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北京时间4月7日7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超36万，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超130万，其中死亡病例数超7万。

　　根据《电讯报》3月14日报道，目前由于意大利病人数量远远超过收治能力，八十岁以上老年将不收入重症监护病房，当地文件表示， 紧急情况下，年龄超过八十岁或者共病指数 （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即病人其他疾病状况指标） 超过5的病人，不能收入重症监护。

　　这就是疫情高峰时的残酷现实：人们面对的已不是如何尽可能地保护脆弱群体，而是考虑是否应该放弃老弱病残。当疫情蔓延超过各国医疗系统的承载能力时，究竟什么样的医学决策才合理？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最新发表的一篇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疗道德及卫生政策系的文章，探讨了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下，医护人员应该遵循哪些工作原则。作者提出了6条建议：

　　第一，利益最大化。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拯救更多的生命，增进患者预后生命长度。这与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注重群体受益结果，以及非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注重生命个体的最高价值的观点相符合。作者认为，医护人员不仅应该拯救尽量多的生命，也应当关注患者之后的生活质量和生命长短。要注意的是，只有当患者存活几率相似的情况下，才应当将后者，即疾病预后纳入考虑。也就是说，只有当患者A和B情况类似时，才能选择救治未来生命时间长、基础疾病少、生活质量改善几率较大的那一个。

　　作者也承认，将入院早但预后差的病人移出重症病房或者拔去呼吸机在道德伦理上有据可循，但对于病患和医护人员都是巨大的心理创伤。 因此，需要牢记这样的决定是为了拯救更多生命，而非伤害他人。

　　第二，优先保障关键人员。

　　核酸测试、PPE、口罩、呼吸机乃至重症病床和疫苗等防护/医疗资源，应该优先供医护人员和其他照顾病患的人员使用。此外，其他保障基础设施例如水电的运行、有可能接触感染者的高风险人群，以及难以取代的关键人员，都应该优先获得保障。 他们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还能够保证最基本的功能，面对疾病大流行能够及时应对。不过，这样的优先保障必须不能滥用。也就是说，个人不能因财富或权力地位而优先获得这些资源。

　　此前哈佛校长夫妇快速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引来了哈佛校内教职工的质疑。同样未有接触确诊感染者，普通教职工无法从校医院获得核酸测试，而校长则是头天出现症状，次日就得到了测试，第三天即确诊。这使得人们再次注意，疫情面前的某些社会阶层“更优越”。

　　第三，对于有相似预后的病人，医疗资源的分配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类似情况的病人应该有同等机会得到救治，这一决策可以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决定。疫情产生的威胁是紧迫的，这也就决定了医疗机会的分配不可能是先到先得。在相对时间限制比较宽松的情况，譬如器官移植中，病人尚且可以通过其他医疗辅助存活相对较长时间，所以先到先得原则比较合理。然而，面对疫情，先到先得可能造成发病较迟的人得不到应有治疗，还可能加剧争抢等恶性竞争，使整体局势恶化。

　　第四，优先原则应当根据治疗方式不同、科学证据更新而灵活应变。

　　还记得之前我们所提到根据预后状况分配医疗资源么？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作者认为的确应当优先治疗预后生命时间长、生活质量改善空间大的年轻人。然而在有疫苗的情况下，这一选择应该完全相反：应优先将疫苗分配给医护人员、抵抗力弱的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如果疫苗不足以完全覆盖这一群体，那么应当在高风险群体中随机抽签分配机会。这与第一原则，即利益最大化也是符合的。

　　第五，研发新冠疫苗的人员应当优先获得核酸测试、口罩、疫苗和治疗机会。如何应对突发事件。

　　科研工作、疫苗研发作为能够撬动整个疫情走向的关键节点，应当获得更多的资源，以激励药企、科研人员加速研发。

　　最后，新冠肺炎病人和其他病患之间不应该有资源分配之别。

　　在疫情大量消耗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其他患有癌症、心衰等严重影响健康状况疾病的病人必将面临得不到救治的局面，对所有病患公平分配医疗资源十分重要。作者举例提到，一名因严重过敏反应昏迷的医生和新冠病人相比，应当优先获得呼吸机治疗。这是遵从优先保障关键人员的表现。

　　以上所提到的六个原则，只是作者对 政府卫生部门决策的建议，以寄希望于最大程度地保护抗疫工作中的关键力量。在一线抗疫工作中，医护人员和普通病患都还会面临无数难以抉择的道德困境。如同哈佛校长Bacow向全校的致信所说：

“没有人能预知在后面几个星期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懂得，COVID-19将考验我们在危机时刻所显示的超脱于自我的善良和慷慨。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非我所愿的复杂混沌的时刻，展示自己最好的品格和行为。 愿我们与智慧和风度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