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预期寿命的提高，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将是未来老龄服务的重点。基于 2008 年中国健康长寿纵向调查（CLHLS），对影响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选择的诸多因素进行回归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当子女提供精神慰藉时，老年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模式。不能自理程度较低、过去的职业为务农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居家式长期护理模式。同时，城乡老年人对长期护理模式的选择也不同。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探讨了相关政策启示。
一、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1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1.76亿，占到总人口的13.53%，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1.19亿，占到总人口的8.87%，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国家统计局，2010）。
与此同时，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年轻一代纷纷外出打工，从而导致空巢老年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其在总人口中的所占比例也不断提高，2010年，城市地区这一比例为54%，农村地区为45.6%（国家统计局，2010）。但是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人口结构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核心化，人口赡养与抚养结构呈现“倒三角”， “4-2-1”或“4-2-2”家庭日趋增多。
面对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养老越来越难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按照现实经验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生理机能逐渐衰退，抵抗能力逐渐下降，由此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残疾人口中老年群体比重不断增加。
我国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残疾人口约占全国总残疾人口的21.93%；而第二次抽样调查显示，60 岁以上的老年残疾人口约占全国总残疾人口的 53.24%，老年残疾人口所占比重在短短 20 年内增长了近30个百分点，新增残疾老年人群 2365万。
二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
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调查数据显示，老年人中生活不能自理者占老年人口总数的2.95%。这意味着，全国有超过500万的老年人群需要得到长期护理。因此，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人均寿命的延长和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老年人对于生活照料和医疗保健等长期护理的需求必然增加，长期护理服务必然会成为我国养老服务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二、文献回顾
长期护理（LTC）是指，当社会成员在遭受年老、疾病或其他社会风险而基本或者全部丧失自理能力时，个人或者社会向其提供的较为全面的生活照料及医疗护理等社会服务。由于人口基数大，我国成为世界上丧失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口数唯一超过千万的国家。根据提供主体、服务内容等关键要素的不同，学者们将长期护理划分为不同的模式。
综合国内外关于长期护理模式的分类，本文根据老年人长期护理期间居住地的不同，将我国的长期护理分为居家式和机构式两种模式。居家式长期护理是指，由家庭成员或者社区内的专门机构和组织向居住在家庭中的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机构式长期护理是指，老年人居住在福利机构或者医疗机构，由专业人员为其提供护理服务。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因起步较早，学界对其的研究相对成熟；但关于长期护理模式，学界则对其研究较少。美国社会学家 Bengtson认为，老年群体的长期护理是发达国家制定社会福利政策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老龄服务业的发展，长期护理将是未来社会服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需要在老年保障和服务项目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给予城乡老同春芬等： 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年人平等的利益，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长期护理体系，从而应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桂世勋通过预测人口老龄化的变动趋势，提出了调整现行生育政策、逐渐加大养老机构收养生活严重不能自理老年人的床位比例等对策建议。吴蓓等通过对上海市社区照料的研究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传统的家庭护理面临挑战，而基于居家养老的社区护理室将成为未来护理服务的发展方向。杜本峰等探讨了国外老年人护理机构发展模式以及我国的养老机构等相关产业发展模式，同时研究了北京市老年人的护理需求以及养老机构的现状。戴卫东描述了老年人的生活与健康状况以及长期护理需求的差异性。
此外，还有学者参照美国、德国、日本的护理服务使用标准，分析了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的发展趋势。有学者指出，我国应构建和完善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体系，对老年人长期照料的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管理技术等进行制度层面的整合，并寻求实现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模式的有效途径。
综上可知，学界关于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的研究起步较晚，文献资料较少，现有研究大多只是针对某一地区的具体研究，其理论深度有待提高。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多研究的样本选择都是集中在一个省。然而，由于各省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一致，其对于老年人长期护理的需求也有所不同；因而，这种基于一省情况的研究成果往往无法提供一般性的意见参考。二是研究长期护理模式的选择和影响因素的文献匮乏，还没有形成相应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针对有长期护理需求的老年人，对影响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选择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讨论和提出对策建议。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200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LHLS），调查对象是16,563位65岁及以上老年人，覆盖中国 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本研究选择其中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本文样本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调查问卷所涉及的生活自理能力的六个项目（Katz 指数 ) 中至少有一项为完全不能自理；二是“需要他人护理和照料时间”大于或者等于三个月。最终，符合条件并入选的共有3116人。
（二）变量的选取
因变量选择的是问卷的“居住方式”这一问题。因为不居住在机构里，本文将独居（单居或仅夫妻双居）或与子女同住的合并为居家式长期护理模式；居住在养老机构的称为机构式长期护理模式。关于自变量，本文从四个维度出发，选取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代际支持、社会特征等变量。其中将个人特征进一步操作化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个人意愿、身体健康状况”等变量，将家庭特征、代际支持和社会特征进一步操作化为“有无子女、经济供养、精神慰藉、户籍”等变量。
1. 个人特征
主要从被访者的个人特征层面来考察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将年龄、性同春芬等： 我国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过去职业、个人居住意愿纳入分析框架。首先，老年人的年龄越大，其对于长期护理的需求越高。年龄不同的老年人，其遭受疾病风险的概率不同，自身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不同，所需要的长期护理也有所不相同。其次，关于婚姻状况。一般认为，配偶是否健在，会影响老年人的精神慰藉状况，并进而影响其对长期护理模式的选择。再次，关于健康状况，采取问卷中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和“自评健康状况”两个指标。
健康状况和长期护理模式的选择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对其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将健康状况纳入分析框架。最后，考虑到老年人在选择长期护理模式方面可能受到性别、个人居住意愿和过去职业的影响 , 将性别、个人居住意愿、过去职业也纳入计量模型。
2. 家庭特征
在分析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选择的家庭因素中，将有无子女、家庭经济状况纳入分析框架。由于受传统的“孝道”文化影响，很多老年人的“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有无子女对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在家庭的经济状况方面，一般认为，家庭经济状况好提高了老年人选择长期护理模式的自主性，因此可能会对老年人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3. 代际支持
本文将代际支持操作化为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两个变量。实际上，在养老和护理体系中，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供养在很多时候都是其前提条件，因此将子女的经济支持加入到计量模型进行检验。精神慰藉这一指标很难量化，选用问卷中的“在困难时想到的第一个人”这一问题。
4. 社会状况
社会状况主要检验户籍状况对老年人选择长期护理模式的影响，从而对比城乡老年人选择长期护理模式有何不同。
（三）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的选择，我们设定老年人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 =1”，选择“居家式长期护理 =0”。
对于这样的二分选择的情形，在计量检验中常常使用 Logistic 模型进行处理，Logistic 的定义：
P (Y=1│X=x )= exp(x'β)/(1+exp(x'β)) 其中x为影响因素向量，而β是各影响因素的系数。
四、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一）变量的赋值与描述性分析
从样本特征来看：男性比重高于女性；样本平均年龄为 96 岁，大部分年龄在 70 岁以上； 88% 的老年人配偶健在，12% 的老年人丧偶或未婚、离异；健康状况中，轻度不能自理的占38%，中度不能自理的占 39%，重度不能自理的占 23%；自评身体状况一般的占 40% 多；95%的老年人有子女；过去的职业主要以务农为主；在自评经济状况中，有 53% 的老年人经济状况一般；子女的经济供养行为明显不同，甚至有的老年人根本就没有得到子女的经济供养；家人提供精神慰藉的比重占有 76%；在被访者中，城市户籍者占 53%，农村户籍者占 47%。此外，赋值为 0 的变量为参照组，赋值不为 0 的为对照组。（见表 1）
（二）Logistic 回归检验与分析
本文在考察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选择以及影响因素时，控制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代际支持、社会状况等变量，采取分步回归的方法（见表 2），结果如下。
模型1中，性别、不同自理程度、个人居住意愿和过去职业对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女性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模式的比例更高，其发生比是男性的1.161倍。不能自理程度越高，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模式的概率越大，中度不能自理老年人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模式的发生比是轻度不能自理老年人的 1.587 倍，重度不能自理老年人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模式的发生比是轻度不能自理老年人的3.159倍。
在个人居住意愿分析中我们发现：希望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模式的比例是希望独居的老年人的45.01倍， 而希望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模式的比例是希望独居的老年人的0.561倍。过去职业为务农对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模式起到了阻碍作用，过去职业为务农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模式的发生比是过去职业为公务员或者工人的老年人的0.335倍。模型2加入了家庭特征变量，不同自理程度和个人居住意愿对老年人护理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对此的影响则不显著。家庭特征中有无子女和自评经济状况对护理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
从检验中可以看出，有子女、农民（过去职业为务农）和经济困难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的概率比较低，其中有子女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模式明显比没有子女的老年人的发生比低。
这说明，老年人的“养儿防老”观念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评经济困难对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模式起到了阻碍作用，其中自评经济困难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模式的发生比是自评经济状况好的老年人的 0.49 倍。模型 3 加入了代际支持变量。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中模型 1 和模型 2 为显著性的变量依然显著在代际支持变量中，子女的精神慰藉显著影响老年人的长期护理模式选择。相比子女不提供精神慰藉的老年人，子女能够提供精神慰藉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模式的发生比是选择居家式长期护理模式的 5 倍以上。
这可能是因为，当老年人能够得到家人的精神慰藉时，他们更愿意选择更为专业的居住方式。而经济支持对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的选择并没有显著影响，子女在物质上对老年人的帮助的增多，并没有显著提高老年人选择机构式长期模式护理的概率。模型 4 加入了社会状况变量，在其他变量依然具有显著性的情况下，户籍明显对老年人的长期护理模式选择有影响。
农村户籍老年人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的发生比是城市户籍老年人的 0.236 倍。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户籍、经济状况差的老年人对长期护理的购买力不强；二是农村户籍老年人接触新鲜事物少，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较大；三是农村养老机构不健全，养老设施不完善。
五、结论与思考
通过对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选择的回归分析可知，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
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性别对于老年人长期护理模式的选择有一定的影响，男性老年人更容易选择机构式长期护理模式，女性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居家式长期护理模式。这主要是因为男女之间在心理因素上的差别——女性较男性更为感性，对家庭的依恋度更高。因此，在选择适合的长期护理模式的时候，应考虑到性别这一因素。
（2）城乡老年人对长期护理模式的选择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城乡老年人在经济状况、健康状况、过去职业，甚至是城乡入住机构的护理标准和门槛限制等方面的不同。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市更严峻（国家统计局，2010），需要的长期护理人员更多，同时也需要更多的专业化护理人员；但由于种种原因，机构式长期护理模式在我国农村社会的推广却仍然有着一定难度。通过上文的回归分析可知，在我国快速人口老龄化甚至是高龄化以及家庭结构转型的今天， 我们应该加强对于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的重视程度， 并着重注意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目前我国的长期护理服务主要由家庭提供，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存在着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应该积极发展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更为方便和全面的长期护理服务。
（2）对长期护理提供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长期护理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长期护理提供的服务要由以生活照料为主向包括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医疗护理在内的多方面服务的趋势转变，营造类似家庭的护理服务环境，从而提高老年人的护理需求满足度。
（3）不能自理程度较高的老年群体更加需要专业的长期护理，然而，按照目前我国的养老机构设置标准，养老院对于该群体老年人的接受程度较低。这不仅使得这些老年人无法得到专业的护理，而且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因此，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真正为需要长期护理服务的老年弱势群体提供帮助，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