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一本旧书，获得了一些新知。这本书是1990年写的，作者是一位日本学者，叫上野千鹤子。上野在日本为人所知，是因为她多年来持续关注日本社会的两大热点问题——女性权利和老龄化问题。我读的这本书，主要讲的是老龄化。这本书叫《高龄化社会·四十岁开始探讨老年》，书名后面的几个字，是因为上野出生于1948年，写这本书的时候刚刚年过四十，而书中的内容形式，则主要是她和朋友的对话。在这本书中，她的对话对象包括学者、评论家、作家、记者、社会活动家等等。每一个对象对应一个聊天主题，内容涉及到当时日本老龄化问题的方方面面。其中很多内容放在今年的中国来看，依然很有启发。
　　
　　01“以房养老”在日本推行得如何？
　　
　　“以房养老”，又叫住房反向抵押，是2014年开始在国内部分地区试行的一种养老金融产品。简单来说，就是老人把房子抵押给银行，银行每月给老人支付现金，用以提升老人的生活品质。相应的，老人去世后，银行有权对房子进行处理。这项制度自试行以来，就遭遇了巨大的阻力，据媒体报道，“试行5个月全国仅12户22人签约”。看起来很好的制度，为什么推行不起来？根据最近的媒体报道，主要的还是子女这关要过去。
　　上野在这本书中提到：这种将固定资产变成可流通的货币的办法，有成功的，也有不大成功的。例如京都市。孩子们会反对自己的父母讲家产提前出售，因为父母在有生之年享用了变卖家产的现金，将使他们失去对这些资产的继承权。所以以房养老只适合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京都一带的人的固定资产大部分是经几代积累的，所以代代相传的意识很强。子女有很强的继承意识，父母也生怕祖传家业在自己手上败落。据说京都市政府首选不同意这种做法，以“不符合当地的习惯”为由拒绝实施。在日本，世代之间因为财产继承的矛盾，也同样涉及到了鳏寡老人的再婚，“现在子女反对上了年纪的父母结婚，恐怕就是财产继承的问题在作怪。当然要是不登记注册，只是同居就平安无事了。”
　　
　　02日本退休男性的尴尬
　　
　　前段时间，“油腻中年人”这个梗非常火。但是看到这本书中对日本退休男性的称呼，就会觉得前者非常仁慈了。
　　在传统日本家庭里，男性负责外出工作挣钱，女性负责家务和子女抚养。男性的社交圈子被限定在了工作的范围，动手能力也仅限于工作相关的事情。一旦退休回家，“每天无所事事，围在妻子身边转，象是秋天的落叶被霜打湿，贴在游人的衣裤上很难脱落一样”。书中把这样一个群体称为“潮湿落叶族”、“笨重垃圾”和“产业废弃物”。1988年，日本神奈川县政府为了响应妇女们的挑战，悬挂起了一幅“不能自立非男子”的匾额以教育县政府职员。为了评判一个男人将来会不会成为家里的“笨重垃圾”，他们还做了一个测验表，让职员回答“Yes”或“No”。出的问题有“你会做米饭吗？”“你知道家里的内衣和袜子都放在什么地方吗？”等等，共有15条。
　　
　　03男性和女性，谁应该承担家庭照护的重担？
　　
　　采访对象之一，是日本“促进老龄化社会进步”妇女协会的代表，叫樋口惠子，一直在致力于推动社会化养老，以减轻日本女性的家庭照护压力。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曾提倡由家庭女性照护卧床老人，因为“这就相当于省下了请外部劳动力帮忙的费用”。但是樋口则认为，女性本该在外工作，参与高效的社会分工，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而不是在家做着她们未必擅长的照护工作。是日本家庭里的儿媳妇太能忍耐，才造成日本社会福利事业的落后。
　　书中还总结了几条男性也应该学会照护老人的原因：日本有相关法律规定女性不应从事高负重的工作，尤其是生育期的女性，因为重体力劳动会造成子宫脱垂。此外，女性的肌肉也不像男性一样具备耐久力，因此照护老人这种持久的体力劳动更加适合男性；夫妻二人如果同时到了老年，往往需要轮流照护对方，但是现在的丈夫不具备照护妻子的能力；一旦妻子先于丈夫离世，丈夫就需要独生活，如果现在不学着照看家里的长辈，将来可能会非常不幸。中国多是双薪家庭，老年照护虽然更多地由女性承担，但并没有日本那么失衡。而近年来对于中国应该提倡社会化养老还是家庭养老的争论也在展开。阿沐的看法是，家庭养老是一种选择，社会化养老是一种保障，当一个家庭需要社会化养老时，国家不应该缺位，家庭也不应该受到道德指责。
　　
　　04老了，就不再是独立的个人了？
　　
　　上野和美国学者艾米里·艾贝尔在谈话中聊到，日、美两国都有把老年人称作“老小孩”“老神仙”的习惯。但是两位都认为，这种称呼对老年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把老年人称作需要依附于他人的“孩子”，是一种年龄歧视。
　　上野提到了她自己的一段经历：我曾经听过一位叫巴巴拉·麦克唐纳的美国妇女的演讲，当时大受震动，获益匪浅。72岁的巴巴拉在演讲里说：“年轻人常常把我们看成弱者、依存者，和孩子一样。其实我们不仅不是孩子，而且还在保持着一个人的全部尊严。”在听她的演讲之前，我还以为日本文化传统中那些“做可爱的老奶奶”之类的传统思想是帮助老人们延续生命的文化智慧，她的话给了我当头一击。她主张在承认自己的弱、承认自己的依存性的同时，还要具备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弱是事实，但这并不成其为必须从属于比自己强的人的理由。这段文字的背后，其实是上野对于老年如何保持个人尊严的思考。内容看似是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无心之举上纲上线，但又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阿沐在地铁上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刚好听到站台上传来了“请照顾好您的老人和小孩儿”的广播，按照上野的观点，这种表述方式也是不恰当的。
　　
　　05老年，再享受一场柏拉图式的黄昏恋
　　
　　这部分内容的谈话对象，是一家老人福利中心的主任，叫和多田峰一。和多田先生的另一重身份，是老年婚姻介绍所“无限之会”的创办者。
　　在书中那个年代，日本社会对老年婚恋的宽容度已经远胜于前，当时仅“无限之会”的注册会员就有近万人。和多田先生对老年婚恋有很多个人的观察总结，都很有意思。阿沐根据文中的内容归纳了几条：男性很专一，到了老年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年轻女性，征婚对象的年龄要求往往是越年轻越好；老年人征婚中最受欢迎的是看起来“真诚”的人，重视“神态美”超过“形象美”，“有意蕴”“有味道”的面孔大受欢迎；一定要有婚姻经验，丧偶或者离异的人，比从未结过婚的人更受欢迎；在日本老年婚姻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分居夫妇”。和多田：这些夫妇本可以同居，但是限于眼前的具体困难还做不到。其中很多是上有老父、老母需要照料，例如自己60岁，需要照顾90岁的长辈；或者因为孩子已经成人，但还住在一起，家里很窄，不允许再搬入一人。千叶县有一对这样的夫妇，特别令我感动。他们把自己住处周围的朋友都请来，举行了一个宴会，向大家宣布：“我们从今天起就结婚了，但是暂时不能住在一起，请诸位周知。”
　　
　　0690年代的日本，如何看待北欧的福利制度？
　　
　　大熊一夫是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80年代时他在实地探访日本机构的落后之后，远赴北欧考察福利制度。上野跟他的谈话中，聊到了日本和北欧的福利制度差距，和背后的原因。
　　大熊：现在日本有一种叫“特别护理老人之家”的设施，丹麦也有类似的老人设施。但是，在丹麦同类设施中工作的护理人员数量高达日本的3倍。因为有了3倍的人手，所以才没有必要把（认知症）老人绑起来。也正因为不限制老人活动的自由，才不会造成老人失去行动能力而大批卧床不起。在瑞典，女儿看护自己的母亲，或者儿媳照料婆婆，都会得到国家的报酬。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没有毫无报酬地把儿媳当劳动力使的道理，所以才会想出这样的补贴办法。瑞典和日本的个人平均收入大体上相当，但是，如果实际上看看瑞典人的钱包，恐怕钱还不及日本的一半。也就是说，瑞典人缴纳的所得税差不多是日本的两倍。高赋税带来的高福利在很多国家看来是不可持续的，大熊认为北欧因为有着更加合理的产业结构，更加高效的工作状态，和更加愿意扶持弱者的国民团结精神，这种制度才得以存续。看完这段内容，再反观当下中日两国的福利制度对比，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共鸣。比如日本机构的人员配比当下拿到中国来看很难实现，因为人员成本过高，我国的福利保障制度尚无法支付这样高昂的费用；比如日本的高福利体系在运作多年后，也确实遭遇了难以持续的困境。
　　
　　07老人之家的床位数，多少比较合适？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中，上野采访了一位住进老人之家的老教授，清水好子。清水入住的“京都老人之家”由“京都创造生活事业团”创办，共有77种户型，可以住228户。老人之家内公用面积占到了整个设施的1/3，还配备有医院。为了使老人们多年积累的知识和技能仍然可以服务于社会，设施内还有“熟练技术人才中心”，向社会上需要劳动力的部门开放。清水选择入住老人之家的一大原因，是想要摆脱家务琐事的束缚，专心研究和写作。这和现在很多中国的高知老人入住老人之家原因类似。对于老人之家的规模，上野和清水还给出了个人建议：
　　老人阶段一般都很长，要是在这期间发生了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在只有十五六户的邻里之间，谁都会受到影响。像清水所住的老人之家，有228户人家，万一同住者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机构回避起来会比较容易。
　　200户左右规模的集中居住地的人际关系相对要淡薄一些，这一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