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2-1”的家庭结构模式下，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受到挑战，独居老人、空巢老人逐年增多。同时，由于养老产业发育不足，服务供给单一，难以满足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经济状况老人的服务需求。我省很多地方进行了不断的创新和探索，却又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现实尴尬。

　　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由于早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形成了丰富、成熟的养老产业模式。近几年，我省的一些相关部门人员及各种养老机构纷纷走出去参观、学习，希望能为我省养老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谭克俭是山西人口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对国内外的养老模式有过细致的研究。据谭克俭介绍，美国的养老责任由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方面共同承担。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始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目的是使就业者退休后能够“老有所养”。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在职人员把工资所得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障税”（社保税）上交给政府，用于发放给已退休者、残疾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在职者退休之后便可以从社会保障制度中享有相应的福利。

　　此外，“以房养老”已被许多美国人认为是一种最有效的养老方式。不少美国老年人在退休前10年左右就为了自己养老而购买房子，然后把富余的部分出租给年轻人使用，利用年轻人支付的房租来维持自己退休后的生活。

　　美国人的养老方式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住在老年公寓里独立生活；住在有各种辅助设备的生活区；住在有人照料的退休社区；岁数大的住在护理院；住在自己家里。越来越多的美国老人喜欢住在老年公寓，公寓比较安静，还能结交新的老年朋友。

　　谭克俭介绍，近年来，英国政府推行了养老金领取者的最低收入保障，将其从1997年的每周68.80英镑提高到如今的每周114英镑。此外，养老金领取者的收入也持续增长。2002年英国还推出国家二级养老金，为没有纳入国家养老金体系的低收入者等提供养老计划。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就将养老问题纳入社区，对老年人采取了社区照顾的模式。社区照顾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活照料、物质支援、心理支持、医生特殊服务、整体关怀等。由国家出资兴办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社区活动中心，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娱乐、社交的场所。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则由中心定期派专车接送。

　　德国的退休保险体制实行的是转摊法，就是用目前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缴纳的退休保险金来支付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按照一般规律，最合理、最有效的比例应该是每3个在职员工养活1个退休人员。

　　在德国，法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较广，既包括一般的养老金，也包括职业康复待遇、职业能力或就业能力丧失养老金等。原则上，所有雇员都是法定养老保险的义务参保人，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艺术工作者等一般参加私人养老保险。此外，德国还大力鼓励企业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目前，德国社区养老方式正成为主流。为了解决老年护理人员的短缺问题，德国政府实施了“储存时间”制度：公民年满18岁后，要利用公休日或节假日到老年公寓或老年病康复中心义务劳动。参加老年看护的义务工作者可以累计服务时间，换取年老后享受他人为自己服务的时间。

　　太原福寿和养老服务中心主任刘旭斌为了找出适合山西发展的养老模式，曾全面考察日本的养老模式和产业。日本完善的养老体系和多元化的服务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刘旭斌介绍，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就开始建设养老体系。1950年制定的《生活保护法》明确提出国家责任、无差别平等、最低保障等理念。此后又立法确保养老和医疗实现全民覆盖。经过这一系列的积累铺垫，日本政府对社会福利及医疗事业团体法进行大幅修改，为民间兴建或经营具有医疗、看护功能的福利设施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并给予税收优惠。日本养老体系最重要的特色就是细化市场、提供多元化保障。日本提倡老年人和家人住在一起。老年人居住模式主要有两代居住宅和养老院，两代居住宅即日本在公共住宅里特别设计的适合于老少多代共居的大型居住单元，方便了愿意和子女共同居住的老人。养老院则具体分为公立、低费和完全自费三种，老年人可根据需求自主选择。

 

 

　　在谭克俭看来，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老龄化发展历程，各国的养老模式基本都遵循“以家庭养老为主→开始发展机构养老→回归社会化养老→发展更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这一发展轨迹。“以社区养老为主多元化服务体系是未来养老的趋势。”谭克俭说。

　　他表示，社区养老是发达国家主要的养老模式，亚洲的日本、新加坡等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尽管发达国家都建有一定数量条件良好的养老机构，但是社区养老仍是绝大多数老年人首选的生活方式。机构养老针对的主要是有长期护理服务需求的老年人。但在养老机构的提供方面，均注重养老机构的多样化，给有需求的老年人以选择权。同时，政府投资建设的养老机构更多地关注低收入人群；社会投资建设的机构主要迎合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接收政府关注人群时一般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谭克俭认为，机构养老虽然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养老模式发展的一个方向，老年人能够获得比家庭更为专业的照料和医疗服务。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老年人难以得到家人的情感关怀。养老不单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家庭照顾有其他养老模式所无法替代的特点。研究表明，在家庭照顾的背景下，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日常互动和支持，对老人的身心健康有较明显的影响。

　　从2014年起，我省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做了很多尝试，全省选择了100个社区，以养老服务为切入点，探索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试点，探索构建城市养老服务的新模式已在省内全线推广。目前，太原市已有近200家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老年餐桌投入使用，各地市也陆续开展该项工作。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由养老服务机构为老人提供助医、助洁等服务。

　　“我省提出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模式应该得到更好的推广。”谭克俭说。

 

 

　　通过对发达国家养老模式的研究，谭克俭告诉记者，发达国家的养老体系经过多年运行已经非常成熟，基本做到了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全方位需求建立分阶段、分层次、分级别的养老模式体系，很多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有助于政府和社会立足本省情况，探索出一条适合山西的路子。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民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欧美国家在解决老年人照料问题时，起初大多采取对老年人集中供养的方式，即建立敬老院、护理院等。虽然这种方式设施完善、照料周到，但机构养老容易造成情感缺失的弊端不断显现，于是，很多国家提出了让老人回归家庭。张民省表示，居家养老并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居家养老使老年人不必脱离原有的居住环境和社会关系，方便子女照顾，老人的情感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同时，居家养老能充分整合家庭、社区资源，使养老成本大大降低。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专业服务也能使老人的生活质量得到较好的保证。

　　刘旭斌认为，从国外经验来看，政府、家庭、社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区养老服务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然而，当下养老并不应仅靠居委会，而应走市场化。政府通过合作撬动资本，考虑公建民营的模式，构建社区里的养老信息平台，由专业机构提供精细化的家政服务，满足家门口养老的愿望。

　　谭克俭表示，在完善养老模式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两方面的作用。首先是对困难老人的保障作用。对于生活困难的老人，政府应主动承担责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需求。经过多年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社会力量在养老服务中已占了主要成分，但是政府对于困难老人的保障功能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其次是对社会养老服务的引导作用。养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公共事务，应依靠政府来引导，纳入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管理范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养老的法律和服务标准需要政府制定，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需要政府监督，支持政策需要政府出台，全社会敬老爱老的氛围需要政府引导人民来营造，老年人的权益也需要政府保障和维护，特别是养老服务网络，更需要在政府的引导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