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终有一死，但我们一辈子在逃避这个结局。在科技发达下，越来越多人在医疗现场被延命加工，一息尚存，却毫无尊严。年初，亚洲第一部善终法案《病人自主权利法》立法通过，开启「自己善终，自己来」的新纪元。死亡，不再是禁忌与惧怕，而是生命的凝视与整理。清楚交代，告别挚爱。人生最后一里，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七十六岁的老人独自在森林散步，被响尾蛇毒蛇咬了。卧倒的身旁，留着一块砖与一条蛇。女婿发现后，机警地将老人与蛇送往医院。『是剧毒的响尾蛇，得注射血清。』医师告诉家属，若没有注射，老人可能四小时就会走了。家人召开家庭会议后，『决定不注射了。』因为老人是罹患阿兹海默症患者，生前曾表达，他痛恨这个病，希望未来能有自然死亡的机会。家人认为，这条蛇，是上帝派来给老人家的礼物……阳明大学医管所副教授杨秀仪，在台北市仁爱医院演讲时，分享了这个美国例子。“如果你是这位医师？会不会帮病患注射？”在场医师举起手。“如果你是这位病患？会不会希望医师帮你注射？”现场一片静默。
　　“寿终正寝，是每个人的期待，如果不出意外，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活到『寿』的阶段，问题是我们的『终』呢？”杨秀仪说，医疗科技介入老人的临终，使得台湾面临三种困境：“生命虽然延长了，健康却恶化了；病痛延长了，死亡缓慢了；寿命延长了，痴呆严重了。”那条响尾蛇，犹如上帝派来的使者，提醒着即将迈入高龄化社会的台湾，病人、家属、医师三方都得共同面对的生命课题。那就是，活着的时候，考虑怎么面对死亡，迈向善终。在医疗发达的前提下，越来越多人担心，自己将陷入一个“不得好死”的年代。本身是医师的前立委沈富雄，日前在脸书上发表“准遗言”，第一条就是：“不插管、不气切、不电击、不可成为植物人”。前卫生署长叶金川给儿子的遗嘱更简明：“如果我没醒来，不要串通医生来凌迟我。”同样是拒绝无效医疗的执行。为什么这些最清楚医疗行为的专家，却担心自己在医疗现场被“凌迟”，无法善终？
　　“根据《医疗法》第六十条与《医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医师对病人采取必要措施，不得无故拖延。’”前立委杨玉欣说，医师在医疗现场若不作为，事后遭家属控告，恐会触犯《刑法》的杀人罪。导致许多医师明知病患状况已经不可逆，却一直救、一直救，“压断肋骨、电击插管……。”不敢放弃治疗。“我们必须透过立法，先帮医师解开这个法律死结，破除见死不救的迷思。”杨玉欣说，去年底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病人自主权利法》，即将在三年后（2019年1月6日）实施，首度将「拒绝医疗权」还给病人本身，这也将是改变台湾生死观念的关键法案。
　　未来民众可以「预立医疗决定」，发生永久植物人、极重度失智等五种状况的患者，经医疗评估确认病情无法恢复，医师可依病人预立意愿，终止、撤除、不进行维持生命的治疗或灌食。
　　《病人自主权利法》诞生！亚洲第一部保障每个人的“善终权”卫福部表示，这是亚洲第一部病人自主权利专法，也是台湾自一九九六年实施《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二十年后，再度强化民众的安宁观念。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总院长黄胜坚说：“《病人自主权利法》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进阶版“。也就是说，只要你曾预立医嘱，当遇到突发状况或疾病导致昏迷，无法表达清楚意愿时，所有维生器材等重装备，都不准挂上你的身体，进行加工延命。“有一位九十岁的阿公，虽已经表态不插管急救，但因呼吸衰竭被送到新店某医院时，医师评估后仍决定插管，家属后来将阿公远送来宜兰，要我拔管。”阳明大学附设医院急诊部医师陈秀丹说，在医师的伦理教育中，存活率仍是重要指标，在医疗现场，“拚拚看”、“救救看”就成为医师与家属普遍的对话，医疗介入造成死亡延后，“痛苦地活着”才是病人最大的悲哀。“在集体社会气氛中，我们同意让一个人死去，好像是杀了他！”本身罹患罕见疾病的杨玉欣说，自己也是预见死亡的人，她认为《病人自主权利法》中，倡议“拒绝医疗”的精神，绝不等于“自杀”。“拒绝医疗”只是让生命历程回归自然，排除过度维生治疗的介入，保障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格尊严。
　　这项攸关你我“善终权”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于2016年1月初公布，《今周刊》与台湾指标民调公司，在四月中旬进行“病人自主权利法大调查”的民调中，却仅有45％台湾民众知道法案，仍有55％台湾民众不知道，显示倡导与教育信息严重不足。虽然「知名度不高」，但经提醒后，有高达83.5％的民众认同，此法案是保障民众的医疗自主权，维护善终权益和生命尊严。
　　“台湾民众对善终权高达八成的自主意识，跟我的认知是一模一样。”沈富雄说，他自己对人生最后一程的主张，已经很多年了，包括交代助理与友人成立四人“善后小组”，他不断嘱咐：“我走后，你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但四月中旬，他突然觉得：“这些人可能听听就算了，万一我两脚一伸……，善后小组会当真吗？”沈富雄花了几分钟，在脸书写下包括“断气后，即移冷藏库，不净身、不换衣、不化妆，擦脸梳头两下即可”、“不发讣闻、没有告别式；大哭而来，静静地走”等八项准遗言，引来十几万人点赞，近二千人分享。
　　“也有许多人问我，你写遗书，是不是身体不行了？”“还是精神受到什么刺激？”沈富雄说：“就是要身体好，精神爽的时候来立遗嘱，才能清楚表达，”他认为，预立医嘱是对生命负责的态度，“如果整个社会对死亡少点禁忌，多点讨论，台湾必能成为一个体质健康的社会。”
　　虽然《病人自主权利法》三年后才能实施，目前台北市联合医院已经开始实验“预立医疗决定”的咨商会议，共有十余位民众，透过医疗人员的咨商照护会议，将自己“想要与不想要的各项医疗服务与临终安排”一一列出，在医师、社工师、护理师的见证下，白纸黑字完成了“预立医疗决定”。导演柯一正在四月下旬，参与这项“预立医嘱”计划，他的感觉是：“清楚交代人生最后一哩路的心情，只有舒坦两字。”“父亲糖尿病多年，七十三岁中风，失明、插上鼻胃管……，有一天深夜，他愤怒地拔掉鼻胃管，大家赶紧找救护车送医，在急诊处，我用力按住父亲的手，让医师把鼻胃管接回去……。”虽然父亲过世多年，前台大农经系教授陆云讲到这段折腾，仍眼眶泛红。“父亲是注重荣耀的军人，当下看到他愤怒的眼神，我就后悔了……。”“我们家住九楼，父母感情极好，有一天父亲痛苦极至地对母亲说：‘要不，我们牵手一起跳下去……。’”陆云退休后，担任消基会董事长，致力推动《病人自主权利法》，他认为台湾社会最大的盲点，就是「临终教育」不足，许多人的病榻时间超过十年，家属要病人“积极治疗”却忽略了治疗过程中，病人有多痛苦，送到医院去“加工治疗”，很多根本是“无效医疗”。新光吴火狮纪念医院精神科专科医师张尚文表示，根据健保署资料，临终病人过世前一个月，在加护病房有52.9％属于无效治疗，而无效治疗的费用占加护病房总费用80％。《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书中，罹患渐冻症的老教授莫瑞史瓦滋被学生问起：“你怎么可能随时做好死亡的准备？”莫瑞说：“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死，但没人当真……，所以，每天浑浑噩噩过日子。”“但是，有个比较好的办法。当你知道自己会死，并随时做好准备，就可以真正地比较投入生活。”
　　英国文豪莎士比亚曾说：“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了好多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在一切怪事中，人类的贪生怕死是最奇怪的事情。”在万物循环中，花开花谢，枯萎凋零，被视为自然，唯在人类社会中，死亡被视为恐惧与禁忌，不愿被提及。如今，台湾在高龄化的社会中，大家得学习，凝视生命的终点往前看……，犹如莫瑞最后的授课内容：“唯有学会死亡，才能学会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