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邓小平来到中央苏区后，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和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在他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期间（1932年7月至1933年4月），“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队）的枪支很少，由于‘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还很困难”。在广东军阀不断进攻苏区、斗争环境极端艰苦的情况下，邓小平始终领导军民坚持正确的斗争方略。

　　1932年11月，敌人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向会昌、寻乌、安远大举进攻，并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这就是所谓“寻乌事件”。时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领导苏区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的进攻。这一正确部署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体现了毛泽东的正确作战原则。但是临时中央为了打击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便抓住所谓“寻乌事件”，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等帽子，于1933年3月下旬开展了所谓反“纯粹防御路线”、反“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斗争。

　　1933年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代表撇开江西省委，直接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3月31日，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错误地声称“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完全表现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至于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张皇失措，退却逃跑”；“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会议还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常委，召开三县各级党代表会议，开展所谓“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这样，“左”倾教条主义者便从会寻安三县开始，揭开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1933年4月15日，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署名文章，认为江西会寻安三县党的领导机关，面对敌人大举进攻，同样表现了对于群众力量悲观失望的估计，表现了张皇失措与退却逃跑，以致将整个寻乌县的苏区根据地放弃，使国民党军阀能够在那里自由地去进行他们的烧杀政策；会寻安方面，则产生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摧残。会后，苏区中央局遂将这一斗争扩展到整个江西苏区，在全省开展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4月16日至22日，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中共江西省委召开“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以总结工作为名，在中央局代表的压力下，发动了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同志，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制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始终坚持原则，并没有承认“错误”。5月5日，经中央批准，江西省委作出决定撤销他们担任的领导职务，分别降职调往县区基层。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派到乐安县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不久被调回省委，后调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两三个月后，邓小平又被分配到总政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宣传工作外，还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遵义会议前，邓小平才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面对组织上对自己作出的错误处分，邓小平同志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决定。他在工作中仍然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力图减轻“左”倾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服从组织的高风亮节。对此，林伯渠同志在1943年3月延安整风时曾作诗颂扬（同时亦有力地批判了“左”倾错误）：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