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保“6”这一主题，中国经济学界近日展开了大讨论，此次新京报邀请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等多位经济学家就多个话题展开了探讨。老龄化是慢变量还是快变量？

　　陆挺：我们应认真考虑未来十年年轻人口占比快速下行这个事实

　　在人口和就业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最大的变量首先是农民工群体的变化。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2000年时中国农民工数量为7849万人，而到2010年为25278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1.9%，而此后的8年年均增长率仅有2.2%，2015-2018年间的年均增长率更是下降到了1.3%。这中间道理很简单，中国在高速工业化前有一个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人群，但这个人群的数量是较为固定的，是一次性的，并非取之不尽的。

　　农民工数量是一个快变量，中国的老龄化是一个慢变量。但即使老龄化作为慢变量，和其他国家相比，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21年间有些也有较大变化，未来十年变化会更大。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和经济发展，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在过去几十年发生很大变化，比如说0-14岁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82年的33.6%被腰斩到2010年的16.6%，只用了28年时间。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呢？同2002年相比，中国20-34岁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到2030年下降一半，到16%左右。我们难道不应该认真考虑未来十年年轻人口占比快速下行这个事实吗？

　　殷剑峰：财政支出需投向与“人”尤其是“年轻人”相关的领域，最简单比如生育一个孩子奖励10万元

　　201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跌破10%，2012年之后继续下滑。为什么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增速自然会下滑，这是经济学外行的“规模论”。决定经济增速收敛的是人均GDP，人均GDP越高，经济增速越慢。比较日本、韩国经济增速进入“6时代”时，两个国家的人均GDP分别为19328美元、12652美元，而中国这一数据是7755美元。从城市化率的数据看，韩国、日本在经济进入“6时代”时，城市化率的数据分别为73%、79%，而中国这一数据是59%。为什么中国在人均GDP这么低、城市化尚未完成的时候就进入“6时代”，甚至很快进入“5时代”？从老年抚养比来看，韩国、日本在经济进入“6时代”时的数据分别为10%、9%，而中国这一数据是15%。

　　在西方经济学界，有个热门的话题——长期停滞（潜在增长率下滑），而长期停滞这一现象的核心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1938年，美国经济研究会（AEA）主席AlvinHansen指出，大萧条开启了一个持久失业和经济停滞的时代。2013年，美国财政部原部长LawrenceSummers提出，2008年全球危机是长期停滞的开端，持久高失业、总需求不足、零利率甚至负利率。2015年，BarryEichengreen提出长期停滞的几个因素：第一，意愿储蓄上升，意愿投资下降；第二，人口老龄化；第三，技术进步停滞。

　　其中，日本是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停滞的代表国家。2019年，LawrenceSummers表示，发达经济体都在面临日本当年面临的问题——长期停滞。

　　日本经济增速从1964年跌到10%以下，仅用7年（1971年）就进入“6时代”，然后迅速进入“5时代”、“4时代”和“3时代”。1990年泡沫危机后，增速降低到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之下，陷入“长期停滞”。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原因是总需求不足，关键是投资需求不足。在总需求中，萎缩程度最大的是资本形成。也就是说，从总需求看，长期停滞的典型特征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的关键因素在于MPK：经济增长=MPK×投资率。决定MPK的因素：第一，人口结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第二，技术进步；第三，存量资本的配置效率。其中，人口结构对后两者又有内生性的影响，老龄化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关键因素。

　　回到中国，为什么2010年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跌破10%，2012年后继续快速下滑？这是因为与日本当年一样，因为影响中国经济的MPK和投资率同时下滑。也是在2010年，中国迎来了人口拐点——在人口红利时期，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三高”增长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在2010年后，随着老龄化时代的来临，储蓄率、投资率、潜在经济增长率均开始下降。如果把日本1960-2018年的老年抚养比与中国1992-2018年的老年抚养比做一个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数据与日本1960-1986年的数据高度吻合。如果根据日本1986年以后的数据预测中国2019年后的情形，恐怕未来中国的老年抚养比会迅速上升。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这一慢变量正在变成快变量，其直接和突出的表现就是2010年后MPK和投资率的快速、持续下滑。

　　应对老龄化需要采取“三支箭”的政策组合：其一，基于中央财政、而非地方财政的扩张财政政策，通过国债发行增加财政支出，而财政支出需要投向与“人”尤其是“年轻人”相关的领域，包括提高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和鼓励生育的措施——最简单比如说就是生育一个孩子奖励10万元，而不是用财政支出去搞大规模基建、甚至浪费财力的各种运动会展览会；其二，配合财政扩张的货币政策，以国债作为吞吐基础货币的主要工具，增加央行的国债持有量；其三是加快结构改革，真正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

　　王勇：生育率应马上彻底放开，一胎化的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越来越强

　　我个人认为生育率应该马上立刻彻底放开，一胎化的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越来越强。我看不到任何一条站得住的理由在现在还要控制我国的生育率。如果非要进行歧视性的人口政策，我也认为只是要在贫困地区，尤其是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的贫穷地区，重点宣传一下养孩子的客观成本以及对孩子教育的重要性，父母陪同孩子的重要性，不要不负责任地乱生。城市化、民工、留守儿童的问题需要特别关注。放开生育率以后，还将会有利于提升短期与长期的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