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爲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爲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爲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僞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麽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著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著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爲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著爲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能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著巴黎圣母院(NotreDamede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著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産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爲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爲的生命。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爲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著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爲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爲了写作，避免爲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著。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著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它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著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爲「作家」的一幅自画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

　　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幷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麽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爲「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

　　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去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著：「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1952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爲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爲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爲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爲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爲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爲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爲「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爲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爲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

　　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爲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著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爲「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駡「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爲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爲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麽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爲和别人的所作所爲，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麽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爲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爲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啓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爲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爲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爲「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爲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活著，人活著也不是爲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象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麽？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幷没有作过妥协。」我因爲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鈎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麽幼稚。多麽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産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息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我啰嗦地讲了这许多话，都是讲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我该怎麽说呢？我说形势大好，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一段我引用在这里来结束我的讲话：「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著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著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在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爲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