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有十几亿人口的庞大国家，目前已进入少子化、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结构的进一步失衡，未来我国面临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将比如今的日本更为严重，养老问题已是迫在眉睫。新华社在“两会”期间所发的一篇“养老不能靠政府”、呼吁“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助力破解全球养老难题”的文章，更是引发了社会众多议论。有人观察到，国家对养老问题的态度已有所改变，从当初的“计划生育好，国家来养老”，到“养老不能全靠政府”，这从侧面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老龄化困境。

　　目前，我国在转变为养老型社会的道路上，至少面临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实属罕见。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6.1%，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25%左右；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年7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报告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的中位数（该指数通常也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高达49.6岁（2015年为37），这比欧美一些国家将“更显老态”（届时瑞典、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预测数据为40岁出头）。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口，到2050年将占中国全部人口的36.5%。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已出现加快上升势头。2008年至2010年，全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从12%提高到13.26%，年均增长0.42%个百分点；2011年后，每年增幅都达到0.6%百分点。此外，2017年下半年公布的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2016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3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6.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5003万人，占总人口的10.8%）。

　　第二，依靠政府公共财政仅能解决极少数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在2015年全国22200万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能享受到高龄补贴的老年人只有2155.1万人，连全国60岁以上人口的十分之一还不到；享受护理补贴的老年人更是少到仅有26.5万人（千分之1.19）；享受养老服务补贴的老年人为257.9万人（占比也只有1.16%）。事实说明，依靠政府及公共财政来解决社会的养老问题，只能示范性的救急，根本不能解决整体性最基本的保障问题。

　　第三，我国养老金结余情况不稳定。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城乡居民养老基金当期结余已首次出现缩水。据人社部发布的《201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统计快报数据》显示，2015年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分项上，当期结余共721.4亿元，比上年减少了8.8亿元。这主要是由于领取养老金人数快速增多导致支出规模明显扩大所致。早在2014年，财政补助已占养老基金收入规模的64.9%，这意味着在现有公共财政政策的模式下，政府对养老方面的支出的增长空间已相当有限。今年2月2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表示，2017年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呈刚性增长态势，2017年的支出是2.86万亿，比2016年增加了10.4%，这将进一步令养老问题承压。

　　第四，城市老龄化问题更为严峻。比全国老龄人口平均数更能反映城市养老问题严峻性的，还是在一些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更是高出全国平均数的10个百分点左右，而且还有逐步加快之势。以上海为例，据上海市统计局和民政局发布的消息，2015年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435.95万，占总人口比例已首次突破30%。据预测，到2018年，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500万，2020年总数将超过540万人，且随着时间推移规模将持续扩大。上海市老龄化的今天，可以说是全国老龄化的明天。尤其是医疗卫生条件相似的大中城市更将如此。

　　第五，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已不复存在。作为中国传统养老基石的养儿防老模式，到了计划生育“独一代父母”，也变得“灰飞烟灭”。这不仅在于独生子女不可能再像多子女分担一样，一个人需要独自支撑和承担起父母的养老问题（经济上的赡养和生活上的帮助），而且日益高涨的城市生活成本（高房价、高学费和高医药费等等），反而使这些独生子女相当一部分成为“啃老族”。此外，异地就业大势之下，独生子女和父母工作生活在不同城市现象越来越普遍，空巢老人越来越多。以2015年底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56.1%的比重来推算，意味着全国城镇老人的空巢率接近65%左右，城镇空巢老人的总数已高达7500万人上下。换句话说，中国城镇老人的空巢率不仅比农村还要高出15个百分点左右，而且三分之二属于空巢化。

　　通过以上几点可以发现，我国的养老问题极为复杂，“单靠政府靠不住，靠养老保障基金也靠不住，家庭养老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子女又靠不住。”因此，必须多元想办法。而对于问题严重的城市养老人群而言，打破城乡界限，鼓励抱团养老，也是一种解决办法。近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出的沈晓杰的分析文章称，大力发展乡村田园抱团养老的新路径，为化解当今日益严重的中国养老问题，提供了一种既不需要依赖政府、又不增添子女负担的新型养老模式。

　　沈晓杰的文章称，由于城市资源有限，且资产成本高，无论是医养结合养老中心，还是开发商推出的各种养老地产，必然造成养老的生活支出增大，不会成为抱团养老的最佳之地。然而，中国农村大量闲置的空心化乡村农舍，特别是1.4亿亩可以通过整治盘活的空心村宅基地等闲置农村住房等建设用地，正好为中国城市日渐庞大的养老人群，可提供最适宜、成本最低和最可按需建设的抱团养老集聚地。这还是从城乡资源重新整合优化配置的宏观层面来说。对城市退休养老者个体来说，乡村山水田园的桃花源一般的养老休闲生活，更是为他们创造了高质量低成本的养老生活基础。

　　在一般大城市，七八十岁老两口居住的房屋面积一般在七八十平方米左右；而五六十岁新近退休者，住房面积大都在100平方米以上。他们城里的住房，月出租的价格在3000-8000元之间。以5000元为平均数，他们拿这笔租金到乡村养老，不仅可使夫妻俩不再需其他的收入来支付日常费用，实现“零费用养老”，而且还可年结余2.4万元左右；如果一对夫妇在乡村租赁和改造养老住房总共需要30万，那么他们就可用12年半结余抵消这笔乡村养老的最大支出，这又是“零投入的养老”；如果这种互助抱团养老周期为20年（夫妻平均从57岁到77岁），相当于在剩下的8年左右（40%）的时间里，又可实现“零成本、有结余”的养老。老人的退休金和其他积蓄和收入，则可用在国内外旅游、养生保健和其他兴趣爱好上。

　　推动上述养老方式，最大的担心还是会不会踩到政府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红线。不过，在近一年的“红头文件”，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相关文件可以发现，不仅乡村养老最受制肘的养老地产的农村用地政策的门槛和障碍基本消除，而且还专门对乡村养老产业“敞开大门”。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特别强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并且“允许县级政府通过村土地利用规划，调整优化村庄用地布局”，对“利用收储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的，还明确要“给予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奖励”。这些新政策，使大力发展乡村养老产业有了“政策护身符”，过去最大的农村土地政策上门槛，已不复存在。此外，今年的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农村建造租赁型的养老住房不再有政策壁垒”。

　　在政府不能完全依靠、儿女又指望不上的大背景下，借助乡村振兴和农村改革，通过养老模式创新，打通城乡壁垒，有可能解决不少城市人口的养老问题。在严峻的老龄化压力下，中国的养老模式需要取得多方面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