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重阳节是第一个法定的老年节，之所以设置这个节日是基于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以及呼唤全社会关注老年人养老等问题。但是，在当前的实际生活中，公立养老机构“十年等一床”、民办养老机构价格居高不下，养老护理“多收老人多亏本”、医养长期“脱节”，养老金“多轨制”多年难并、异地医保进展缓慢，未富先老的中国面临着重重养老困局。

 

　　收费便宜的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民办养老院价格高昂，近年来，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养老服务设施发展缓慢的矛盾，在“夹心层”家庭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不少条件较好、收费便宜的公立养老院需要“十年等一床”；另一方面，民营养老院提供服务的价格居高不下，与其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地位分不开关系。

　　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而目前我国各级养老机构的床位仅有410多万个。，平均近50个老人才能“摊”到一个床位。

　　对“夹心层”家庭来说，进入公立养老院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北京市首屈一指的第一社会福利院有养老床位1100张，只向拥有北京市户籍的老人开放，而排队等待入院人数超过1万人。以此计算，即使是一年轮换一次床位，进入第一社会福利院也需要十年时间。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尽管目前不少民办养老院完全走商业化路线，有意标高价格以盈利，但更多的民营养老院提供服务的价格居高不下，与其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地位分不开关系。

　　从事养老行业多年的新东苑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金晖说，民办养老院面临着一系列的政策性障碍带来的额外成本。他建议，对民办养老院的属性如何界定、养老产业是否能免税、养老机构使用水电是否能不按商业价格收取等做出顶层设计，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产业，为居民提供价格更为合理的民办养老机构服务。

 

　　在中国的多个一线城市，养老护理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一部分。然而，机构运营“多收一个老人多亏一份”、受过专业培训的护工收入远低于保姆等现状，都使得养老护理机构难以承担“后医院护理”的职责。

　　上海闵行区“绿梅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运营两年来，仍未摆脱亏本状态。负责人李侠说：“中心收了20多名老人，每名老人每月收取360元，共计8000多元，但我们包括餐饮、护理、接送等在内的运营成本是每月1.6万多元。”李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政府购买我们的服务，价格为每年8万元，并且是‘先服务再给钱’，中心还需自行补贴12万元才能维持运作。”

　　上海伙伴聚家养老服务社创办人杨磊说，在成本倒挂外，目前养老护理机构还存在护工收入过低、人才流失严重，培训机构难寻、护工水平提升困难等困境。“护工的收入在2200～2500元，高级护工的收入也不过三四千元，和高级月嫂动辄上万元的收入相比，护工工作辛苦，收入却很低，人员流失严重。”

 

　　养老金“多轨制”多年难并，异地医保至今多停留在省内和城市间级别，本应给老人“托底”的养老保险不保险，给未富先老的中国带来了难题。

　　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中显示，目前我国以养老、医疗为代表的社会保险，

　　分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企业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等多种制度，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待遇差别较大，在福建厦门的被访者中，同一月份领取的养老金最低仅为200元，最高为1万元，相差49倍。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苏云说，解决“养老金多轨”问题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不仅考虑退休养老制度本身，还要有机关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工资分配制度、财政体制改革相互配套。

 

    （来源：河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