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歌罢，掌声笑声汇成一片，把欢送大会推向了高潮。那晚，我是绝对的主角。虽然这不是我的第一次创作，但这篇文稿一直被我留存了下来，要是以文字为凭的话它就是我诗歌的处女作。先前我曾为父亲写过《斗私批修见成效》的长诗登在韩宪老师主编的大队的《红色通讯》上，也编写过不少顺口溜、小诗，只可惜那些文稿包括《红色通讯》都在岁月的长河里流失了。
第二天父亲送我到县城集中。一大早我们出村往东去楝树庄和永法会合。楝树庄南有一个大水坑，头天晚上欢送大会结束后我们约定就在这里见面。这个大水坑至今还有，我们经常在这个坑里凫水洗澡。从这个坑向北不远有一条向西去的路通到岭上也通到我们村，父亲和我就是走这条路去的楝树庄。那天早晨很冷，我穿着新军装，父亲依然穿着那身补了好几块补丁的旧棉衣。从家里出来到楝树庄的路上父亲不停的叮嘱我到部队好好干，要争气。到了大水坑处永法还没出来，在等他的时候父亲再三嘱咐我说，家里啥也不图，到部队后年年都当五好战士，复员时能入党就行。父亲是个老党员，对政治上的要求看得很重，再加上受那时候的政治气候熏染，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好多年之后我都在咀嚼父亲的这个嘱咐，他没有要求我去了之后要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更没有要求我到那儿以后提个干部当点什么以求光宗耀。父亲的要求看起来很平常，其实是非常高的，他是要求我学会做人，做个在社会上能站住脚的人。年年都当五好战士，说明在部队干得不错，家里老人就图个孩子在外上下左右都满意。而五好战士也不是好当的，有条件有标准也不是够一个评一个，即使都很优秀也还得按比例优中选优。复员时能加入党组织，说明在政治上成熟，虽然父亲在理论上不一定说出很多道道来，但他能从最朴素的情感上把握社会的走向。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能入党就说明在部队干的好上加好没有白去一回。父亲对我的期望值就这么高，现在想来父亲是多么高尚多么伟大，他给我留的后路是多么宽广，宽广到将来复员回家挣工分也平常自然一点不丢人别人也不会看不起。试想，父亲要是不着边际的给我提出不合实际的要求，要我去了就要干出点儿名堂，像沙家浜中阿庆嫂的男人那样混不出个人样儿来决不回来见阿庆嫂，那会如何？我敢肯定，要是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一定不会有我后来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和进步。因为你的思想上老是被一根紧紧的弦绷着，就不可能轻松上阵，就会有后顾之忧，就甩不开膀子。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父亲真好！
送我和永法到县城，看到和先来的新兵们会合之后父亲就回去了。我们依然在高中的院里集中学习。不一会儿接兵的人来到我们住地，全公社五十三个新兵，住在一个大教室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草绿色口缸，一条白毛巾。更令我想象不到的是，居然还给我们每人发了六元钱。我还从来没有用过口缸，更没有刷过牙，永法是在城里上学的中学生，文革开始时又外出搞过大串联，经的事多。还是他带我在县城十字街西北角一个大商店里买的牙刷、牙膏和香皂，又是他给我示范怎样挤牙膏怎样刷牙。口袋里一下子又多了六块钱，加上原来的五元钱，突然觉得自己的口袋鼓起来了，行色也壮了许多。
那五元钱还是叔和大给的，叔给二元，达给三元。叔和大对我都很亲，他们成家晚，我小的时候他们经常带我玩。叔叫跟生，父亲弟兄三人就叔有个大号叫李永志。年轻的时候他还当过民兵，还有枪，记得叔把枪拿回家中还在我面前炫耀，就是叔给我说子弹头叫“自尖”。有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叔带我到菜园的井台上睡觉，那里非常凉快。睡到半夜天滴雨星儿了，他喊我起来回家，可能正在梦中，听叔一叫，半梦半醒的起来在井台上爬着找鞋子。叔正在收拾行李，扭头一看我已爬到井口边上，急忙放下行李，一把将我从井沿上拉了过来，问我干啥，我说我的鞋找不着了，看我还在呓怔中，照我屁股上一巴掌，我醒了。一看那口黑乎乎的深井，好悬！叔成家后随二婶到东头去住了，那里高房大瓦气宇轩昂，村里人都叫它东楼院。二婶和叔一样，把我这个三门中的老大特别当回事，啥事都把我放在前头。奶奶去世后留下一个铜锅，二婶执意要把这个铜锅给我留下，原因是我上学老起早好用它烧茶喝。后来因为队里批房场，起爷爷和奶奶的坟，二婶又让我下到墓坑里捡爷爷奶奶的骨尘，因我是头大孙子，这是我的荣耀。奶奶下葬时戴的一支银镯子还是用一根高粱蔑儿将断成两截的镯子穿起来的，拾出来后二婶也不让给别人还给我这个头大孙子。
大叫连生，在父亲弟兄三人中排行老三。在我的记忆里大永远是一个慈眉善目与世无争的人，没见过他和谁闹过别扭翻过脸瞪过眼。他为队里喂过牛放过羊磨过磨，不管干什么活别人都无可挑剔。大还有一手打铁的好手艺，一到冬天他的铁匠铺里总是围着很多人，大家都轮着给他拉那个吹火用的大风箱。这不是熊熊的炉火吸引了他们，而是大的人格魅力像磁石一样把他们牵引到这里来的。和大交朋友不用小心费神，什么话都可以给他说，什么不顺心的事都可以给他讲，但到了达这里就等于到了终点站，甭指望他捎给谁一星半点。大还是个脑子很好使的人，拉的一手河南地方戏曲剧的主弦——曲胡，小时候我都听过，有时我就想，我对文艺的偏爱是否与小时候听大拉弦子有关。大对我们一家非常关照，他的言语不多，可心很细，总是把对我们的关爱倾注在每一个细微之处。大妹小的时候有一次碗里的饭太稀，喝完了还不饱，坐在煤火上饿的直哭，我们锅里的饭已经没有了，大抓一把煮过的小麦籽走过来放在大妹的碗里，这才止住了她的哭声。这是我亲眼所见，大妹只要提起这件事就百感交集。
大有时候也很幽默，我小时候脸皮薄，七八岁了还不好意思称呼人，其实问谁叫啥我全知道，就是喊不出来。有一天大在院里打红薯窖，奶奶为了锻炼我，让我喊大上来吃饭，我趴在红薯窖口喊了好几声：上来吃饭了......大装作没听见就是不理我。奶奶说你喊谁哩？我知道这是在故意逗我，我看了看周围没有人，鼓了鼓勇气，脸憋得通红，终于喊了一声：大，上来吃饭了！听到我的喊叫大高兴地应了一声，放下手中的活上来把我紧紧地抱住亲个不停。正是这一声“大”开始了我这一生对人称呼的历史。
三婶来之后和达一样都是好得不能再好的人了，门前门后左邻右舍没有和三婶合不来的人，对达的照顾、对晚辈们的付出，是从早到晚，春夏秋冬。大和三婶对我们的关照是贯穿始终的，父亲去世早，兄弟们年岁小，我又不谙农活。每年秋麦两季收打关头，大总是考虑我和妻子在城里上班工作忙没时间，老是帮我们先收先打，让我们先走。有几次都是我们的收打好了，大家的刚开始收打天就下雨了。有一年夏天妻子在麦地里中暑了，三婶知道后一路紧走到家端去一碗白糖茶救了妻子一命。我们家人口多住房不宽绰，三婶在他们家专门为我们准备了一套行李，每次我和妻子带着孩子回家都是住在大家。二位老人还把对我们的关爱直接延续到下一代身上，我们的儿子满月了，大亲自拉着架子车到县城去接他们母子回家，每次带着儿子回去三婶总是想着法子煮鸡蛋做好吃的。
叔、大，二婶、三婶，都是好人，他们都曾因为我而骄傲过自豪过，只可惜他们和我的父母一样都是苦命人，没给我留下更多的时间来尽孝，都早早的离开了人世。可别小看了叔、大给我的这五元钱，就是这五元钱为我壮了胆量。要知道，当时叔、大要是不给我这五元钱，父亲也是拿不出钱来给我的，不是父亲不疼我，因为我知道家里实在太穷了。有了这五元钱垫底，当时我才觉得这从军的路上有了底气，走到那儿心头也不虚。人就是这样，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一点小小的爱心，哪怕是一句可心的话语，就会让你顿感周身温暖，倍觉人生美好。
大姑同样待我好，每次从山里回来老是给我带稀罕果子吃，梨、枣、花生......什么都有。当兵走之前家里没房子住我一直在姑姑家住，临走的那几天，姑姑老让我在他家吃饭，给我做好吃的。有次大姑问我走以后啥时候能回来，说着说着眼里的泪流了下来，我知道她的心情，心里也很难过。当年时兴给袜子上袜底儿，人们买来袜子之后怕袜子不结实穿不了多长时间，就做一双袜底儿绱到袜子上，周围也用布包住，很像袜子放在一双薄鞋里一样。三表姐玉珍当时还没出嫁，在我走的头天晚上，也把我的军用袜子要过去，连夜做了一双袜底绱到袜子上，这是我第一次穿有袜底的袜子。表姐的手艺不错，那双袜底着实起到了作用，一直穿了好长时间还舍不得换掉它。
还有一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从开始报名参军时起，聚林哥就和我商量，要我在走之前还和他一起拱草窝，他知道只要我提住劲就一定会走，走后就再也不会和他一块拱草窝了。我们两个在一起玩的最好，他比我大几岁，可完全没有年龄的隔膜，相反，从内心里觉得和他在一起安稳踏实。他家和我家住的地方都紧张，一到冬天他就带我到西地生产队的场里去拱草窝，时间一久还觉得草窝里挺舒服。他在他们弟兄三人中是老二，我们都叫他二哥。二哥对我的情要说要写恐怕得泼很多笔墨。有一年，岭上的住户都说那里风水不好，纷纷往下面挪。民言可畏，何况我家按大家说又是风水不好的殃及者，父亲去世，我头一个小孩刚满月夭折了，第二个小孩也在二十三天夭折，都发生在这里。此类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没办法，我去找二哥，他是生产队长。那时打个房场也不太容易，更何况我想要靠路边的地方。因为老地方都打完了，开始往菜园地里打，刚打了一排还没有打完，按道理应该在一排的西头接着打，可二哥当家从第二排给我打了头一户。盖房子的时候二哥更是不遗余力，拉石头时，为了找拖拉机的拖斗，二哥和达听说哪庄有就往哪庄找，连着跑了几个夜晚。后来我又在县城盖房子，下根脚的时候二哥又是和滴留哥、建立哥、平安、栓子、国方、天成等十多个好友从头至尾干到底。每年的秋麦两季打场犁地总少不了二哥的帮忙......
就是在县城集中学习的这天中午，王瑞祥支书专程来看我和永法。王支书就是王支书，不论干什么都有他的章法，正是由于他的细密才让我们把那个有意义的瞬间不但留存在了我们的记忆中，而且定格成随时可以触摸的一页历史。他来时专门叫着时任《鲁山报》摄影记者的雷国璋，就在我们学习的地方，借这位记者的镜头记录下了他与我和永法出征前的珍贵时光。在王支书看来这也许是很平常的，但这平常之中蕴藏着的是他有章可循的不平常，流露的是他娴熟的工作艺术，甚或可见艺术的功底之深厚。不管怎么说，王支书的这一随手之笔又给我创造了一个人生的吉尼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有年秋天，还是这位记者到我们大队为报纸组织一张积肥的照片，由于表现积极被选上参加挑肥照相，为此我还专门找了一身稍微像样点的衣服。那天被选上的每人挑了一担肥往西头冉长山家门口的大坑里挑去，挑着肥料连着走了好几趟才照成，就像拍电影一样。新闻照片拍完了，王支书就让参加照相的人照个合影，地点选在东头端正家门口。按照这位记者的摆布站好队，由于多数都没照过相，表情很紧张。还是记者有办法，他看着镜头说了一句笑话：看你们个个脸都绷哩跟周公一样！都当是逗着玩于是一阵哈哈大笑，他趁机按下了快门。只可惜这两张照片不知报纸用没用一直无法找到，所以，与王支书的这张合影成了我个人历史上的第一张照片。
晚上县里在北关大礼堂为我们举行欢送大会。从进城集中之后，县里就把我们交给了接兵部队，全县的新兵为新兵团，每个公社为一个排。带我们公社的排长姓杨，他接我们时还是班长，把我们带到部队后就回了他的部队，不久就提干转业到阆中县中队当指导员，后来我还到那里找过他，找他的那天阆中县召开公判大会，会后他带队押着犯人游街，我们只简短的会面后就分开了。我们又分几个班，我们和张店、白象店、王庄、宋村五个大队的新兵为一个班，白象店的李五权是班长，张店的张武是副班长。入场之前在大礼堂的台阶上站队整理服装，我的个子小，站在全班倒数第二，张武站在最后，从那时我才知道副班长必须站到全班的后面。整理服装时我的风纪扣就是扣不住，还是张武帮我系住的，从那以后我和张武就是好朋友了。欢送大会很隆重，军王大队的王小顺作为新兵代表在台子上发言。那晚为我们放的是故事片《南征北战》，我和杨排长坐在一起，给他当起了临时翻译，因为他听不懂我们的方言，大家都争着和他说话，遇到听不懂的他就问我。赵中友坐在他前头，问了一句什么他没听懂，他给我说，他到赵中友家后，他们用个葫芦瓢盛一瓢花生让他吃，很热情。我给他说这是我们的心情，各家各户都比较困难，东西的多少是我们的心意，他点点头表示理解。
12月9日是我们在县城集中的最后一天。知道我第二天要走，下午，父亲用架子车拉着母亲和妹妹、弟弟到县城来看我，这是离别前的最后一面。高中的西面有一个小门，有人在那里把守，父亲到后给把门的一说，人家就进去叫我。给杨排长请了假，到门口一看，父亲站在门口接我，母亲坐在车上，怀里抱着四弟，二弟站在母亲身旁，二妹也坐在车上扶着二弟。三弟弱智，那天大妹在家看护没有来。二弟一直看着我，他的眼神让我心中一酸，入冬以来他就和我在一起睡，知道我要当兵走之后每天都不离我。他不让我走，我就给他说哥回来给你买小皮鞋，这才哄住了他。前天晚上他和我睡时还说天明要送我，昨天早上我起床时二弟睡得正香，我的思想很矛盾，喊醒他吧，又怕影响他瞌睡，不喊吧，这一走好几年才能回来见他。离家的前两天他的小手不知怎的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个小口子。他说手疼，父亲说不碍事，可他非让我给他看看不可。我找了点红汞给他抹了抹又用一小块胶布粘住他才不哭了，我知道他是在我跟前上样（方言：撒娇之意）哩。
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循规蹈矩，和父母说了一会儿话之后，就赶紧告别，怕等到人家叫我的时候影响不好。我进了大门径直往里面走去，走了几步禁不住往回扭头。一看，他们仍在门口注视着我，看分分明，父母的眼里泪汪汪的，妹妹和二弟的目光也都涌满依恋不舍......我赶紧转过头，用手擦了擦禁不住的泪水。
1969年12月10日是离别家乡的日子。早早吃过饭我们就整装出发，从高中的大门出来向西走到城壕的桥上后再向北走，前往灯光球场，沿途两旁站满了送行的人。灯光球场后来成了县政府所在地，多年后我又在这个院里上班。有时我想，我从这里走又回到这里来，这会不会就是人们常说的前世今生因果轮回？
在灯光球场的入口处，县文工团的乐师们整齐地排列在两边，一遍又一遍的吹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把这支曲子演奏的雄壮有力，催人奋进。那是我人生经历的一个最震撼人心的场面。置身于此情此景之中，不由得热血沸腾，此时，一切话语都是多余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把一切无条件交给祖国和人民，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当好人民子弟兵，为家乡父老乡亲争光。
五点多钟，汽车载着我们离开了家乡的土地，可这个令人难忘的壮美画面却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文工团乐师们演奏的优美旋律永远回响在我的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