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美国这2万名老人的去世负责？因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养老护理机构已有约2万人死亡，面对可能出现的诉讼潮，护理行业正大力游说各州给予其豁免权，但舆论却对这些大多以营利为目的的疗养机构表示质疑。这次疫情，从美国到欧洲，一个突出现象是养老设施成为“重灾区”，背后原因远不只是老年人面对新冠病毒更脆弱。谈到老人，从呼吸机不够用带来的放弃老人、给年轻人机会的选择，到美国副州长公开表示“国家经济比老年人生命更重要”，美国总统（5月5日）称即使会有更多人因染病而死，美国也必须立即重启经济，这些都暴露出老年人群体的尴尬处境。有人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可以通过老弱群体的境况看出，如果说这次疫情是一面镜子，那么它显然照出了西方社会繁荣表象下的另一面。

　　一场场“闭门演出的悲剧”

　　沃尔夫斯堡是德国北部一个只有12万人口的富裕小城，它因成为大众汽车的总部所在地而闻名。在这次疫情中，这个城市又被众人所知，因为该市的汉斯-利勒-海姆养老院总共165名老人中，有43人因疫情去世。

　　《环球时报》记者4日在沃尔夫斯堡采访，发现当地居民都不情愿谈论老人去世的问题。令人意外的是，被采访民众大多没有责怪政府防疫不力，也没有对养老院进行指责。一名叫丽莎的女士说，她的奶奶在养老院去世，她很伤心，也很无奈，她认为养老院乃至德国社会都没有做好准备。据官方统计，德国逾7000死亡病例中，1/3来自养老院。

　　与德国相比，美国的养老行业却面临危机。美国养老护理设施的死亡病例已多达2万，该行业正就可能遭遇的诉讼潮展开游说，希望各州提供紧急保护。目前最少有15个州通过颁布法律或州长命令，为疗养院及长期护理设施提供程度不一的诉讼豁免。

　　美国养老护理业要求豁免的理由是，这场危机史无前例，完全超出他们的防控能力，所以不应由其负责。但监督团体及病人组织等反对给予免讼保护，认为这场危机暴露了相关行业长期以来的问题，现在他们更是利用危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据悉，在全美1.5万多家此类设施中，接近7成是营利性质，近年来有数百家被私募基金买进卖出。

　　美国养老院的灾情可以通过几个州的情况看出。据美联社5日报道，最新数据显示，纽约州此前漏报了1700多例来自养老院和成人护理设施的死亡病例。在纽约州，养老院死亡病例约占该州总死亡数的1/5到1/4，这还不包括在医院死亡的养老院住客。州长科莫坦承，不知道该做什么来更好地保护养老院的居民。截至4月下旬，有些州超过一半的疫情死亡病例发生在养老院，如明尼苏达州死亡人数的2/3、马萨诸塞州死亡人数的55%都与养老院有关。

　　欧盟统计数据也显示，欧洲疫情中死亡病例的近一半来自养老院。在西班牙，公立和私立的养老院超过5000家，除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主要来源之一正是养老院。西班牙卫生部官员费尔南多·西蒙4月23日承认，在新冠疫情冲击下，西班牙没有什么地方比养老院遭受的威胁更大，其中一些养老院被感染者的死亡率达到20%。

　　西班牙是一个以尊老敬老闻名的社会，但面对突发的新冠疫情危机，老年人处境艰难。西班牙与日本、瑞士位于全球预期寿命最前列，但疫情过后，这个排行榜或将重新洗牌。据初步计算，西班牙人均预期寿命将从83.5岁降至83.2岁，减少3-4个月。

　　在法国，截至5月5日，包括养老院在内的社会医疗机构死亡病例为9471例。据《费加罗报》报道，3月1日至4月6日，有10682人在养老院中死亡，比前两年同期多1856人。法国有1/4的省养老院死亡率较去年同期增加25%。法国有7400家养老院，它们在这场疫情中被形容为“定时炸弹”“闭门演出的悲剧”。

　　意大利的新冠肺炎累计死亡人数刚被英国超越，成为欧洲第二，但死亡率居高不下。根据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4月17日（最新一次）发布的报告，自2月1日以来，意大利养老机构约有6000-7000人死亡，其中有40%的人死前出现了疑似新冠肺炎症状。

　　“疫情凸显欧美老年社会问题”，德国新闻电视台称，高养老金、免费医疗、养老院……欧美国家一向引以为傲，但病毒无情地打破了一切。德国社会学者马塞尔·哈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给他们敲响警钟，需要反思贫富差距、社会冷漠等问题。

　　“理所当然”真的理所当然？

　　“老年人，疫情大流行中的集体风险”，西班牙《先锋报》5月5日以此为题称，大多数养老院的空间是公用的：活动室、餐厅、卫生间，卧室通常也不是单独的。居住在那里的老人们通常患有其他基础疾病，加大了感染风险。据专家称，缺乏卫生人员和防护设备也加剧了感染和死亡人数。

　　其实，养老护理机构成为重灾区，更与其在疫情中遭忽视有关。法国在疫情暴发数周后才开始统计养老机构的相关数据。法国媒体称，养老院一直是法国医保系统中被忽视的一环。法国滨海-阿尔卑斯省前省长埃里克·乔蒂认为，养老院的灾难本来可以避免，但由于政府在疫情暴发之初并未足够重视，导致这些老人成为“被遗忘的群体”。

　　西班牙早在疫情暴发初期就出现养老院灾情问题，但直到现在都没能实现完全检测，也缺乏可靠的官方统计数据。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5月5日的专题报道称，现在仍不知道新冠病毒在全国5457个养老院造成的确切死亡人数，目前卫生部已经向各自治区分发快速检测用品。

　　在美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当被州政府调查员问及为什么不将已感染的老人及时送往医院时，密歇根州一家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他们人手太紧张，缺乏对生病老人的记录，有时甚至忘了哪些老人是感染者。调查人员还发现，许多养老院故意隐瞒信息，因为担心会影响未来的生意。

　　对于老人群体以及养老院的惨剧，欧美社会都有反思的声音。在法国，有人称，最基本的健康、陪伴都已无法保障，“博爱”这一国家格言摇摇欲坠。有媒体人呼吁法国重新审视鼓励养老院发展的传统政策，提倡在家养老。在西班牙，思想界发出警告：不照顾老人是不道德的。哲学家阿黛拉·科尔蒂娜认为，在这场危机中，首要任务是挽救生命……

　　德国《焦点》周刊称，疫情是各国医疗保障、国家实力和政府危机管理的镜子，欧美社会经过几十年的繁荣后，现在正脱离“舒适区”。分析认为，欧美主要国家均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像意大利，老龄化程度在全世界仅次于日本，法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20.5%。为减轻负担同时解决养老问题，过去这些年，欧美推出延长退休年龄、减少国家支出等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承担更多责任。但过于依赖市场解决的结果就是加大了阶层鸿沟，富人和穷人能够获得的服务两极化。

　　与此同时，老人群体从富裕阶层逐渐成为弱势群体。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2006年有12.5%的65岁以上老人受贫困威胁，2018年升至18.2%。许多欧洲国家这一问题更为严重。美国《福布斯》杂志称，许多居住在养老院的美国老人是没有家人照顾、享受联邦医疗补贴的贫困老人。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如此多老人死去，欧美社会却很平静。“老年人的境遇问题介于伦理和科学之间。从伦理上说，老年人是弱势群体，应该优先保护，但从科学角度说，此次新冠疫情死亡率高的人群就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症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前几天，德国一个市长就说，未来一段时期因疫情而死的人就是那些未来半年即便没有疫情也会死的人。

　　德国学者马塞尔·哈森解释说，许多政客和民众认为，老人死亡病例多“理所当然”，无论在家还是养老院，老年人都更容易受到感染。柏林85岁的退休工程师罗伯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批老年群体被称为“二战一代”，经历过各种大的危机，对于生死看得很开。

　　“代际战争”与“社会累赘”

　　欧美老年人群体在此次疫情中的处境，也有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根源。比如将经济置于生命之上，在西方就有传统。著有《死于汉堡：霍乱时期的社会与政治》的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以1892年汉堡霍乱疫情为例称，当时汉堡的商人管理层试图掩盖疫情消息，由于应对失当，最终柏林派出以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为首的团队接管汉堡。埃文斯此前表示，在历史上大流行病暴发时，政府往往将生意置于生命之上，“令人惊讶的是，有了现代医学知识之后，这种传统居然保留了下来”。

　　这次疫情中，美国还有一些年轻人将新冠病毒称为“婴儿潮一代清除机”——虽然有让父辈重视疫情的意思，但提法本身让人吃惊。据美国《新闻周刊》等媒体报道，该说法始于2月底，约两周后广为流传。此后，该说法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一场“代际战争”，经常渲染“婴儿潮一代”如何对待地球及其灾难性后果——人口过多、失业和气候变化等，“婴儿潮一代”则指责年轻人依赖成性或不成器等。

　　马塞尔·哈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欧美国家在发展的黄金时期，做出的一项伟大成就就是善待老年人。然而，近些年欧美国家开始走下坡路，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高福利带来的负担和老龄化社会。正因为如此，在一些政客及中青年中，出现一种危险的思潮，即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累赘”。

　　今年4月，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克罗利的警察发布宵禁信息时，使用了电影《人类清除计划》中的警报，招致民众投诉，警察局长被迫出面道歉。《人类清除计划》是美国科幻惊悚电影，自2013年至今已上映4部，故事背景设置于美国的未来，由于地球人口过多，美国政府展开了一个12小时内允许所有犯罪的计划。随着越来越多的老人因疫情去世，有网友调侃称，这次疫情可以作为第5部的背景题材。

　　有分析称，尽管当今社会对纳粹种族主义深恶痛绝，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思想在西方历史上却源远流长。从西方历史看，在战争、瘟疫等危急时刻“放弃老弱”的做法由来已久。因资源有限而消灭人口的思想，在《人类清除计划》之外的一些电影及现实中也有体现。1943年的南亚大饥荒，英国首相丘吉尔就被认为有意饿死印度人，面对殖民属地严重饥荒拒不救援。他曾表示，大饥荒实际上是印度人自己造成的，因为印度人“像兔子一样生一大群孩子”。

　　崔洪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电影往往会用隐喻的手法来促使反思，映射现实。对老年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孝道，西方的理念是，如果你面临选择，比如人类要灭亡，剩下一对老年人和一对年轻人，这时只能选年轻人。这是哲学意义上的命题，走向极端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次疫情，欧美国家一直尽量避免走到要做极端选择的局面。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则对《环球时报》记者提到，从宗教因素看，对于死亡的到来，西方很多人能够比较坦然地面对，很多老年人认为死后会进入上帝安排的另一个世界，部分人甚至认为疫情是上帝的安排，他们没有选择，而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是有罪的。

　　“坦白说，我们许多老年人或许都会为年轻人牺牲我们的生存，只要能够拯救他们和这个国家。”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专栏作家玛丽·施米奇写道。但她认为，一些政客所称的经济优先、老人应为国家而牺牲是一种“虚假的骄傲”，“如今美国做出的决定将塑造我们国家和这个世界的未来，不仅是经济上，道义上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