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并非社会老化。在人类完成农业革命解决温饱问题时，国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40-50岁；发展工业革命进入改善阶段后的预期寿命达到了70-80岁；今天人类正在进入追求分配公平、保护环境的大健康经济时代，我们的预期寿命可以超过100岁。一个黑发50年和白发50年的银色人生，带领我们思考银色经济的新常态。按照国民不断增长的健康长寿的消费需求和约束条件去组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实现供需平衡和代际和谐。养老金是涉众最多、跨度最长、财富量最大、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影响最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之一。

　　《公平与效率的综合平衡：中国现代养老金体系的制度选择和实现路径》一书的价值在于从公平和效率两个视角研究养老金问题，并给出实现综合平衡的路径。公平即指基于公平原则实现平等目标，效率即指相对低的投入和相对高的产出，社会政策领域坚持二者综合平衡。养老金属于社会政策，政治学可能对天讲公平优先、经济学可能对地讲效率优先，这都不适用于养老金的理论和实践。当然，在国家养老金体系中，政府养老金强调公平性多一些、企业养老金的公平和效率各自50%、个人养老金强调效率性多一些，最终一定是公平与效率综合平衡的结果，即国民养老金普适性和充足性（以工资替代率为评价标准）。

　　老龄社会发展时间表决定养老金发展的公平与效率策略和窗口期。发达工业国家的实践证明，在进入老龄社会时期（1950年左右），养老金的公平于效率原则即“全覆盖、保基本”，让人人享有养老金；进入深度社会（1970年左右）即“调结构、建机制”，基于国家养老金三支柱的运行机制实现国民养老金的充足性；进入超级老龄社会（2010年以后）即“讲参与、论合作”，引入早减晚增的养老金领取机制，强调社会参与、终生自立和代际合作，日本执政党甚至提出永不退休的社会口号。因此，养老金公平与效率的内涵需要与时俱进。总结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即倒计时的解决问题。以美国为例，在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之前（2015年）即完成了国家养老金三支柱体制、法制和运行机制，即法定老遗残持续收入保障计划、职业养老金计划和个人养老金储蓄计划，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养老金责任此消彼长的趋势，确保国民养老金的充足性。

　　中国在2000年左右进入老龄社会，将在2025年之前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和2035年之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一方面，中国在1998年建立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即第一支柱；在2004年启动了企业年金制度，即第二支柱；在2018年启动了延税型个人商业保险制度，即第三支柱；应当说，中国很好的把握了改革的窗口期，并及时建立了国家养老金三支柱体系和运行机制。另一方面，从养老金政策执行结果上看，出现结构调整不到位，第一支柱过大和难以为继；第二支柱畸形和覆盖职工太少；第三支柱定位偏离和难以发展；至今仍有过亿劳动人口没有任何养老金计划，不同人群的养老金充足性参差不齐。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四：一是政府责任无边界、财政兜底助长了国民参与养老金改革的惰性；二是国企文化色彩浓厚，不适合民营和中小企业，特别不适合流动的灵活就业人员；三是，个人责任不明确，引导全社会将对养老金的期望过度置于企业和政府方面；四是政府和市场均创新不足，政策改革限于参数调整、市场发展惰于依赖传统产品打拼养老金市场，二者均在贻误时机。为此，我同意本书提出的“建设现代养老金制度的长远目标”，并致力于从理论指导和价值标准方面入手，研究养老金问题。

　　中国距离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还有10-15年。我们要在这十几年里完善国家养老金体制（三支柱）、运行机制（合格计划与养老金市场）与社会合作文化（早减晚增与社会参与）。因此，本书不仅资料丰富、有全球视野，其提出的理论指导和价值标准值得学习。我赞成本书提出的制度选择和实现路径，略有补充。

　　第一，公共养老金：以全国统筹为抓手，增加公平性。公共养老金也称政府养老金、法定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是国家养老金的第一支柱。全国统筹不含个人账户，亟待夯实费基、完善政府（将视同缴费负债转化为3%费率，一举扭转基本养老金负债运行得困局）、职工（原缴费得5%计入全国统筹，剩余3%转入企业年金账户，3亿多职工见到利息收入，避免陷入养老金新双轨制的困局）和用人单位（费率降至12%，走出国民企业文化困局）三方缴费机制，维持原有计发政策不变，夯实职工基础养老金。此外，还需要建立国家社会保险局和养老金信息系统。

　　第二，私人养老金：以创新生产养老金红利，提高效率。私人养老金包括职业养老金（含企业养老金）、个人养老金，也称合格计划养老金、补充养老金，是国家养老金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也有例外，在澳大利亚职业养老金属于职工养老金的第一支柱，在新加坡、智利等国家个人养老金属于职工养老金的第一支柱。提高效率依赖国家税式改革、受托人文化、金融创新与养老金市场、养老金信息与监管平台四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