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笔者前往位于翠竹路金福大厦的文叔家中采访这位已经在深圳居住了17年的港籍老人。临走时，文叔挥手道别。略显陈旧的住宅、历年常新的春联，见证了文叔17年来旅居他乡的各种悲喜和生活变迁。

　　每天早上，港籍老人文叔都会约上三五老友，在翠竹路一家酒楼喝早茶。然而这周的早茶，他们喝得并不畅快：肠粉涨了两元，虾饺皇涨了3元，茶位费涨了4元，一买单，人均比上次多了20多元。

　　据统计，像文叔一样在深圳居住生活的香港老人近2万人。一方面，内地生活成本上升，让这些拿着港币的香港老人积蓄加速消耗，生活负担加重；另一方面，因为“特殊身份”及多种原因，他们难以享受到深港两地政府的养老资助，成为“夹心层”。

　　文叔今年83岁了，祖籍东莞长安镇。和大多数那个年代的香港人一样，他为生计和家庭辗转奔波，做过司机，也当过海员，同时兼着几份工作。直至上世纪90年代，年过花甲的文叔终于干不动了，决定退休。

　　大半辈子紧绷的神经一朝放松，闲下来的文叔便开始觉得这个高速运转的香港社会让人透不过气。为了享清福，也为了规避香港高昂的养老成本，他开始有了移居内地的想法。

　　“那时的香港什么都贵，每个月不算住宿，基本日常开销就得两千来港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是我们偶尔过境来，看到内地什么都便宜，100港元换130元人民币，花钱不心疼，生活可以比香港宽裕好多。”

　　1995年，66岁的文叔拿着公司一次性发下来的十几万港元退休金，独身一人来到深圳，在人民医院旁边，买了一套房子，开始安享晚年，而这笔钱，在香港估计只能买一间斗室。

　　有香港社工组织调查显示，除了物价低廉，内地城市空间开阔，人少车少公园多，行走起来方便，老人相互间也乐于交往，尤其是广东，语言相通，交流方便，更成为香港老人钟情的养老地。文叔说，回内地生活，在他看来也是一种“回流”，是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文叔说他当初的想法比较简单：一是深圳靠近香港，有事回去很方便；二是国家重视深圳，想必发展不会太落后。文叔的选择代表了当年许多香港老人的共同想法。深圳一直以来都是港人回内地养老的首选地。据香港政府统计署的调查，截至2007年底，在深圳居住的香港60岁以上长者近2万人，占在粤养老总人数的15.2%，仅落后排名第一的广州两个百分点。

　　文叔在深圳一住就是17年。由于性格开朗，他在深圳的朋友也逐渐多了起来，有邻居街坊、乒乓球友、象棋棋友、文人诗友。最为高兴的是，他还在晚年和住在隔壁的邻居喜结良缘，加入了“跨境婚姻”队伍。“我对深圳喜爱超香港，尤其在人情味上。”文叔说，在深圳每次乘公交车，有九成人会主动让座，这让他很感动。

　　文叔育有5个儿女，最大的女儿已经60岁，子女都在香港，但算不上高收入阶层。好在文叔早年于香港红磡置有一套月放租8000港元的物业，多年来，他和太太在深圳每月的养老费用皆出于此，当年这足以让夫妻俩的生活过得富裕有余。平时，文叔练练毛笔字，编纂香港的典故小册子，送给深港两地的友人，颇有名气。身体允许的时候，他还和太太一起到内地旅游。

　　2003年，深圳房价开始上涨，香港经济却持续低迷，楼市租金不断放低，文叔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2007年，人民币汇率首次超过港币，此后一路上涨，到今年，100元人民币已经可以换到120元港币，文叔每月8000港元的收租，顿时缩水成6400元人民币。

　　同时，内地物价一日贵过一日。文叔感叹，请保姆月薪由500元涨到2000多元，肉菜也天天见涨。生活费当年700元可以搞定，现在3000元都打不住。于是，旅游不敢去了，保健品不敢买了，甚至日用品，太太也要隔三岔五跑到香港去扫货。

　　“尽管我在香港出生，但我觉得深圳是家。”文叔习惯了在深圳的退休生活，只是深圳高企的生活成本让他不得不处处谈钱，这家的意味就又淡了。

　　香港政府统计数据表示，截至2011年底，约有7.67万名年满65岁的香港长者在内地定居，当中约六成在广东生活，深圳有近2万人，但总量呈下降趋势，而在东莞、中山、珠海等地居住的香港老人数量近年增长较快。

　　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彭杰称，深圳的综合性价比已经不高，香港老人会逐渐流向其他城市，并带走一部分眼下逐渐火热起来的养老服务市场。

　　文叔的那些来深定居的香港老友们，也在抱怨生活质量的下降。于是，十几年前从未当回事儿的“生果金”——香港的高龄津贴，频繁出现在了他们的话题中。

　　高龄津贴，是香港社会给本地永久性居民的一项福利，从1973年起开始发放，65岁以上的老人均可申请，每月1090元港币。生活在本港的居民，津贴非常好申请，但生活在异地的老年人，这笔钱要拿到就相当不易。

　　香港政府规定，在申领高龄津贴前一年，申请人不能离开香港超过56日，而领取高龄津贴的长者，不能连续离港超过240日，否则会被取消领取资格。在文叔他们看来，这样的限制，对于长期生活在内地的老人来说几乎是苛刻，让他们觉得自己“仿佛已经不是香港人”。

　　文叔的老朋友谢叔情况即是如此。谢叔是一名退休警长，今年70岁，心脏一直不太好。一对儿女忙于工作，为减轻孩子的负担，他5年前来到深圳养老。谢叔属于公务员，每月可领到约9700港元的退休金，但随着人民币升值，生活还是日趋拮据。

　　他算了一笔账：每月房租要花掉2300元人民币，加上雇用保姆2500元人民币和所有的生活费用，退休金已所剩无几，这还不算看病吃药的费用。“如果不是子女每月都补贴一些家用，现在已很难在深圳维持生活了。”谢叔说，他需要这1000多港元的高龄津贴，但领取的诸多限制又让他感到异常麻烦。拖了几年，生果金还是一分没领着。

　　谢叔不是没有考虑过回港养老，但他回去看了看老朋友们的生活现状后，还是决定留在深圳。“如果回香港，我想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准，每个月至少要一万七八港币。”谢叔说，他宁愿留在深圳，想办法争取这1000多港元的长者津贴。

　　为此，文叔和谢叔曾多次回到香港提出异议，但政府一直没有正式回应。近年来，深圳的物价一年高过一年，文叔的香港老友们逐渐开始动摇，有的转移到了东莞、中山，有的花光了积蓄，不得不返港。

　　“从三四年前起，每年都有一部分人回香港养老，这个数字呈不断增长的态势。”香港工联会深圳咨询服务中心主任潘志辉告诉记者，去年就有130多位老人在他们的协助下回香港，绝大部分都是因为物价通胀以及汇率问题，把积蓄花完了，没办法生活，来寻求帮助，希望回香港的老人院养老。

　　潘志辉介绍，如果耗尽积蓄反倒还好，他们可以协助老人回香港，参与综援制度，但那些身上还有几万元积蓄或者持有物业的老人，状况就很尴尬。“内地经济肯定会继续增长，物价也会相应上涨，如果这批老人因为回内地养老而无法享有一些福利，那么生活只会越来越困难。”

　　综援制度是香港最主要的救济制度之一。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长者，综援每月平均可提供2000多元港币。如果能申请到综援，加上高龄津贴，再申请上便宜的公屋，长者还是能维持基本生活，不至于挨饿受冻。

　　为缓和长者对本地社会福利的需求压力，2011年10月12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其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了针对港人养老的“广东计划”，鼓励香港老人到广东养老。

　　广东计划，就是放开之前限制严格的“生果金”制度。按照最新规定，移居广东的香港老人无需返港，每年在粤住满60天便可申请，金额等同于长者津贴。但政府此后亦称，该计划最快于2013年中开始执行，这意味着文叔他们起码还要等上一年。对于年事已高的老人，等待是难熬的，但好歹有了些盼头。

　　在文叔的心里，还有另外一层期待，希望有朝一日，像他这样在广东生活的老人们也能享受到香港的医疗服务。现在，若生大病，文叔基本上都回香港公立医院排队就诊，“我已经83岁了，偶尔突发个急病，回去实在不便啦！”

　　谢叔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因患有心脏病，他几次突发状况都不敢在深圳看病，宁愿叫急救车送往文锦渡口岸返港治疗。“因没有内地医保，有时心脏病突发，送往深圳医院，一支救命针就要上万元。”谢叔直言内地看病太贵不说，医疗服务也远不及香港。

　　谢叔说，如今“摆渡式”的看病方式，实在让他吃不消。“真盼望‘广东计划’能够更完善些，比如，允许香港的医疗服务北上，哪怕是放开一些试点也可。毕竟，这关系到四五万在广东养老港人的最基本生活质量。”
（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