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注定与军人有缘，从小就对部队充满向往。

　　这首先是因为我有个当解放军的二舅。二舅叫杨云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入伍，他的部队在广东澄海。外爷外婆家、姨家和我家都以他为荣耀。

　　二舅在服役期间探过家，我已经记得事了，魁梧的身材，漂亮的军装，在幼年的眼睛里，二舅是我的第一个偶像。二舅是空军，每当天上有飞机飞过，母亲就指着天上逗我：你看，你二舅来了！我真的以为那就是二舅开的飞机，对着天上大声呼喊：二舅！二舅！逗得大人笑个不停。也不知从何时开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了这样的念头，长大了也要学二舅当解放军开飞机。后来上学了，在书本上结识的很多英雄也都是部队的：邱少云、黄继光、欧阳海、雷锋......我羡慕部队，那里是英雄辈出的地方。慢慢地，小说，电影，也爱看当兵的打仗的：《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南征北战》......尤其是那本《烈火金刚》，更是爱不释手，看后还能将其中的故事情节记下来，常常和表弟立成在一块，给他讲书中的英雄人物、神奇故事，每到激烈精彩处我故意停下来，等着他着急的发问。他呢，性情也特别急，讲的稍微慢一点就急着问下文：下面咋了？有时他发觉我是故意摆关子，就装着不慌不忙的样子，遇到这样我也不急，知道他憋不了多久。果然，不大一会儿他就说好话求我了，每到这时我们都会心的大笑，笑后的结果是还得给他讲。我的当兵情恋就在这些小小的一举一动中日积月累着、自然萌生着。

　　其实，大舅和三舅也都属于那个时代的强者之列。大舅叫杨华峰，从小得到老人的真传，打铁技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打的铁器家什从式样到质量无可挑剔,远近闻名。1974年4月，我从部队回乡探亲，聚林哥给我讲过大舅的一个传奇：有一次大队的拖拉机上坏了一个零件，急需修配一时又买不到。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了大舅，谁知他拿着坏零件比当了几下竟做了出来，而且是恰到好处，不差分毫，令在场的人称赞不已。他煅打的锄、铡，在鲁山地区甚至许昌和南阳一带都享有盛名。特别是他打制的镰刀更有特点，轻便锋利，好使易磨，为区别于他人，特将自己制作的镰刀印上两个杨字，秋麦两季的物资大会上，印有“双杨”的镰刀必定是争相索购的抢手货。久而久之，人们也认得他了，只要他的摊儿一摆立马就挤满了人。

母亲从小害过大病，在他们姊妹几个中间就她身体不好，所以外爷外婆对我们家特别关照。那年外爷外婆从东北迁回河南老家时带了很多东西，专门挑了很多有用的衣物和两口木箱给我家用。我家人口大，母亲由于小时候害病的缘故针线活做得慢，手跟不上，每年的冬夏换季我姨也专门来帮母亲给我们做衣裳。大舅也是如此，他有手艺，什么时候不管多少手头也没断过钱，每当家中遇到困难时就去找他，而每次或多或少大舅从不让落空。学费书钱缴不上我去要。每到夏天逮鸡娃没有钱兴赊欠，到人家来收钱的时候没钱给人家还是我去要。以前物资供应紧张，什么都是计划分配，有一次生产队里分了三双浅腰黑胶鞋，人多没法分就采取抓阄的办法，父亲说小孩儿手气好就让我抓，果然不出所料我抓住了。买鞋的时候还是我去找大舅要的钱。那时候，在我的心目中大舅就是靠山，就是希望，有大舅在，我们什么也不怕。

　　三舅叫杨峻峰，在东北铁路上工作，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佼佼者。三舅也是我家的大恩人，对母亲和我们全家也是关爱有加。三个舅舅当中他的文化最高，我上小学时用的算盘就是他上学时用的。我在部队期间与三舅通信最多，对我的成长进步非常关心，经常在信中指点教育，使我受益匪浅。1981年7月，我所在部队的驻地四川遂宁发生特大洪水，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他带着表妹红艳专程到那里看我。三舅和三妗子都是热心肠，他们自己一大家子本来已经十分不容易，三妗子在大集体挣不了几个钱，几个表弟都还小。可生活困难的那几年，外爷外婆、大舅、二舅都奔东北他们那儿去了。亲戚们中间就他离家远，距离产生美，有时候远也是一种资本。所以，我们都把远在东北的三舅作为我们的光荣，能到三舅那儿看看作为一种奢望和期待：姨去过，姨父去过，大妹去过，弟弟淮平也去过。母亲因为我们姊妹多家务重，一直想去却没能如愿，每每说起来总觉得是件憾事。

　　三舅像千千万万个普通工人一样，靠的是基本工资生活。尽管如此，三舅全家的亲情却温暖了我们几家人，着实让我们感动不已。有一年我家在父亲与叔、达分家时分得的花园的宅子里盖房子，打了三间的房子墙，可除了自己院内一棵大椿树勉强可做大梁用以外，竟连两间的木料也备不齐。后来父亲把当屋前半坡的椽子用姑姑家的向日葵杆代替才把两间的椽子凑齐，可两间房子的檩条还没着落。还是三舅寄来了29块钱帮了大忙，父亲用他买了6根栗木檩条，我们的房子才算盖成了。当时我也知道父亲盖房子作难了，小大人似的给盖房子的人说盖一回不容易给俺盖好点。现在我还记得盖房子时韩庙生哥在房坡上缮着麦秸指着也在房上干活的聚林哥和小毛哥给我开玩笑说，聚林说了这是后坡，盖薄点儿不碍事。当时我还认为他们真的会那样，惹得大伙都笑了。

　　记不清是几岁那年,麦收后的一天下午，我和运平、聚水、书生、虎等几位伙伴像往常一样到地里搂柴火。为保持每次都有新鲜感，在虎的建议下几乎每天都要换一个地块儿，那天的目的地是永南队的南堰坑儿。我们正在地里搂着，突然发现永南队的麦场里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排人，还有个人在喊口令，我们觉得好奇就拉着搂柴火的耙子到场边上去看热闹。那是大队的武装民兵在出操训练，他们每人肩上扛着一支枪，操场边上还架着一门小钢炮，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六〇炮。他们扛的是步枪，我在二舅家见过，二舅退伍后也当了武装民兵。有次在他家还逗我，用枪口对着自己瞄准。他们全是复员军人：永北队的王青海、团东队的李庆祥和何玉奇、团西队的李聚宝、楝树庄的杨道昌、陈文清，站在前面喊口令的是大队武装营长李天柱。他们一会练操枪，一会走队列，雄赳赳气昂昂，煞是威风。休息时他们把枪架在一块儿，我们几个跑过去，禁不住都想摸一下，手还没挨到枪边，记不清是谁神秘兮兮地给我们说，可别走火了，那可是真家伙！吓得我们赶紧把手收了回来。武装营长李天柱说，长大了都去当解放军，到时候每人都给你们发支枪！干啥吆喝啥，三句话不离本行。

　　武装营长的这句话有意无意也罢，已经把他的本职工作给做了，好多年后虎和我都先后当了兵，不知虎是否在意，反正这天的场面一直没有离开本人的记忆屏幕。从那以后，梦里老离不开他们的影子。慢慢地，在我的脑海中悄悄盘旋着一个大胆的计划：有朝一日要把二舅和这些武装民兵们的辉煌过去变为我的现实，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到那个英雄的队伍里圆自己的梦，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目标一定，我就从心里头开始了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秘密准备。说来好笑，我完全按照当时的设计进行。我们家乡有句俗语：站着说话不腰疼。意思是说，事办成了你才敢喷大话、能说哩嘴。在这里点出这句俗语是想说明，可不是后来我当兵的目的达到了现在才在这里卖乖，而是表明当时的动机和后来的结果绝不是偶然的巧合，确实是有意为之。

　　不用说，哪儿都离不开文化，部队肯定更是如此，我深信，五湖四海汇聚一起，能人多的是，但最终拼的还是知识，搏的还是墨水，没有文化行吗？看人家雷锋，日记写得不仅字体漂亮，内容更是有思想、有深度，要是文化知识不扎实他能那样吗？没说的，咱得把文化知识学好，把根基底子打牢。不管学上到哪里，初中也好，高中也罢，哪怕只是个高小，可书咱得读好，读明白，读清楚，不说大彻大悟，但决不糊里糊涂。学历的高低和文化水平从来就是不能画等号的，关键是看你把知识学到手没有，华罗庚的学历不高吧？高尔基的学历不高吧？要是光看学历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有那样的成就。同样，用学历看人的水平，每年国家要增加多少文学家、科学家、音乐家、政治家？

　　那时有一政策，就是孤子、独子不能当兵。孤子就是姊妹几人中只有一个男孩，独子就是只有一个男孩。我虽不是独子，但我下面是两个妹妹，那时就盼望着母亲再生时能生个弟弟，好为我当兵创造条件。母亲说生我们几个时都是奶奶接的生，还不断问奶奶，小孩是从哪儿来的？奶奶给我说是从床头地下刨出来的，隔一段时间就拿个小镢头闹着让奶奶给我到床头边刨弟弟，每次都是奶奶抱着我高兴得又笑又哄。

　　小时候我是全家的掌上珠。父亲弟兄三个，父亲是老大，下辈人中我又是老大。爷爷去世早，但我们三家我这一辈儿中只有我记得爷爷的相貌。有了小妹妹后父母照顾不过来，遇到我闹人时父亲就吓唬说再磨人就打你，这时爷爷总是护着我，记得都五六岁了，还常常躺在爷爷的怀里睡觉。有件事我对爷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一直储存在脑海里。

　　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的年代，积极的人多，觉悟高的人多，国家一号召响应的人也多，为支援大炼钢铁，村上的大树几乎都让砍光了。可有一天干部们到一户人家的院内去砍他家的大树，这家说啥不让砍。问他原因，他说国家政策咱拥护，可有些人家的大树为啥不砍。原来他是有所指的，父亲明白了原委，就是我家院内也有一棵大树还没有砍。父亲知道，自己是党员，又是干部，二话没说就回了家。爷爷一听说要砍自家的洋槐树，而且是他亲手栽的陪伴了他们好些年的洋槐树，自然是心疼的舍不得。

　　这棵树的年龄肯定比我大得多，记事起它就硕大无比，茂密的枝叶遮天蔽日，每到夏天再毒的太阳也不会把它晒透，它成了全家人的遮阳伞，也是全家歇晌、吃饭的好场地。叔、大还时常逮来蚴子（蝈蝈）放在上头，天气越热它唱得越欢。上头开的花又大又多，拌了面蒸来香甜好吃。树大招“蜂”，有一年树上接了好大好大的一个马蜂窝，有天晚上父亲趁着夜色悄悄地爬到树上的蜂窝下，把一捆麦茬对着蜂窝迅速点着，马蜂们还弄不清怎么回事就被烤死在蜂窝里。父亲把蜂窝摘下来，教我们用做衣服的针挑着还没成蜂的蛹香香地吃起来。大树很有灵气，每逢天气变化它必有动，冬来叶落，春至萌芽，所以它又成了冷暖热凉霜雨雪风的晴雨表了。父亲知道这棵树在爷爷心中的分量。

　　爷爷终归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人，他理解父亲。过去人老几辈当长工出力流汗啥时上人前站过？现在父亲是党员、干部，今天出去开会，明天外出办事，也成了庄上的大忙人了，这多体面？说啥也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咱看咱笑话。这棵树咱也砍了，啥也不为就为今天咱也能站到人前头！爷爷对父亲的理解支持让村上有意见的人都感动了。也该这棵树命大，就在第二天父亲带着人拿着工具准备去砍这棵树的时候，上面突然来通知要党员们去开会，待回来时完全是另一种结果：不让大炼钢铁了。随之而来的是爷爷心疼但又作出忍痛割爱决定要砍的这棵树却侥幸地逃过了一劫。尽管如此，这件事让我对爷爷更加的崇敬。　　

　　奶奶对我更是娇惯。我很小奶奶就请算卦先生给我和表弟立成掐八字算命，说我将来是当官的。从那以后，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立成老说俺表哥是当官的，我是牵马的。奶奶的话语里也带着自豪：将来我就指俺孙子哩。奶奶娘家是西北山观音寺西竹园的，我随父亲去过。第一次从部队探家期间我还去看过六舅爷和几个表伯表叔们。六舅爷是奶奶的兄弟，是一个手艺高超的兽医专家，我们这一带的牲口一有疑难杂症医不好，都会去请他，奇怪的是只要经舅爷诊治定会药到病除。有一次队里的一头牲口不知怎的不吃不喝，周围的几个兽医都看过了还是不见好转。“牛是农民的宝贝”，眼看着这头牲口越来越瘦，队干部和牛把式都疼的揪心。还是舅爷，把他请来一看，一服药下去，这头牛也吃了也喝了，不几天就重新上套拉犁了，周边几个村的人当然也包括给这头牛看过病的先生们赞不绝口。当时人们一直纳闷：这牛到底得的什么病？舅爷是怎么诊断出来的？给它用的什么药？过后好多人都想从舅爷那儿问出答案，但舅爷一直没说。还是有一次队里请他来给牲口看病时聚林哥问出来了，因为我家和聚林哥家中间只隔一户姓王的邻居，而且关系又特别好，所以他和舅爷也很熟。他一问舅爷就像没事似的给他说了：那头牛是喝井拔凉水激住了。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有些原本普普通通的东西，时常会人为地去将它复杂化，以至于走进那条自觉不自觉为自己设计的死胡同里去而不能自拔。我想，舅爷能把那头牛的病因随随便便的告诉一个年轻人而对一些道貌岸然的索问者不置一词，这绝对不是出于他职业秘密上的保守，也许在他看来这本来就是小事一桩，怕说了又让他们给复杂化了。

　　兽医都敬药王爷，舅爷也是，在他的牌位桌上药王爷的席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一次父亲带着我的二弟淮平，叔叔带着他的孩子小正一同前往舅爷家。我的两个弟弟顽皮好动，大人都在院内说话，他俩不知什么时候把舅爷敬的药王爷的头给扭下来了，玩了一会儿后把头又脸朝后插在了身上。吃饭的时候舅爷回来了，一进门就说，今天不知道咋了，人家请我去看牲口的病就是号不准，脑子里就像一盆浆子，老是昏昏沉沉。待进到屋里一看我两个弟弟正在摆弄脸朝后的药王爷，他笑着说，我说咋回事，原来是这俩小家伙！说着马上又把药王爷的头给正了过来。也不知是真是假，舅爷说这一来他脑子不混了，那牲口的病他也清楚了......

　　山里人厚道，这话用在奶奶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奶奶是个很会持家的老人，而且邻里关系处理得很好，在我的记忆里从没与人发生过口角和不快。奶奶也很要强，我们一家最先分出来，那时叔和达还没成家，还需要奶奶的照顾。后来叔和达先后成家，奶奶怕拖累他们就坚持一个人过。奶奶将来指望我的那种期待我一直记在心里，也经常帮奶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让奶奶失望。有一次帮奶奶推磨，执意要单独完成以证明自己长大了以后能为奶奶做事了，无奈年岁尚小转了几圈就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奶奶心疼得不得了，一边数叨我不该逞能，一边赶紧拿个磨杠摽在另一端和我一起推。

　　父亲姊妹五个中二姑最小，奶奶最疼她。二姑叫李玲，也只有她是个文化人，高小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先在邻村马村小学教书，后又到刘庄供销社当营业员。二姑对我很亲，还不到上学年龄就嚷嚷着非跟她去读书不可，她就给我买铅笔、写字本，教我识字、写字。有一次我姨家的国表哥穿一条裤脚是松紧口的裤子，我也哭着要母亲把裤子改成和表哥一样的，奶奶也哄母亲也哄但没有改我还是不依。还是二姑有办法，她找两节松紧带把我的两个裤脚扎住往上一提再把裤腿向下一放，我的松紧口裤子成了，才算把我打发住了。从那以后我认为二姑很了不起，也最听二姑的话，啥事只要她一说，认为就是对的。二姑有文化还是个细心的人，小时候我都见过二姑给奶奶照过很多相，有二姑与奶奶合影的，有奶奶单独的，遗憾的是没有保存下来。只可惜二姑好命不长，她结婚后随姑夫到海南岛，当时姑夫在部队服役，回来后因小产大出血不治身亡，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二姑是奶奶的寄托和希望。二姑的去世对奶奶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有段时间奶奶几乎陷入了绝望，好多年奶奶都无法从痛苦中挣脱出来。每年的二月二、十月一是我们本地上坟烧纸祭奠逝者的日子，一到这一天奶奶就让我陪她到北乡界板沟二姑的坟上烧纸，每次都是一场撕心裂肺的痛哭。看到白发苍苍的奶奶蜷缩在二姑的坟前呼天抢地，看到一个历尽世间沧桑已经看到光明即将苦尽甘来如愿以偿的白发人给一个寄托了自己全部的希冀和梦想已经开始而且正在谱写灿烂人生却英年早逝的黑发人烧纸点香，禁不住我也陪着奶奶流泪痛哭，每次都给二姑磕很多头，我多么希望二姑能够在另一个世界里听到看到眼前的这一切。

　　1969年农历正月十五，奶奶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在我家当门屋子的床上与世长辞，临终前还呼唤着我的名字。我把对奶奶的怀念与哀思化作一篇悼词，对她的一生尽我当时的文化所能给予了充分的评价。出殡那天，奶奶的灵柩从我家出门后的长巷道儿抬出去停放在永南队吃水井旁的十字路口处，我含着热泪当着为奶奶送行的亲人和前来观看的人们的面为奶奶念颂了悼词。我的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开了李村的先河，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我向来爱收存资料，只可惜当时忙乱后来一直没有找到那篇悼词，但其中的几句话我是永生难忘的：人总是要死的，但奶奶不会死，她会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后来母亲又生了，仍然是奶奶接的生。可奶奶告诉我是妹妹后我一脸的扫兴，当即就说：臊气！咋又是个妹妹，我又当不成兵了。不吉利的话从小孩子嘴里说出来以后大人格外重心，奶奶当时就很不高兴。母亲满月那天，按当地风俗必须到外婆家住几天，最少也要隔上一夜，于是我就帮母亲抱着妹妹去了小许坊外婆家。妹妹取名玉，一岁多了还不会走，不到两岁先是害病后是长疮不幸夭折，那时医疗条件差，请了很多医生都没把她看好。记得那一年兴借地，家里打了九斗玉米六斗麦，为给她看病父亲把这些粮食全粜完了。过后我特别的后悔，一度认为是我那句不吉利的话给妹妹带来了不幸。　

　　1964年农历十月初六这天我非常高兴。这一天是星期一，我从学校回来一进家奶奶就给我个惊喜：母亲给我生了个弟弟。当时的高兴劲就别提了，弟弟的到来从真正意义上拉开了我当兵的序幕，实现我当兵的梦才有可能，因为我不是孤子了。我比弟弟整整大一轮儿，同属龙，母亲也属龙。俗话说，一家三条龙一辈子不受穷，别人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到1991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母亲去世家里也没有摆脱一个穷字。但穷有穷的过法，我们人丁兴旺。人往长处看，事往远处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好运，因为我们有人，人是最可宝贵的。正是靠着这种企盼，才使得穷人也有希望，也有生命的动力。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何怕没柴烧？靠着这种信念，穷人也活得有滋有味。也正因为有了穷人，富人才能显山露水，要是没有了穷人，富人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们家虽穷，但弟弟的到来在我的心中比什么都强，穷算什么？我有弟弟，这是最大的财富。

　　满月那天，母亲照例还要到外婆家去隔一夜，但是这一次我坚决不让带走弟弟。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小小的年纪竟能作出那样的决定：我要坚决保护弟弟，无论如何也不让过去的悲剧重演。当时我是铁了心，要去母亲一人去，把弟弟留在家。奶奶、父亲和母亲怎么劝我都不听，他们看我主意已定，只好把弟弟留在了家里，母亲只身去了外婆家。弟弟一饿就哭，还好，表弟长江正在吃奶，奶奶隔一会儿就把弟弟抱过去让大姑喂他。我专门请了一天假，只要他一醒就抱着不停地悠，以最大的努力不让他哭。后来奶奶和父母都问我当时为什么不让母亲带弟弟往外婆家去，听了我的回答后奶奶给了我一句话：这孩子人小鬼大！

　　情况是这样的。我是老大，我下面本是一个弟弟叫双淮，听大人们说，长的又白又胖，十分逗人喜欢。我就不只一次听到过邻居们对他的评价：那就不是人孩子，太精太能。在过去人们的认知中，小孩的精明程度超越了他的年龄那是不正常的，一旦有了意外就说明他不是鬼就是怪，本就不该成人。这样的解释虽然荒谬但也解脱了很多母亲的痛苦：是财不散，是儿不死，谁叫他精哩过头！精哩很喂不活！当时我太小对他的印象不很清楚，但脑海中绝对有他的影像，依稀记得他坐在一个小凳子上拿一个什么东西在玩。可后来不知怎的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懂事后我才知道永远也见不到他了。父母亲给我说，弟弟刚没有的那些天我找不到他，不停地问弟弟到哪儿去了，每逢问起他们都说上外婆家去了。小孩们好哄也忘得快，有了妹妹玩以后也不再找弟弟了，只在记忆的空间里保存有他一个模糊不清的轮廓，好像他永远地坐在那个小凳子上摆弄着自己手中的小玩意......这个弟弟双淮与后来的妹妹玉的不幸夭折我都把它归结于同一个原因，那就是：满月时母亲都抱着他们到小许坊外婆家去过，而进外婆家的庄之前都经过了坡上的一座庙，这肯定是庙里的鬼怪在作祟！所以，我说啥也不让母亲带着弟弟走那条路往外婆家去。小孩终归是小孩，那天我又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我可不叫俺娘带着弟弟到外婆家去，再跟双淮和玉一样。”这句不吉利的话一出口得到的自然是老人们的一阵责怪，但起到了作用，他们忌讳怕挤到尖儿上，把弟弟留在了家里。

　　自从有了弟弟，奶奶常给我说，以后你有帮锤儿的了，我的心里美极了。每天上学走时看看他再走，下学了第一件事就是去抱他亲他，稍大一点后晚上还搂着他一起睡，寒假暑假我都带着他玩。他也特别淘气，一岁多的时候，有一天他到灶房把母亲放在小锅里给猪煮的食当成了能吃的东西。其实里面煮的是坏红薯干碎成的小疙瘩，他把里面的一把抢锅刀给拉了出来。正好是夏天，他光着身子，抢锅刀带着滚烫的猪食巴在了他的左胸上，听到他的哭叫，父亲用最快的速度找来医生，医生给说了个单方，用白糖将白脖子蚯蚓化成水，然后用鸡毛沾着往烧伤处涂抹。那以后的好多日子父亲和我老到南边的麦场里挖白脖蚯蚓，由于他太小为防他因伤口痒用手抓，几乎一夏父亲都是一只手抱着，一只手抓住他的左手，我也经常替换着抱，直到他的伤口长好。我们搬到花园新盖的房子时他才十个月大，在新房子学会爬，那时还没用上电，照明点的是煤油灯。有天晚上我把他放在屋里当门的牌位桌上爬着玩，突然看见贴在墙上的牌位纸上有一只蝎子在爬，我正准备找东西去打，蝎子却掉到桌子上，弟弟只管往前爬，正好用手按住，把他蛰的叫了起来。

　　1969年冬天，征兵开始了。我决心投笔从戎，将从小在心中规划的蓝图付诸实施。我暗暗卯足劲，不管怎样今年非走不可。动员会上，武装营长慷慨激昂的讲话把我们的激情给煽动了起来，个个摩拳擦掌，会一结束我就写了申请书。不过，他在宣读动员提纲时把那上边的“当前世界革命风起云涌”念成了“风起云通”。那时候报名参军的热情很高，大队规定10月29日开始报名。为了抢到第一个报名，头天晚上，我和同生产队的温国平一直在书生家门口玩耍等时间。书生家院子的西南角墙外栽有一个护墙用的大石头，平时我们每到晚上最肯在这儿玩。那晚也是。开始我们聚了很多人，记得有运平、聚水、书生、立成、福海、温国平和我。因为第二天早晨开始报名，我怕在家睡着耽误事争不到第一，就组织他们几个在一块儿熬夜。为防止瞌睡，让他们尽可能地多陪一会儿，就不停地鼓动大家轮流讲故事。最后，他们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就给国平说，让他们回去咱俩在这儿等吧，争取明天咱报一、二名。国平那年也决定报名参军，他们走后我俩又在那儿说了很长时间的话，互相描绘着参军后的美好未来。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觉得天快明了，事不宜迟，别让旁人占了先，就急忙往北头武装营长家住的地方走去。说来真巧，刚走到他家大门口，就听到院内屋子里头传来“哇”的一声婴儿的啼哭。原来这是我本家哥哥天福哥嫂子正在生产，他们在一个院子住。就是这个地方，二十多年之后出了个大学生李斌，和我大学生的妹妹冬侠一样，成为家族的骄傲。一会儿院子里的人出来可能是给产妇找什么东西，我们一问才知刚过半夜离天明还早，回去休息吧怕明早起不来，索性就蹲在门口等。第二天早上还是武装营长把我们叫醒了，原来夜里我们不知道啥时候睡着了。武装营长感动了，给我记了第一个报名。

　　大队那时共七个生产队：团东、团西、永南、永北、前进、光明，还有我们加强队。有意思的是，其他六个队都有兵，唯独我们队从国家开始征兵以来就没有走过一个。这不是我们队没有适龄青年，而是年年参加报名体检都没有合格的。头几年拥军队里干部也没在意，心想今年没有明年有吧，明年没有后年能没有？谁知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时间一长，每到春节拥军的时候队干部和群众都觉得心里不好受。这倒不是因为队里没有参军的兑东西吃亏，而是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难道就我们队的青年们身体不好？现在想来，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沾了队里从来没兵的光了。这一年队里的干部们提足了劲，大队也给了很大的倾斜，尽量创造条件给我们队的适龄青年以更多的机会。按硬件这一年我的年龄还差一岁，但我的要求迫切，报名积极，加上我们队的这个情况，大队给了我特殊的照顾。

名字报上了，在大队部门口粘贴的名单上我还是第一个，但报名的很多。那年上级分给我们大队的名额是四个，进站体检的比例是一比三，即一个兵进站体检三个。虽然报上了名，先不说是否能体检上，能不能进站体检还说不定，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盼望。为了能够进站体检，我不停地去找武装营长表决心树壮志，还想方设法挣表现：大队组织适龄青年在村西至小西庄的沟里靠南的一边挖树坑搞绿化，靠北是白象店的，我虽然身材弱小体力不支，仍然坚持拼命大干还超额完成任务。大队组织各队发展经济栽苹果树，我们队的苹果园规划在河沟东的地里，这里都是石盘地，树坑很不好挖。为了响应大队号召，我占了两个坑的位置，我想再难不就是一米见方的坑吗，谁知挖起来才知道太不容易了。现在想来，要不是为当兵争表现的动力在支撑着自己，像我这样弱小的身材无论如何是不敢接受这样的任务的。好不容易挖好了一个，手上全磨成了血泡，第二个只挖了一小半我就离开了，也不知它在谁的手里继续完成。焦枝铁路也在那一年开始修建，上级给每个大队都分派了砸石子的任务，大队号召要求入伍的青年们用实际行动支援国家铁路建设，看谁砸的石子多，贡献大，表现好。号令一出，都争先恐后。我用一个旧皮带按上面要求的尺寸做成一个圆圈，虽然年岁小砸的可不比别人少。需要说明的是，在村西挖树坑、河沟东挖苹果树坑、为焦枝铁路砸石子，都是要记工分的。但为了表示我当兵的决心，一律没让给我记分，全都尽了义务，这在全大队的青年们中间都是知道的。时隔四年多以后我从部队回来探亲，路过钢厂路上的铁道时想认认哪几块石子是我当年的作品，还专门到村西看看我当年挖的树坑里的树长得怎么样，又到苹果园里去瞧瞧长在我挖的树坑里的苹果树是否健壮。

　　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振奋的消息终于来了。一天下午武装营长通知我，晚饭后让我到团西队的场里去开会，并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不许让任何人知道今晚开会的事，如果保不住密，就别想当兵的事了。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很大的场，专供秋麦两季收打粮食之用，场里都有几间房子，有的还将房子改造成烟炕，秋天烟叶下来时炕烟，冬天又成了储存牲口草料的草屋。晚饭后我迫不及待地走出家门往那里赶，父亲问我到哪去我也没敢说实话。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走到场里才看到屋里有微弱的灯光。到屋门口一看，武装营长和几个干部已经在屋内等候。几个早到的青年人也靠里面坐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严肃。我也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不一会儿，又来了好几个。武装营长数了数，知道人已到齐，又一一点了名。一共十三个人：韩宪、冉长兴、温国平、许国胜、杨占、吕永法......和我。那晚激动的我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来到了县城高中院内，体检站就设在这里。体检一开始，我们依次走进各个检查室，量脉搏、测血压、验视力、试色盲、看五官、查内脏......接兵部队的人不停地在各个体检室里转悠，并不停地在他们的小本本上记着什么。后来才知道，那年来接兵的是两个部队，一个是四川的陆军部队，另一个是武汉的空降部队。他们都派自己的人在各检查室里挑选比较精明满意的兵，以便在分兵时把这些记录上的往自己的部队里选。当时我比较机警，已经隐隐觉得他们记录的意思。所以每逢有转悠的军人我都主动搭讪，问人家是哪个部队的，要求他们把我带走，几乎所有到科室转悠碰到我的军人都记下了我的名字。

　　在检查内脏的科室里，有一个小小的环节令我十分担忧。医生用手按着我的肚子，一会让我吸气，一会让我呼气，然后给我说，你的营养咋这样差哩！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军人站到了我的旁边，他肯定听到了刚才医生的话。我想坏了，说不定就会因为这位医生说出的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会让我的希望落空，得赶紧想法弥补。我马上给那位医生说，我的身体没事，再重的活也能干。还给那位军人说，解放军请放心，咱在农村吃哩五谷杂粮，扛枪打仗咱身体壮着哩！那位军人听了我的话笑了，打开了他的小本本，估计我的名字又被写上了。那位军人走后，我又央求医生，千万别把营养不良填在体检表上，医生笑笑喊了下一个体检的名字。到部队后我当过两年文书，有机会翻看自己的档案，果然在身体状况一栏填的是健康，我从心里头感激那位医生！其实那位医生说的绝非诳语，农村吃的都不好，尤其我家，用吃糠咽菜来形容也不为过，青黄不接时还常常吃两顿饭。谈何营养？

　　最有意思的一关是裸体检查。因我年岁小加上营养不好第二性征的发育还未启动，全屋子人看到我还是一个光板板，都笑了起来。量身高时，我使劲伸长脖颈，趁医生不注意还把脚跟提了起来，当然瞒不过去，没办法，一米五二成为我入伍体检表上永恒的身高。接着我们两手抱头，两腿向外分开下蹲，两脚尖着地，脚跟相对排着队在屋子里转圈，活像一群赤身裸体的大猩猩，十分滑稽。这是在检查我们是不是平板足、罗锅背。好在屋内有两个大火炉，虽然时逢数九寒天，一丝不挂也不觉得冷。我们围着火炉足足转了好几圈，中间的几个医生和军人把我们逐个看了个遍。

　　接下来的检查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轮到北乡不知道是哪个村的青年进行肛门检查，他两脚叉开两手着地屁股翘的高高，我们都是这个姿势。有个戴眼镜的医生拿着仪器走到他的跟前对他进行检查，那个青年可能平时就没有拉完屎擦屁股的习惯，不然当兵体检哩也没把屁股擦干净。医生弯下腰将他的屁股拨开一看满沟子的屎，见状医生说他：你咋这样不讲卫生！这还不算，话音刚落，只听“砰”的一声一个响屁冲击而出，把屁股沟里的屎花子崩了那位医生一脸一眼镜。他这个屁太不识时务，酝酿的也太不是时候，早不响晚不响偏偏在这个时候一鸣惊人。这绝不是他的恶作剧，不用说他这年的当兵梦让这个不知趣的响屁给崩跑了。

　　体检完从县城回来心里还放不下，不停地找武装营长打听。武装营长李天柱，是我的本家哥哥。也是五十年代当的兵，在海军部队服役，曾在北海舰队后备军官学校学习，后因病退伍还乡。从部队回来以后就在大队当干部，武装营长一干就是几十年。尽管离开了部队，但他是个标准的军人，军人的素质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年的征兵中，他为我所作的努力令我特别感动。那年月对入伍青年在政治上审查的非常严格，甚至要查你三代祖宗。当时正值文革前期，党组织根据每个党员的实际表现作出是否恢复组织生活的鉴定。父亲是解放前参加组织的老党员，由于家中人口多老是缺粮，人穷志就短，时间久了就觉得自己说不哩嘴，凡事也就不再锋芒主动了。这样，有时该说的话底气不足了，该举手表态的事也要看看别人的态度，自然发言就少，遇事不前。昔日积极争先的劲头不见了，在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中父亲被搁置在了组织的大门之外。当时还有一名党员和父亲一样的境遇，那就是许国胜的母亲，除他俩外全大队其他党员全部恢复了组织生活。

　　政审那天是在县委党校（现为鲁山宾馆）院内，轮到我们大队政审时，我站在政审室的窗子外面偷听。里面一问一答，问的是政审组的人，答的是武装营长。当问到我的情况时，我的心里咚咚直跳，生怕哪一句答的不顺畅而影响了我的政审。结果，问的具体响亮，答得干脆爽快：姓名？李淮！籍贯？张店李村！家庭成分？贫农！文化程度？初中！政治面貌？团员！有何特长？会吹笛儿！该青年父亲？李贵生！政治面貌？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没有？恢复了！......我长出了一口气，我最担心的父亲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问题在政审现场武装营长竟斩钉截铁的回答他们说恢复了！出乎意料，连我都没想到他为了加重我的分量，在人家问到有何特长时竟不假思索马上应答“会吹笛儿”。尽管这个小小的特长在政审时的作用不见得那么重要，但足以说明他对我平时的了解和把握准确而有火候，对我政审时作的准备是详尽认真成竹在胸的。

　　体检完了政审完了，可结果怎样还是个未知数，那些天对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课堂上老是走神，眼睛盯着黑板看着看着那就不是黑板了，有时变成这有时变成那。老师讲着课听着听着就不知道老师讲的啥了，精神就是集中不起来。一连几天没有消息不见动静，问武装营长他却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等候祖国挑选。越听他这样说越是着急，谁做两种准备？我就是一种，非当兵不可！庆幸的是那年我当兵走了，假使要是走不了，该是什么样的后果？弄不好我会在精神病院里手舞足蹈邋遢人生了。现在想想真有点后怕。

　　一天我正在上课，韩宪老师把我从教室里喊了出来。一看，学校的院里站着两位解放军，顿时我明白了，肯定有我的戏了，不然不会把正在上课的我叫出来。那两位解放军其中一位是军官，另一位是战士，站在他身后，好像是他的通讯员。接兵的都有一个程序：家访。他们的到来至少向我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体检和政审我已经过关了，心里非常的激动，我想无论如何今天要把这两位解放军征服。那位首长问我为什么当兵，当个什么样的兵，当兵要打仗怕不怕吃苦受累流血牺牲，这些当然都难不倒我，问什么我都对答如流。这时下课铃响了，校园里来了解放军，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次，各个年级的同学们都围了过来看稀奇。这一来我就更有精神了，我向来好热闹，人越多越能表现。我想，你是部队的首长，你还不知道我是这个学校的“连长”呢！平时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我还经常整队讲话呢，今天让你看看我这个“连长”的水平！看得出来那位首长已经对我有点意思了，同学们都羡慕地看着我，那一刻我觉得骄傲自豪风光得意。那位首长不停地问这问那，和颜悦色，每当我的回答得到他的认同时在场的师生们像配合我似的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那场面极像现在电视上的现场采访，劲爆红火。

　　突然，那位首长摸着我的头笑着给我说，你还没有步枪高恐怕当兵不行吧？听到这句话，也不知哪来的机灵劲，马上走到他的通讯员身边踮起脚和他比个头，还用手从我的头顶比划到他的头顶说，首长你看，我和他一样高，他能当我也能当！惹得全场的人都笑了，那位小战士也冲我笑笑，还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位首长也笑了，从他的表情上我读懂了他的意思，已经喜欢上了我。好像是故意逗我一样，他又笑着说，你个子小......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我就站到他的面前，俨然像一个战士那样，底气十足而且铿锵有力的对他说：首长，别看我个子小，照样把帝修反灭亡！现在我都无法想象，当时怎会像答记者问一样，有现成的词儿在嘴边等着。这冲口而出的豪言壮语恰到好处，博得在场的人一片叫好声，好像我的这一举动也是为他们争了光一样，都把骄傲和佩服的目光投向了我。能感觉到，那位首长也被感染了，他一只手摸着我的脑袋，另一只手竖起了一个大拇指，笑眯眯地说：小同志，有你的！

　　1969年12月3日，对我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常的日子，这一天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天是决定我命运的日子。12月5日那天，武装营长把一张鲜红的入伍通知书送到了我的手里，我简直不敢相信，朝思暮想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真想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我太幸福了。那张通知书至今我还珍藏着，二十四开对折，正面红的鲜艳夺目，正上方居中五个醒目的黄色行书字：入伍通知书。掀开后左半边上方是，最高指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最高指示下方是，林副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因而是战无不胜的队伍。”右边是令我心花怒放的文字：

 

　　李淮同志：

　　你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报名应征，担负起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职责，是非常光荣的。现批准你服现役，望你接通知后，于十二月八日前来县报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

  

　　在落款处的年月日上并排盖着两个红色大印，前面的一个是：河南省鲁山县革命委员会，后面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武装部。

　　虽然12月5日我才接到通知，但决定我命运的是12月3日，因为在这一天国家已经批准我入伍了，所以，每年的这一天我都要有所表示。说来也奇怪，这纸通知不仅成就了我的当兵梦，还让我成了我们生产队历史上参军入伍的第一人。而且从我开始，以后接二连三每年都有参军走的，这个局面被彻底打开了。这一年我们村一起入伍的还有三人：杨战、吕永法、许国胜。杨战去了武汉空降部队，国胜去了北京军区卫戍部队，我和永法到了成都部队。很可惜韩宪老师因为心脏有杂音而没有体检上，要是他能够到部队去，可以想象，凭他的文化水平一定会有不凡的表现，他的才华也会得到尽情地展示。

　　接到通知书的第二天我们就进城换衣服。那天早上，我和父亲同武装营长一道，到张店后拐到了公社院内，正值机关开饭，武装营长安排我们在公社伙上就餐。公社的人都认识他俩，也没有向我们要饭票。凡事都有开头，要是追寻我这一生何时开始吃公家饭的话，这一顿饭就是起点。

　　这一年征的兵，全县八百多人，据说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换衣服的地点仍在高中院内，我们全部集中在高中的操场上。换衣服的顺序以公社为单位先远后近，为的是换完衣服不耽误当天回家，我们公社离县城近，下午才轮到。按高矮顺序站队，全公社我排在倒数第三，报了最小的号码三号服装还是大了很多。当天晚上回到家中，母亲连夜将上衣和裤子的下边分别往里卷了很多，用线缝住我才勉强能穿。不怨衣服的号大，我那一米五二的身高实在是无法领起这威严的军服。

　　新袜子、新棉鞋、新衬裤、新衬衣、新棉裤、新棉袄、新裤子、新上衣，这里表三新的装束我还是第一次见，第一次穿。在县城换上新衣服收拾旧衣服的时候，我的心头涌满了酸甜苦辣。穷人最容易满足，瞬息之间我成了最富有的人了。那会儿我想，要是现在退伍回来一定把新棉衣给父亲穿，其他的分给母亲和妹妹们。一件烂棉袄，一条旧的天蓝色偏开口单裤，一双浅腰黑胶鞋，一根黄帆布腰带，就是我全部的旧衣服。我记得非常清楚，将换下的旧衣物用那根腰带捆住，实在是太不起眼。

　　母亲为我临走没有穿上棉裤一直心里不好受，不止一次的问我是不是生她的气了，她想起了我小时候说过的一句话。都忘记了是几岁那年，也忘记了是因为什么事，我给母亲犟了一句嘴：恼喽我以后当兵永远不回来啦。谁知这句小孩子的气话母亲却一直记在心里，今天来对号入座了，可见这些年母亲含辛茹苦一直在想法做着避免再让孩子生气的事。母亲的话让我鼻子酸的差点掉下泪来。我在心里说，母亲多虑了，孩儿怎会那样呢？不是父母亲不给我做，而是我坚决不让做。我最理解父母的难处，弄一尺布一两花都十分不容易。我是华山一条路——非当兵不可，走不了再做也不迟，大不了冻上半冬。我的个子小，要是给我做了棉裤，我一走家里没人能穿，父亲穿着小，妹妹弟弟穿着大，我不想让急需棉花和布料的家里因还有几个月就要走的我而让棉花和布料闲置在那里，我于心不忍。我穿的棉袄里头没衬衣外面没外罩，在我们那里像这种穿法还有一个别致的叫法：刷筒儿。那条天蓝色裤子还是秋天的时候父亲在我的央求下卖了一担红薯给做的。

　　那年流行天蓝布，很多人都用这种布做衣服。我还从来没有向父母强要过什么，因为家中困难，最懂得老人的不易。这一次却对父亲提出了强烈要求，原因是宣传队经常到外地演节目，上县里演出也是常事。而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每次到外地演出都得借衣服，借的多了人家不耐烦不说，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就给父亲说，我都这么大了，演节目老是问人家借衣裳，要是哪个女同学或者那个庄的闺女对咱有意老穿这么烂人家还能看上？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对父亲的威逼，父亲满足了我。布扯回来后，就拿到南头许国胜家，国胜他母亲有一台缝纫机，村上的缝纫机很少，好多人的出门衣裳都是来找她做的。原来做正开口还得撕衬布，没办法就剪了个女式的偏开口。偏就偏吧，还能两面换着穿，节省。不管怎样我也有了件出门衣裳了。那双黑胶鞋还是抓阄抓住后问大舅要钱买的。买来后好天雨天就没离过我的脚，直到去换衣服还和我形影不离。虽然外面飘着雪花，赤裸的双脚连袜子都没穿，但有了它的呵护，脚上的温度才得以存留。腰上的那条黄帆布皮带其实是半条而不是一条，还是二舅在部队扎过的。有次我到二舅家玩，他看我天蓝裤的裤鼻儿里扎根布绳儿，就把这半截帆布皮带找出来给了我。回去后用铁丝在两端做了一副简易的皮带扎子，就是它一直陪伴我到换上军装的那一天。第一次从部队回来探亲时还专门找过那双胶鞋和这根皮带，想把它收藏起来作永久的纪念，但没有找到。我知道，在我家里是不可能留下什么文物的，太穷，任何东西都会物尽其用，不是父亲用了就是妹妹们用了。

　　新衣服而且是令青年们羡慕的崭新的军装穿在身上，暖和的可不只是皮肉之躯，而是整个身心，会让你在冰天雪地的严寒隆冬觉得心里有盆火，在七月流火的酷暑盛夏好似胸中揣块冰。美的我穿着它走东串西访友问亲，也不管人家会不会笑话：没见过啥，穿一身新衣裳就景的不得了！我想，那两天肯定有人说我烧包（老家方言，显摆的意思）。说就说吧，从来就没有烧过，也真想烧烧，就是没烧的本钱，现在就烧一回吧，只要咱不忘本以后不烧了人家会理解咱的。我的运气真好，赶上了好时候。以前走的兵换了衣服以后就不让再回家了，怕到家后思想再起变化躲起来不去了，让送兵的接兵的都为难，而且这些现象还不止一两个村发生过。从我们走这年开始，换了衣服还让在家逗留两天，实在是我们的幸运。

　　12月7日晚上，大队部屋里院里都挤满了人，像往年走兵的时候一样，大队没有忘记老传统，为我们四个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大队党支部、革委会向我们赠送了纪念品：一个笔记本，我一直将它当作宝贝收藏。上面的赠言是温富杰老师的笔迹，“赠给：入伍青年李怀同志”。那以前他们把我的“淮”字都写成了“怀”。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正在白沙水库干活，那个地方我去过，与父亲一起在那儿干活的史书兴有次回来看望，返回工地的时候，父亲让他把我也带了过去，他的闺女叫史娥，也和我一起到了白沙水库。我们在那儿住了好多天，每天都到大坝上玩耍。我们这里的河都是淮河的支流，那年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所以修水库都叫治理淮河，我的名字就是根据这个起的，到部队后我才把“怀”字改了过来。我作为入伍青年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发言稿早在5号的早晨就已写好。当时我调动所有的知识储备，把自己的心里话倾泻在那份发言稿上。我的发言引起了全场的震动，雷鸣般的掌声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后来我把这篇发言稿加了个题目《最最幸福的一天》，收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文集《一江秋水》之中。

　　宣传队自然也少不了现场助兴，作为宣传队的一员，我最后一次和宣传队的同志们一起为乡亲们表演节目。那晚我特别激动，几年来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大家看我们排节目演戏，也无法统计我们演出过多少场次。群众是我们生存的土壤，宣传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我们这小村的土台子上演到县城北关的大礼堂、县委的大院，都是因为群众的热情在感染着我们，鼓舞着我们。每次排节目群众都把现场围的严严实实，这本身就是给我们鼓劲加油，提供前进的动力。每当自己在舞台上置身于乡亲们的目光之下，一种成就感、荣誉感油然而生，也就是在大家的关注下宣传队的水平不断提高，我自己也在不断进步。

　　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我自告奋勇自报节目，穿着母亲给我缝过的军装当场为大家演唱了一首自己填词的《真是乐死人》。这是一支家喻户晓的老歌，歌词诙谐幽默，旋律优美动听，还是在白象店上学时跟常瑞生老师学的。这支歌曲表现了一个战士参军后的快乐心情，恰好和我当时的心情一样。所以，拿到通知书以后我就悄悄地进行了创作，给这首曲子填词：

  

欢迎的晚会上，

热闹又开心。

想起了一件事，

真是乐死人。

要问那什么事？

听我来跟你论。

你要问那你要问那什么事什么事？

听我来跟你论我来跟你论。

 

从小我立志向，

长大要去参军。

可是我年纪小，

老不到成年人。

一年又一年，

等的着急人。

快快长吧快快长吧快快长使劲长，

唉！真是急死人真是急死人。

 

今年一征兵，

动员到我村。

积极来报名，

我是第一人。

进城去体检，

接着又政审。

过了一关过了一关又一关关关过，

拿到通知书，国家批了准。

 

欢迎的晚会上，

热闹又开心。

隆重又热烈，

送我去参军。

不忘故乡情，

嘱托记在心。

我到了部队到了部队坚决干好好好干，

年年戴红花争光众乡亲！

哎哟哟——真是乐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