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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纪:中国老龄化问题的艺术表达——读周满堂的《走进老人世界》及《城市表情》
作者: 刘成纪  来源: 中国艺术报  2018-07-17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每当和朋友们谈起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症候,必然涉及的是当时人的启蒙理想和人文情怀。但事实上,当时社会的功利主义倾向已相当明显。记得我1984年高中毕业报高考志愿,先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报考了大学的中文系和历史系,但经过老师一番苦劝,最终还是报了更热门的经济和法律。上大学之后,发现本年级大部分同学和我一样,都是被从其他热门专业转过来的。到底当时大家对最具启蒙光辉的文史哲专业有多大兴趣,我至今仍持怀疑态度。毕业之后,同学们漂徙流转,各奔前程,再见面也无非以相互吐槽为主,以谈各种过时秘闻为辅,丝毫也没看出这个文史或文艺底子到底对大家有多少真正的浸润或熏染。但慢慢地,好像一切在发生变化。近10余年来,我的许多同学重新捡拾起文艺来了,而且有的藉此一炮走红。这似乎说明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仍然是重要的。或者说,文学艺术,虽然因为现实功利的影响而一度蒙尘,但作为一种青春记忆,它到人生的某个阶段仍然会逐渐苏醒,并弥散出夺目的辉光。
  这中间就有周满堂。
  周满堂大学毕业后进入行政单位工作。历经多个岗位后,2012年转入民政部门。也正是在民政局局长任上,他多年钟爱的摄影艺术创作进入了爆发期。这期间,他以河南郑州为主要考察地,以老年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为内容,拍摄了七八万张反映当地老年人生活状态的照片,在《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等刊发作品200余幅。此前他曾出版摄影作品集《走进老人世界》,又参加了山西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参展的系列作品《城市表情》受到评委会的好评。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他以他的地域性的老人摄影,在国内独树一帜。
  在我国现行行政体系架构中,民政最具有社会服务的性质,抚恤和救助弱势群体是其重要职能。周满堂将老年群体作为他的拍摄对象,可谓和他的工作相得益彰。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或者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1999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0.46%,也即自新世纪始,我国已悄然进入老龄化社会。面对这一日趋庞大的人口规模,虽然国家和社会层面早有筹划和议论,但艺术的表现仍然无法替代。尤其摄影以最直观的视觉形式将其呈现出来,更给人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周满堂常年工作在民政部门,个性质朴而富有责任感。就以镜头直击这一时代重大课题而言,没有谁能像他一样具备如此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没有谁更能像他一样可以借此既艺术又工作,并在两者之间实现双赢。就此而言,人到中年,周满堂与民政工作以及与中国老龄化时代的相遇,不能不说是一种带有天赐味道并两两相适的奇特缘分。
  近十余年来,国内摄影界以老年人为主题的摄影佳作不断,如焦波的《俺爹俺娘》、应函频的《无法留存》等。与这些作品相比,周满堂的《走进老人世界》和《城市表情》系列有其独特的切入角度和艺术价值。首先,他关注的问题更宏阔、更具有社会普遍性。像《俺爹俺娘》虽然以老人为拍摄对象,但其主题被限定在了家庭亲情的范围内;《无法留存》则将镜头指向了失独老人。与此比较,周满堂的作品明显放大了艺术视域,试图将社会老龄化的趋势给予全景揭示。这种放大虽然容易减损拍摄主题的专指性,但也增强了镜头语言的丰富性。也就是说,老龄化问题不仅是遍及中国城乡的问题,也是当今世界的普遍问题。对于人的观影经验而言,它是一种无需解释便能获得广泛共识的世界语。其次,周满堂作品以鲜明的在地风格实现了艺术的区域性和普遍问题的融合。通观其《走进老人世界》和《城市表情》系列,一个恒定的拍摄对象是郑州。在中国,郑州是一座既有浓郁中原特色又现代风格鲜明的省会城市。作为老人生活和活动空间的河流、街道、建筑具有极强的地域辨识性,但又无一不被挟裹进现代性的潮流之中。这种空间与地方、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交并的风格,赋予了周满堂作品一种中介性质,好像借此可以将中国乃至世界普遍存在的老龄化问题全面打通。换言之,如果老龄化问题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普遍问题,那么周满堂作品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了一个从郑州出发进行经验传达的方案。
  与艺术视角在地域经验与普遍共识之间寻求张力的表现法一致,周满堂作品的艺术风格则在审美表达与严峻现实的对峙中制造出了一种独特的精神紧张。正如作者将其系列摄影命名为《城市表情》一样,周满堂与同类作品人物表现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并不追求充分裸化的纪实风格,而是更倾向于对老年生活进行审美表现。比如,他的镜头几乎没有涉足过老人室内生活的实景,而是以城市中的河流、街道、夜色等景观性元素相映衬。所选择的拍摄对象也非老人世界里的边缘人,如乞丐、流浪者、被遗弃者等,而多是衣着体面、显现出城市尊严的正常形象。他们的表情显然代表着城市老人的主流表情。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正常之中反而蕴藏着最大的不正常。比如,穿城而过的河流作为老人出场的场景无疑是审美的、诗意的,但对于都市一贯繁忙的常态而言,却意味着置身其间的老人已被排斥在了常态生活的边缘,成为被诗意空间隔离出的城市中的另类。同时,正是在这种相对优美闲适的环境中,老人木讷的表情才更与周边世界产生让人触目惊心的违和感,让人意识到一种无法挽回的生命流逝正悄然发生。周满堂甚至讲,他镜头下的中国老人是没有表情的,但很显然,正是这种无表情才构成了生命的真实面相,才更能表现出人面对必将降临的死亡时的无奈感和无力感。
  我倾向于认为,目前国内的老年摄影大多还停留在工具论的层面,即借助老年人的生活难题介入社会反思和批判。如失独和空巢老人主题,或者关涉到国家的计生政策,或者关涉到城乡人口流动,老人只不过充当了揭示社会问题的手段。与此比较,周满堂的作品并没有为老龄问题寻找种种额外的社会原因,而只是将人的衰老作为唯一的原因。这种表现法无疑将老年问题纯化了,将人必然走向衰老乃至死亡的规律本体化了。于此,他的摄影不仅趋近于哲学,而且也在社会层面获得了普遍的价值和意义。至于摄影通过唯美景观与拍摄对象的无表情凸显的张力,则在表面的风和日丽之下埋藏了危机,在貌似宁静祥和的空间氛围中包蕴了死亡时时逼近的惊惧。这种对人之衰老的哲学和美学化的表现,显然比社会性的反思更具有直逼心灵底层的震撼感。
  要而言之,周满堂的老人摄影,比目前一般的纪实作品增加了审美品质,同时也因包蕴了更深沉的哲思而避免了审美的流俗化。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并不愿意将这类作品称为艺术。摄影术自19世纪前期由达盖尔等发明以来,基本上是以艺术秩序搅局者的面目出现的。它以人物肖像再现的原真性、便捷性以及拍摄成本的廉价,几乎将传统肖像画家逼上了绝境。至今,手机等各种图像技术的普及,则使摄影的门槛大大降低,几乎到了一个人人皆为艺术家的时代。像近年来频获各项大奖的摄影家应函频,其从事摄影经历也不过5年。在这种背景下,摄影界虽然总习惯于用种种自我论述拉开艺术摄影和日常摄影的距离,但仍然无法改变两者大同小异的事实。这些现象表明,在当代,即便是专业的摄影工作者,也已没有必要千方百计强化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身份,而应对摄影与工作、生活的交互性融合持开放的态度。这种态度固然会使摄影作为一门艺术的边界变得模糊,但它艺术身份专属性的削弱,却恰恰预示了一个艺术与现实重建关系时代的到来。周满堂的老人摄影,则无疑以其既工作又艺术、既审美又现实的多元面向,为这一时代变化增添了一个从中原出发的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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