住现有养老从业人员，同时吸引医务人员、专业护理人员等高素质人才进入养老服务行业，化解养老人员数量紧缺，质量不齐的难题。另一方面，开展养老从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建立持续定期培训机制，要求服务人员持证上岗，打造一支具有专业护理技能的高水平服务队伍。

　　第四，搭建养老服务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养老信息“互通互享”。一方面，信息共享平台可有力对接具有异地养老需求主体。老年人可利用平台充分了解不同区域、不同养老机构的床位资源、设施建设、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以选择其心仪的养老地点。另一方面，信息共享平台可有效沟通养老服务机构。相关机构通过平台不仅可以知悉个体老年人的实际健康信息，以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促进“医养结合”；并且能够了解老年群体的多样化需求，推出有针对性的特色产品，实现供需两方主体的双向优化选择。

　　在具体操作上，政府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为依托,构建全国性互联网信息管理系统，推进长三角地区“互联网+医联体”建设,推动老年人电子病历异地间的信息共享,让老年人在异地养老机构即可方便就医。如浙江乌镇政府与“椿熙堂”公司合作探索的智慧养老模式，该模式使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将医护和养老紧密结合,发挥互联网平台数据共享的优势,实现病例共享、日常监护、远程医疗等功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资金问题，政府需要提供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流入。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可通过提供养老产业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社会资本注入养老产业，引导接收地养老机构积极承接异地老人。如针对符合政策法规与行业规范的养老机构，可通过减税的方式减轻其经济负担;针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可免除税收。此外还政府还可以转移支付、设立专项基金、加大资金供给等方式对养老机构进行补贴，鼓励非营利性组织和企业承担尽可能多的养老服务事务。

　　现今异地养老的主体之所以多为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是因为中国中低龄老人（75岁以下）占老年总人口60%以上，其生活自理能力强,医疗需求较小,不仅从生理上适宜异地养老,且医疗费用负担较轻，从经济上能够支付异地养老的费用。而当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时，在当地床位、场地不足或于异地接受服务性价比更高的情况下，仍可以选择异地居住。当然，也不能排除一些房地产、保险公司以房地产商业化促销或牟利为目的，但给老百姓多了一个选择方案也不是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