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时代, 面对人口结构与运行方式的巨大改变, 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提出及其政策设计和实践即是一份正在探索中的答卷。“居家养老”是我国目前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方式并且也是未来发展的新方向。本研究试图通过量化研究方法探索在“居家养老”过程中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对“积极老龄化”政策实施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据统计, 截止2014年底, 我国老年人口已达2.12亿, 占总人口的15.5%, 据预测, 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 超过4亿, 约占总人口30%以上。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已经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此有学者提出解决之道:应将“积极老龄化”提升为同“计划生育”同等重要的基本国策。所谓“积极老龄化”即:改变以往“传统养老”将老人群体视为“被动的”待养群体, 而是肯定老年人晚年生存的价值与意义, 看到老年人在社区参与、家庭维系方面的主动性和贡献, 看到养老对于整个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推动机遇。

　　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以及基于社区的社区养老是目前我国的主要养老模式。从目前情况看, 机构养老由于条件所限, 目前基本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而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使得空巢老人不断增多, 传统的家庭养老也变得举步维艰, 因此“居家养老”成为了目前我国城市老人首选的养老方式。

　　“居家养老”与“积极养老”是由家庭、社区、国家等共同负担的综合性的社会支持问题, 因此调查老年人养老过程中来自于家庭、朋友、社区等社会支持的现状及需求, 认清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 研究影响城市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社会影响因素, 有助于政府在“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思维下制定完善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社会支持的政策措施, 这不仅对于提高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于整个社会平稳度过人口老龄化危机并对增进我国新常态下的居家养老国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积极老龄化

　　所谓“老龄化”是指人们在生命的自然演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衰老的过程。美国著名老年学家Cumming and Henry (1960) 认为, 在“老龄化”的过程中, 人们渐渐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退出自己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联系, 是一种必然的结果。[1]长期以来主流的老年学研究将“老龄化”一直看作是一个消极的过程。1987年, 两位美国教授Rowe, Kahn (1987)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人类老化:正常的和成功的》。他们认为:单纯关注疾病和残疾, 会忽略老年群体中的巨大差异, 因为在那些无病无残的老年人中, 存在着一部分健康风险低而且身体功能水平高的“成功老龄者”, 其老化进程有别于其他那些“正常老龄者”。[3]什么是成功老龄呢?这两位教授提出了具体的标准, 即较少的疾病和残疾风险, 较高的认知功能和身体机能, 以及活跃的社会参与。这个观点启发了对“积极老龄化”的众多后续研究。世界卫生组织在“成功老龄化”的基础之上, 围绕“健康”“参与”和“保障”三大维度。同时提出六组用于具体测量在的指标体系, 成为“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支柱[4]。“积极老龄化”概念的提出, 凸显了老龄化研究的新视角, 从“消极养老”到“积极养老”, 从“养”到“用”, 为我国应对老龄化提供了新的思路。“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必将在未来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深刻影响中国的老龄政策和研究。

　　(二) 老年人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

　　在“居家养老”的过程中, 社会支持系统是老年人最为重要的支持系统, 健康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够保证老年人顺利地“居家养老”。学者林南 (2004) 认为:“社会支持”是指“由社会网络、亲密伙伴和社区提供的表达性的或工具性的资源。这种资源可以是意识到的, 也可以是实际存在的”。[5]研究发现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与普通人的社会支持系统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的支持系统有如下特点:

　　1. 规模

　　老年妇女的社会支持系统与老年男性的社会支持系统有很大的不同。就老年妇女而言, 他们的主要联系人局限于朋友、亲属以及邻居等人。而老年男性的联系人则主要来自于工作时的旧同事。 (McFarlane 1981;Stephens1978) 。[6-7]张友琴 (2001) 也在其研究中发现城市老年人对其生活满意度要远高于农村老年人,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支持规模要远大于农村老年人。[8]许传新 (2004) 等人认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规模越大、说明其社会联系越广泛, 而广泛的社会联系是老年人对生活质量满意的主要因素。同时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的多元化与异质性也非常重要, 丰富而多样的社会支持网络与老年人的幸福感呈正向联系。[9]由此可见, 广泛而丰富的社会网络规模的确能提供更为有效的社会支持,

　　2. 互动

　　研究 (Lowenthal 1968) 发现, 虽然男女老年人的交往对象有很大的不同, 但75岁以后, 男性的交往人数较女性而言则明显增多, 而且在家庭交往中他们的活动较女性而言也更为积极。但男性的社会交往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大的关系, 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社会交往就越少。而女性的社会交往则和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无关。[10]中国学者丛梅 (1994) 认为文化程度和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大小有关, 文化程度越高、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越广泛, 社会交往越广泛, 则老年人往往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11]Patrick (1986) 在对失能老人的调查后也发现了较低水准的社会交往和心理忧郁的恶化程度有关。[12]高红英和苗元江 (2008) 在研究中发现那些喜欢结交朋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集体活动的老年人, 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与自我幸福感就越强。更多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活动使老年人更容易得到各种物质与心理上的帮助, 并且有助于他们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 因而幸福感与满意感也就越强。[13]陈晓露 (2008) 也发现老年人如果能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既能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 也能排除他们的孤独与寂寞感, 继而形成生理与心理的良性循环。[14]

　　3. 亲戚和朋友

　　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和亲戚朋友交往中呈现出了不同的交往状况, 从梅 (1994) 发现在中国, 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多满足于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庭小圈子内的纵向交往, 忽略了老友之间的横向交往。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当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既包括朋友也包括亲戚, 两者比例相当时, 老人们往往感觉最幸福。Wenger (1980) 采访了534位英国老人发现在城市, 老人们的社会支持来自于邻里、志愿者组织以及各种正式的社会组织而不是完全依靠家庭成员, 而来自农村的老人则更多的依靠家庭成员。来自城市的老人对于社会交往的满意度则远远高于农村老人。[15]这可能是因为更多样化与更广阔的社会资源使老人参与社区的活动增多, 从而增强了老人的自信心和幸福感。

　　大部分研究表明:在危急时刻, 配偶和家庭成员往往是提供帮助的主要来源者。Seeman和Berkman (1988) 发现老人和孩子们的联系最主要的是物质上的联系, 而亲密的朋友和亲戚则主要提供感情上的支持。[16]从梅 (1994) 发现中国老年人的主要交往对象仍为自己的子女, 而和朋友以及邻居的交往则相对较少。这和国外老年人的交往特征有明显的不同, 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与养儿防老的文化有关。但许勤 (1994) 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与发展, 老年人的交友方式也在发生不断地变化, 社区活动日趋丰富、网络交友不断发展, 同时家庭结构的巨大变化, 今后老年人与社会成员的交往一定会超过与家庭成员的交往, 老年人会更多地求助来自于社区的社会支持。

　　(三) 研究设计与研究过程

　　1. 社会支持的概念界定

　　依据不同的标准, 社会支持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本研究的社会支持的概念界定主要集中于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即老年人的家庭、朋友、同事和社会 (亲戚以及社区服务人员)

　　2. 积极养老的概念界定

　　2002年1月, 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发展中心 (WHO) 出版的《积极老龄化:从论证到行动》一书, 对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比较充分的阐述, 提出了“健康”“参与”和“保障”三大维度。本研究在此基础上, 结合Ng S H et al (2006) [16]对中国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进一步阐述, 对本研究中的“积极老龄化”进行了概念界定:“积极老龄化”通过五大因素反映:老人的健康、身体和认知功能、关怀他人、老有所为以及生活满意度。

　　3. 研究设计与样本

　　本次调研主要采用与老人面对面进行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两种方式;在深度访谈阶段, 笔者从每个小区各挑选65岁以上不同性别2人, 三个小区总计6人, 每人访谈时间大约3小时。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 结合“积极老龄化”与社会支持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设计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量表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家庭支持网络、朋友支持网络、社会网络构成、功能性社会支持网络、积极老龄化。其中在积极老龄化这一部分, “积极老龄化”的概念通过五大因素反映:老人的健康、身体和认知功能、关怀他人、老有所为以及生活满意度, 每个因素设立单独量表。全部问卷调查量表完成后, 通过因子分析验证了问卷调查的可靠性与可信度。三个小区对65岁以上老人共分发450封问卷调查表, 最后回收的合格调查表为393封, 回收有效率为87%。回收数据后, 利用SPSS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

　　2.作者于2016年7月至8月以及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两次专程赴山西省长治市就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笔者选取了山西省长治市三个主要社区作为调研对象:山西省长治市城区英雄中路莲花池社区、太行东街街道电力社区和东街街道安康社区。之所以选择这三个社区作为调研样本, 主要是考虑这三个社区的不同特点:a) 莲花池社区, 总人口6069人, 其中包括流动人口1446人。该小区老式住宅居多, 居民收入水平偏低。b) 电力社区则人口主要来自国有企业。社区约有居民1500余户, 常住人口约6000人。因为居民为国有企业员工, 所以工资收入相对较高。c) 安康社区则主要由高层商品房构成, 居民收入普遍较高, 来自不同职业。三个层次的不同类型社区居民在收入来源、收入水平、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他们养老服务方面的需求和供给具有一定的差异, 同时也更具备代表性。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在老人的居家养老过程中, 哪些因素对老人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有影响?2) 目前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对“积极老龄化”有何作用?

 

 

　　(一) 被调查老年人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对老年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居住状况作了全面调查, 具体数据如下:

　　(二) “积极老龄化”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为了确定社会支持对“积极老龄化”的影响因素, 调查者分别以社会支持的三个主要网络构成:家庭支持网络、朋友支持网络以及社会网络为预测自变量, 以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以及构成积极老龄化的五个因素 (健康、身体和认知功能、关怀他人、老有所为、生活满意度) 作为被预测因变量, 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2。

　　结果显示家庭支持网络的大小 (β=.169, p<.001) , 朋友支持网络的大小 (β=.190, p<.001) 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大小 (β=.133, p<.01) 都对“积极老龄化”有预测能力, 其中朋友支持网络的大小对“积极老龄化”的五个因素:健康 (β=190, p<.001) 、身体和认知功能 (β=.134, p<.01) 、关怀他人 (β.104, p<.05) 、老有所为 (β=.121, p<.05) 、生活满意度 (β=.124, p<.05) 均有预测能力.家庭支持网络的大小对关心他人 (β=.361, p<.001) 、老有所为 (β=.121, p<.05) 、和生活满意度 (β=.124, p<.05) 有积极的预测能力。社会网络大小则只对身体和认知功能 (β=.123, p<.05) 和老有所为 (β=.138, p<.01) 这两项具显著预测能力。由以上数据可以发现家庭、朋友、社会网络的大小都对总体的“积极老龄化”有显著预测作用, 但家庭、社会网络的大小并不是对“积极老龄化”中的每一项因素都有显著预测, 家庭与社会支持网络的大小都不能预测老人的健康, 这可能是因为在目前中国家庭状态下, 当老人健康状况下降时, 家庭照顾人员往往没有增加。但朋友支持网络的大小却显示可以预测“积极老龄化”总的所有因素, 这反映出朋友、同伴对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样, 调查者分别以家庭支持功能与朋友支持功能为预测自变量, 以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以及构成积极老龄化的五个因素 (健康、身体和认知功能、关怀他人、老有所为、生活满意度) 作为被预测因变量, 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3。

　　结果显示:家庭支持功能与朋友支持功能均对“积极老龄化”有积极预测能力。家庭支持功能对整体“积极老龄化” (β=.121, p<.05) 有预测作用, 并对组成“积极老龄化”的两项因素:关心他人 (β=.309, p<.001) 、老有所为 (β=.122, p<.05) 有显著预测作用。这表明主要家庭成员在生活中对老年人的支持与照顾对老人的“积极老龄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尤其是对老人的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及主动与他人交往等方面有积极正面的影响。朋友支持功能对整体“积极老龄化” (β=.207, p<.001) 有预测作用, 并对组成老龄化的三项因素:身体和认知功能 (β=.154, p<.01) 、老有所为 (β=.160, p<.01) 、以及生活满意度 (β=.145, p<.01) 有积极的预测作用。这反映出朋友圈的功能支持对老人的“积极老龄化”, 尤其是对老人的身体认知功能、参与社会的积极性以及对生活的满意度都有很大的作用。

 

 

　　从此次调研数据可以发现,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居家养老与“积极老龄化”有显著正向影响, 即老年人获得社会支持越多, “居家养老”就愈加顺利, 实现“积极老龄化”就愈加容易。其中家庭网络支持、社会交往网络支持是影响“积极老龄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良好的代际关系和最大化的家庭支持以及朋友同事的支持是“居家养老”与“积极老龄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影响因素。因此政策建议如下:

　　(一) 个人

　　政府及社会首先要转变观念, 不能把老年人仍看为弱势群体, 要充分认识到老年人对于社会的参与热情与能力, 在面对老龄化时代的挑战时, 要努力为老年人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充分发挥老年人自己的能力和作用。要加大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积极帮助老年人再就业。同时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 如志愿性团体和非营利组织, 给让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去发挥他们的潜能和自主性, 并且创造一定的社会财富。而在另一方面, 积政府也需要积极制定各种保障性政策以确保老年人的安全生活和医疗保障, 使他们能无后顾之忧的安居乐业。

　　(二) 家庭

　　家庭是老年人最为重要的社会支持因素。老年人在失去自理能力时, 家庭仍然要负起最基本的职责。子女对老人的支持应不仅是经济的支持, 更重要的应该是精神上的支持, 使老人能感受到来自家庭的爱和幸福。各级政府及媒体要积极弘扬敬老爱老的孝道文化, 使家庭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政府同时也可参考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 给予照顾老人的家庭成员适当的资金补贴, 既鼓励了家人照顾老人的积极性, 同时也给予他们适当的弥补, 同时在规划城市高层居民楼房建筑时可参考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 专门开发“三代同堂”式的住宅, 并出台购房经济补助措施或优惠政策。还要加强监督力度, 对不赡养老人的子女既要给予道德上的谴责, 同时也应给予法律上的严惩。同时不仅鼓励老人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重新投入职场, 同时也鼓励老人在家帮助子女照看孙辈、做家务劳动, 把年轻人从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 有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这也是老年人间接地参与了社会活动。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良性互动, 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使晚年生活更有意义。

　　(三) 社区

　　居家养老是政府提倡的主要养老方式, 但保证居家养老顺利进行的是社区服务, 因此, 制定一整套与居家养老相适应的社区服务政策与体系就极为重要。政府应给予社区场所建设、人员配备、技术指导等多方面的资金支持, 并提供各种机会给老年人参与更多社会活动。在城市规划方面, 政府应参考新加坡政府的规划经验, 在居民区的建设设计中硬性规定发展商要专门留出充足的可供居民交往活动的场所。同时社区也可参考日本、德国等先进养老国家经验, 如鼓励低龄的老年人积极参与到对同一社区高龄老年人的护理服务中, 免费对他们进行护理技能的培训, 给他们发放一定的报酬, 或储存他们对高龄老人的护理时间, 待到这些低龄老年人进入高龄时, 优先为他们提供社区护理员, 或利用他们以前储存的护理时间获得免费护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