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老龄化社会迫近，如何在全社会范围内更好地维护老年人权益，各地区各领域都在进行探索。近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公布《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并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该草案明确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成年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以无业或者其他理由索取老年人的财物。”这一禁止“啃老”条款，引发了社会热议。

立法禁止“啃老”是否可行？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立法禁止“啃老”引发了不少争议。围绕这一话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透过他们的观察与思考，探寻争议背后的真相。

 

“啃老族”在当前不仅是一个流行词语，“啃老”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指的是已成年、具有社会生存能力的年轻人，还依靠父母或亲戚养活自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董文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06年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市中有30%的年轻人靠“啃老”过活，65%的家庭存在“啃老”现象。

“近年来，子女对老年人权益侵害的问题日益凸显。”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马广海告诉记者，对子女自立观念培养不力以及年轻一代的生存压力等问题，导致许多年轻人不得不过度依赖父母，或靠父母接济生活，子女“反哺”父母的意识大为淡薄。

“啃老”引发的家庭冲突时有发生，有的父母和子女甚至对簿公堂。董文勇认为，在“啃老”问题日益普遍的当下，法律决不可置身事外。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的法律必须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应当逐步适应、满足老龄化社会老年人权益保障的需要。法律介入处理“啃老”问题，承认老年人有拒绝“被啃老”的权利，这是法律对现实生活必要的回应。

 

《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公布后，有观点认为，用立法的方式来解决“啃老”问题，缺乏现实操作性。那么，立法禁止“啃老”是否多此一举？

记者了解到，“啃老”问题立法争议的核心在于法律是否应干预家庭内部关系、法律能不能替代道德、立法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啃老”问题。

马广海提出，立法禁止“啃老”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中，特别重视和强调的是子子孙孙之间的承续和继嗣关系，子承父业、子继父产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父母财产传给孩子在社会中被普遍认同，立法禁止“啃老”挑战了传统家庭伦理。

董文勇认为，在有尊老、敬老道德传统的中国，法律干预“啃老”这一问题是对家庭基本伦理、社会基本道德秩序的保护，立法并不存在越位。在他看来，将老年人拒绝“被啃老”的权利写入法律，体现了一种国家意志和社会公共价值观念，这对调整家庭关系、伦理关系、财产关系等各种关系具有健康的导向作用。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桑本谦也提到，法律除具有规范作用外，还具有指引、评价、教育等作用，以立法的形式禁止“啃老”，会给“啃老族”施加一些舆论压力，而强化舆论压力会减少“啃老族”的数量。董文勇进一步提到，将老年人的财产利益法律化、明确化，一是有利于维护老年人的财产权利，二是能拒绝亲属不合理的财产请求，客观上能够促使“啃老族”知耻辱、思独立、求上进。

 

“啃老族”的存在，有复杂的成因。受访学者坦承，立法禁止“啃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问题。

桑本谦告诉记者，立法禁止“啃老”，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因缺乏制裁措施，不可能产生法律意义上的威慑。此外，如果老人因为有法律支持而拒绝儿女“啃老”，结果很可能会削弱儿女承担赡养义务的意愿。

而在马广海看来，立法禁止“啃老”在实践层面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实践中如何界定“啃老”？如何对“啃老”行为进行处罚？如何掌握法律对“家务事”的介入和干预程度？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在短期内能够理清的，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恐怕和“常回家看看”一样在实践中难以实施。

董文勇告诉记者，“啃老”是个有着复杂原因的社会现象，这决定了仅靠赋予老年人拒绝“被啃老”的权利、仅采取闭门措施还远远不够，这不是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能够单独解决的，而应通过系统的法律改进实现综合治理。例如，国家还需要完善有关就业促进、收入分配、住房、教育、文化宣传等方面的法律。桑本谦认为，在这些社会问题解决之前，强制性禁止“啃老”，不是最好选择。

董文勇表示，社会问题不完全是法律问题，法律仅仅为社会框定了一个架构、提供了一个基础、划定了一条底线，它能够防范“更差”，但难以解决“更好”。在法律之外，道德、舆论、信仰等社会元素会对人的行为有着更为直观、更近距离、更丰富多样的影响。从源头上解决“啃老”问题，加强道德建设十分必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