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龄化背景下，中国试图通过二孩生育、延迟退休等政策，改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市场情况，但女性面临的事业与家庭冲突该如何化解？在社会保障、托幼服务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女性的不平等境遇是否会加剧？

　　在老龄化加速的时代，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地，及延迟退休方案的酝酿，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中国女性的选择困境愈加显著。近日，一项历时三年的综合研究项目报告显示，女性往往承担了比男性更多的无酬照料劳动，这对其工资收入、养老金水平、精神健康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生育、就业选择也受到限制。

　　在6月27日举办的“照料经济、社会性别与包容性增长”研讨会上，由加拿大温尼伯大学教授董晓媛和北京大学教授赵耀辉组织的研究团队表示，在缺乏完善的公共照料体系的情况下，女性在生育二孩时，面临的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冲突更为突出，而延迟退休年龄可能把中老年人原本承担的隔代照料责任转移给年轻女性，这都会使女性在职业发展、自我发展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该研究项目建议，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落实带薪产假，鼓励家庭友好型的工作安排，最大程度降低二孩生育对女性就业、晋升方面的影响，同时促进男性参与无酬照料劳动，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儿童照料服务，减轻女性照料家庭的压力。

 

 

　　按照国际人口学会的定义，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或者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的人口结构，就可以称为“老龄化社会”。中国早在2000年左右，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就超过10%，延迟退休和全面二孩政策也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女性面临的隐性挑战。

　　来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副教授齐良书等学者，在研究了两千多名女性城镇劳动者的时间利用数据后发现，城镇女劳动者大多从事全职劳动，平均每周劳动43个小时，只比男性少3小时，但其家务劳动时间（21小时）是男性（10小时）的两倍，因此总体算下来，女性每周总劳动时间比男性长8小时。

　　这直接导致许多女性陷入“时间贫困”。在学界，如果劳动者实际总劳动时间大于每周68.4小时，则视为陷入“时间贫困”状态。上述研究发现，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率比男性高出18.7%，这意味着她们没有足够时间满足自身休息和闲暇的需要。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刘岚等研究者则发现，女性和男性劳动负担差距，很可能带来精神健康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刘岚等人以20-40岁就业男性和女性人口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劳动负担与劳动者的精神健康状况呈负相关关系。

　　女性身肩有酬劳动和无酬照料双重负担，平均每周总劳动小时数比男性更长，这在刘岚看来，是造成精神健康性别不平等现象的主要原因，但传统观念倾向于认为无酬照料是女性的天然职责。

　　目前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放开生育政策被普遍认为是改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的重要举措，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认为，如果女性的双重负担不减轻，很多人可能选择放弃生育，即便有职业女性试图兼顾事业与家庭，沉重的无酬照料负担也会减少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这对女性自身的职业发展和当期的劳动力供给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孩子的健康状况也与母亲的工资、福利待遇呈一定相关性。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男带领的研究团队经过对2244名女性的带薪产假情况的研究发现，带薪产假延长30天，可使女性母乳喂养六个月以上的概率增加11.7%。

　　尤其对于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低下的女性，贾男认为，实施普惠的带薪产假政策能加强对她们的生育保护，使女性就业与母乳喂养更加协调。而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呼吁，母乳是婴儿的天然首选食品，有利于婴儿感觉和认知的发育，防止婴儿患传染病和慢性疾病。

 

 

　　相比较生育二孩给职业女性带来的挑战，延迟退休的影响更为复杂。现行退休年龄政策规定，男性年满60周岁退休，女工人年满50周岁退休，女干部年满55周岁退休，也就是说，女性比男性更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进而影响其养老金收入水平。

　　西南政法大学讲师赵锐在研讨会上表示，有统计数据表明，在60岁以上年龄的老年人中，女性每月的养老金收入只有男性的一半，更容易陷入老年贫困，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女性退休前为照料家庭，倾向于在低收益部门、农业部门就业，很多女性教育程度也不如男性，导致退休前男性和女性的工资水平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反映到了退休后的养老金水平差异上。

　　除上述因素之外，女性的工龄比男性更短，退休年龄比男性更早，也对两性之间的养老金收入差异有“贡献”。赵锐表示，如果延长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由工龄长短造成的养老金收入差距会被填补，但教育程度、职业发展导致的差距却依然会存在。

　　更引起学者关注的是，延迟退休可能会使现在中老年人普遍承担的隔代照料责任，部分转移至年轻女性，增加年轻母亲们的照料负担，进而减少年轻母亲的劳动参与程度。这似乎会部分消解延迟退休带来的中老年群体劳动力供给增加的效应。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杜凤莲分析了祖父母儿童照料对城镇0-6岁儿童的母亲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后发现，在控制内生性条件下，祖父母参与儿童照料使年轻母亲的劳动参与率提高36.7%-43.7%。反之或可预见，如果祖父母减少儿童照料的参与程度，年轻母亲的劳动参与率将下降。

　　据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建议，应允许劳动者根据自身和家庭的情况选择退休年龄，劳动力生产率较低的中老年劳动力可以选择最低的领取养老金年龄，劳动力生产率较高的可以选择正常退休年龄。

　　但鉴于女性更早退出劳动力市场，会影响其养老金水平，封进表示，对于祖母给予孙子女的无酬照料，可考虑在基本养老金制度之外，根据收入水平建立老年生活补贴制度。这方面英国已有先例，在英国，年满60或65岁且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老年人，可以获得生活补贴，而2003年-2005年间，英国接受补贴的老年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二都是女性。

 

 

　　此外，由于无论让职业女性或退休女性更多承担家庭照料的责任，本质上都可能造成女性整体在工资收入、精神健康等方面的不利地位，因此蕫晓媛、赵耀辉总领的研究团队得出结论，增加幼托服务供给，促进社会观念转变，是缓解女性生活困境的当务之急，如此才可能平衡改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同时促进性别公平等政策目标。

　　在6月26日举办的研讨会上，有女性参会者直言，现在很多幼托机构价格非常昂贵，一个月就要7500元，平均一天380元，这是很多家庭都支付不了的，只能靠女性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工作，来照料孩子。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蒋永萍则表示，公立托幼机构、幼儿园价格相对更低，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上，私立机构又去不起，这说明托幼资源的服务供给难以满足家庭的需要，随着二孩生育行为的增加，供给不足的矛盾将更为凸显，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多会由女性承担。

　　尤其对流动人口中的女性群体，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宋月萍认为，其负担更重。宋月萍经研究发现，流动女性对托幼成本的变化更为敏感，本来流动女性相比本地女性就难以获得亲属帮助，也难以进入公立托幼机构，动辄上万元的私立托幼机构对其来说，更是“可望不可即”。

　　在宋月萍看来，政府应加大力度发展和支持托幼服务项目，降低家庭的托幼成本，同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若流动女性的老年父母能随子女生活，可帮助流动女性照料孩子，降低她们对正式幼托服务的依赖性，流动女性也不会在有酬工作和无酬照料责任中陷入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