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出台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方案。实施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消长期实行的药品加成政策，药品医疗器械审批制度改革取得突破。
李克强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40元，一半用于大病保险。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把基层医院和外出农民工、外来就业创业人员等全部纳入。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推进分级诊疗。继续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改善妇幼保健服务。支持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创新食品药品监管方式，注重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提升监管效能，加快实现全程留痕、信息可追溯，让问题产品无处藏身、不法制售者难逃法网，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全。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所和设施。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向善向上，国家必将生机勃勃、走向繁荣富强。
3月5日上午9时，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将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要进一步巩固省级统筹，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起步，通过转移支付和中央调剂基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补助和调剂，在此基础上尽快实现全国统筹，逐步形成中央与省级政府责任明晰、分级负责的基金管理体制。
据了解，目前《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一书提及中央调剂的主要思路：按各省职工平均工资和在职应参保人数确定上解的基础，按各省退休人数和全国人均拨付额向省级统筹基金下拨中央调剂基金，适度均衡省际负担。不过，需要注意，中央调剂制度不是全国统筹的“终极版”，不宜长时间“过”而不“渡”。在稳步实施中央调剂金制度基础上，尽快明确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国家层面统一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的缴费率，加强养老保险费用征缴的刚性约束，对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全口径的全国统筹，最终实现国家统一预算、各省分账管理。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民政部门作为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主管部门，近年来主要在完善法规政策、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改革试点上下功夫。联合有关部门发布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公布了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标准框架。联合有关部门启动开展全国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对全国4万余家养老院进行了排查整治，处理隐患近19.7万处，依法取缔、关停、撤并养老院2122家，养老院基本安全设施得到改造，行业质量意识不断增强，服务质量明显改善。启动了两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截至2017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2.41亿人，占总人口的17.3%。各类养老服务机构15.4万个，养老床位714.2万张。
下一步，民政部将推动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继续实施“十三五”养老相关规划，加快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深化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革，推动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深化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推进建立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制定“互联网+养老”政策措施，推进智慧养老、医养结合试点工作。继续开展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专项行动，确保排查出来的问题全部整治到位，全面提升养老院的管理服务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原部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表示，目前要特别关注中长期问题上“补短板”。比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的增长逐年赶不上保费支出的增长。一些省份已出现当年收不抵支，靠历年滚存结余支付当年缺口。从全国看滚存结余规模不小，除区域不平衡外，更大问题是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历年财政补助。我国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是相当高的，对企业造成了很大成本压力。但保险基金的平衡状况仍十分窘迫，一方面反映了老龄化的提速，另一方面反映了约束激励机制不充分，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因此，他建议尽快着手建立精算制度，并如同公开年度财政预决算一样，将精算报告向全社会公开，揭示长期风险。
致公党中央拟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交《关于及早谋划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提案》
建议，将“积极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所谓积极老龄化，是指老年人为提高老年生活质量，按照自己的需要、意愿和能力，仍可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和公共事务，并且得到充分的社会保护。提案建议，提升老年人价值创造的能力，创造老年人价值创造的机会和条件，促进老年人价值创造活动。相应制订积极老龄化的政策纲领和行动计划，通过理念引领、政策支持和系统化的制度安排，使积极老龄化落到实处。同时，改变老年人的消极养老观念，通过建立老年人“弹性再就业”、“轻创业”和老年人公益志愿服务体系，使社会组织成为促使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骨干力量。另外，构建老年人的多元社会保障和健康支持体系，进一步完善包括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多元化养老模式，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养老服务与养老保障制度等。
民革中央拟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交《关于加快新时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提案》指出，当前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还面临以下问题：国情现状及观念问题。养老产业发展不均衡。政策推进与落实缺乏系统性。行业规范及服务标准化不够完善。为此，建议：建设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和养老产业。落实养老服务体系系统化建设。加快养老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应加快“补缺”，针对“居家养老服务企业”开展星级评定，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企业建立明确的准入和考核标准。推进养老服务体系信息化建设。
民革中央提交了一份加快新时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提案，建议建设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和养老产业，鼓励家庭赡养、商业保险、企业年金、以房养老等多元化方式保障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加快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积极探索消费金融养老、保险养老。鼓励社会力量开办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或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积极促进“养老+”关联产业发展，培育和拉动养老消费，鼓励养老服务业态的多元化创新。
建议地方在落实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时具体分解任务和目标，明确相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应该承担的权责、执行路径、经费来源、组织保证、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等。同时，加快城市无障碍通道等营造老年宜居环境方面的设施建设。
加快养老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加快“补缺”，针对“居家养老服务企业”开展星级评定，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企业建立明确的准入和考核标准。加强“统一”，把各地有共性的“地方标准”汇总提升，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加强“执行”，政府部门针对养老服务相关标准的执行制定“监管标准”，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调查和评估。
民革中央建议推进养老服务体系信息化建设，以地（市、州）政府民政部门为主，建设养老服务信息管理系统（或“互联网+养老”服务云平台），向下（区县、街道）收集信息，向上（省级、中央政府）则按标准汇总传送数据，并与本级信息化主管部门建立实时数据对接。在政府APP、支付宝或微信等平台上开通养老服务手机查询，实现网上办理养老服务。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陈彪表示：当前，我国最常见的与衰老有关的大脑疾病，一个是老年痴呆、一个是帕金森。“帕金森在临床前期没有症状，一旦发病是不可逆的。所以对这类疾病，必须从预防入手，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管理’。”陈彪称，然而，目前我国许多神经科和老年科的医生缺乏正确的认识，觉得人老了，动作慢、思维慢是正常现象。
“将医疗体系和养老体系相结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陈彪称，对于病人，没发病之前谁负责任，发了病谁负责任，照料护理谁负责任，应该建立起一个全程管理体系。
医养结合的“最后一公里”是解决谁来干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如何调动医护照料人员的积极性。陈彪表示，建立全程医疗管理体系，一是要解决医生的独立执业分级诊疗问题；二是要解决医护照料的联动问题。通过保险保障机制，让医生到养老院查房可以收医疗费，护理人员可以收照料费，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动起来。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医养结合专委会主任委员王国涛指出，截至2016年底，我国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总数接近1.5亿人，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近4000万，“医”和“养”的需求巨大。“要发展健康持续的医养结合产业，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挑战是，如何提振市场需求。”王国涛称。他认为，要提高我国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首先要做到“两个整合”，即整合评估和整合照料；在政府层面，则应该做好“四个统一”，即统一管理部门、统一配套政策、统一服务标准及评估和统一信息化平台。
湖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向华对于如何健康养老、推动健康老龄化发展，给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应该从学科建设入手，完善县医院的老年学科定义，做大县域医院的老年医学。向华指出，与大医院相比，很多县域医院老年医学缺失，导致科室设置混乱。患者看老年病不会挂号，经常是感觉心脏有问题挂心内科，感觉脑袋有问题挂神经内科，感觉血糖高挂内分泌科，甚至会出现不同科室医生“抢”患者的情况。针对这种现象，向华建议从学科建设入手，先给出一个适合县域医院的科学的老年学科定义，再做大县医院的老年医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孔晴宇建议将心血管等老年疾病的预防及康复纳入医保范围，这样不仅使病人受益，对于整个国家也有利。孔晴宇表示，冠心病是颇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心血管病。冠心病搭桥占老年人心脏手术的很大一块。病人接受搭桥手术之后往往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做完手术还保持术前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一部分病人术后认为自己成为了家庭的累赘、社会的负担。因此，建立完善的心脏康复体系非常重要。“老年疾病重在预防。”孔晴宇认为，如果将钱投在老年人得病之后的治疗上，或者投在手术本身，不如将预防和康复纳入医保。看似是多投钱，但是却能节省二次手术或者大型手术的支出，不仅病人受益，对于整个国家也是有利的。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细花也建议设立独生子女陪护探亲假。我国现行规定是“异地工作已婚子女探望父母可享受每四年一次20天的探亲假”，黄细花认为，四年一次时间间隔太长，已难以满足独生子女家庭的需求。她建议，凡是成家后的独生子女，工作满一年且与父亲、母亲都不住在一起，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又没有寒暑假的，均可每年享受带薪探望父母假一次，假期20天。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新余市副市长陈文华：按照“有公房不租房，能租房不建房”的原则，利用农村集体的闲置场所在全市各行政村大力推行“颐养之家”建设。“颐养之家”其实就是在村里给农村老年人提供一个解决一日三餐、文化娱乐和相互照料的场所。
全国人大代表张琳对报告中提及的“开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推进医养结合”深表赞同，同时她建议，尽快打造社区居家养老智慧平台，并在推进医养结合政策时尽快开展长期护理保险。
对于行业人才，张琳建议，集全社会力量加大养老服务人员的培训，可像师范生一样免学费、免培训费、定向培养等，并为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员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以留住人才。“同时，还可以组建活跃老人志愿服务团队。发挥活跃老人的余热，组成志愿服务机构，探索养老服务志愿者用义务服务时间换取今后获得养老服务的时间和服务项目的方案，以鼓励更多的人投入养老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陈红天建议，进一步增加医生收入，提高职业吸引力，聚集更多人才投身医疗行业。各级财政加大对医生待遇的投入，医院根据医生的技术水平和工作量确定收入，提高绩效收入的比重和收入总额。“使医生平均收入水平逐步超过金融、互联网行业从业者，成为真正的高收入群体。”
从医疗专业细分领域来看，陈红天注意到，低收入、高工作强度和压力、医患矛盾的频频发生导致我国儿科医生数量骤减，“但是我们的应对措施不是提高儿科医生的薪酬和待遇，而是降低职业医师执照分数的门槛从而增加儿科医生的数量，此种做法本末倒置。”他说。陈红天还建议，客观评价和报道医疗纠纷，为医生执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尤其应通过正常法律手段解决医疗纠纷。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杰提议“单位养老”。高杰介绍,这个单位是广义性的,可以自由选择。比如同一个单位、熟悉的这些人都逐渐变老了,但是他们老了还能住在一块。因为养老本身最痛苦的就是离开亲人,没有亲人的陪伴,孤独的生活。进了养老院,还是孤独的生活,就谈不上养老了。他需要一个熟悉的人一块老去,需要一个熟悉的环境一块老去。养老最重要的是解决心理孤独问题。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糖尿病专委会主任委员肖新华表示，糖尿病是常见慢病，糖尿病最大的危害是并发症，极易诱发脑梗、视网膜病变、心脏病变，因此，早期治疗和预防非常重要。慢病管理尤其是老年性慢病管理重在基层，如何在基层把慢病“截”下来，如何规范诊疗流程，对患者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教育，这些都非常重要。他强调，糖尿病要做好三级预防：第一级预防是没有糖尿病或者糖尿病高风险人群。怎么把这个庞大的“后备军”群体控制住非常关键；第二级预防是尽早发现糖尿病，并进行正确的治疗，减少并发症；第三级预防是已经得了糖尿病，或者血糖控制不好，或者出现并发症的人群，要通过积极治疗减缓并发症发展的速度，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致残致死的风险。此外，做好老年糖尿病的管理，还要加大基层专业医护人员的培养，进一步规范诊疗流程。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及心脏中心主任霍勇表示：“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有不同的养老形式，需要建立一套家庭、社会、机构养老的组合拳。
全国政协委员安阿玥则建议，将农村养老问题的效果纳入到村镇干部的年终考核。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歌舞剧院女高音歌唱家李瑛表示政府在社会文化养老体系中，应该作为“掌舵者”，通过加大对社区文化养老服务的政策扶植和资金支持，积极统筹教育、培训资源等举措，破解“老年大学”入学难问题，推动我国老年人文化养老，快乐养老、健康养老。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科学技术厅厅长谢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为了确保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应当完善赡养孝敬老人的政策和机制,出台单独的赡养老人的法律规定,将养老纳入法治轨道。比如对故意遗弃老人、不尽赡养义务的,建立黑名单制度,列入征信系统,对其从事其他工作或活动进行限制;建立“父母养老金”缴纳制度,子女每年按一定比例交纳“父母养老金”;建立赡养老人扶持机制,对家庭条件确实贫困,又尽力赡养老人的,给予奖励和支持。
谢红还建议,严把贫困户精准识别关。贫困户的识别认定应与子女共同认定、共同扶持、共同脱贫。特别是将老人单独立户的,要进行精准识别,厘清政策边界,把握好度,防止子女把养老的责任完全推给政府。此外,在全国持续推出“孝老爱亲”“事亲行孝”等专题宣传,通过宣传教化、榜样引导,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加大对遗弃子女、不赡养父母、骗取惠民政策福利的打击和曝光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宋静表示，她十分赞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医养结合，认为可以依托当地的医疗机构，建立居家养老模式，老人的床头就有呼叫，呼叫铃一打医院就可以有人员接电话，解决实际需要。”宋静说，这样老人如果有小的病情医护人员就上门就诊，如果病情严重就马上接到医院治疗。医疗资源可以同时兼顾到养老院和公寓，而且让护理人员、医生、护士共同参与养老公寓的生活照料，以及健康教育和其他的一些服务，例如慢病的管理，用药的指导，老人不用再跑路，护士在家就可以实现。
郭凤莲代表：农村留守老人需要家门口的“幸福养老院”
首先应把帮扶资金精确“对准”因家庭贫困而选择居家养老的老人；其次要规范养老制度，为农村养老服务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政策上‘扶’一把，依照村子人口、位置的实际情况就近建设规模适当的养老院，甚至‘微型’养老院，再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雷温芳代表：解决好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
针对农村留守老人的日常生活，雷温芳代表建议，国家应出台更多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支持农村建设幸福互助院等场所，让留守老人有一个好去处，通过丰富的文娱活动排解他们内心的孤寂。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兴仁县城南街道鹧鸪园村党支部书记余必丽说，与城市相比，农村的老龄化问题要严峻得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余必丽建议，加大对农村养老机构扶持力度，让养老资源向农村倾斜，依照村子人口、位置的实际情况就近建设规模适当的养老院，在“家门口”养老。余必丽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农村养老不离村，既尊重农村老人故土难离的情结，又为老人提供了满足其一日三餐、相互照料的平台，子女看望老人也方便，“是回归传统文化的方式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正友说，很多农村老人精神上缺少慰藉，大多过着“出门一孤影，进门一盏灯”的寂寞生活。文正友说，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养老”更需社会各界关注，多建设适合老人的休闲娱乐场所，让留守老人有一个好去处，通过丰富文娱活动排解他们内心的孤寂。同时，探索新型机制，推动村民投身志愿服务、互助抱团养老。
在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石阡县龙塘镇大屯村党支部书记周绍军看来，探讨老龄化的应对战略及政策主要是以城市人口为对象，应加强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视和宣传。
全国政协委员许洪玲呼吁，改造闲置社会资源，兴办养老机构，破解机构养老“一床难求”状况。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一直在积极引导、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但受到用地局限，一些机构无力购置养老机构建设用地，而租赁土地或房屋又面临成本上涨等问题。
许洪玲建议，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机构建设，鼓励社会资本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模式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发展养老服务；将城镇中闲置的厂房、医院及事业单位改制后腾出的办公用房，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兴建后闲置的培训中心、疗养院等，整合改造为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机构等；还应按照相关规定，对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举办养老服务机构的，简化审批手续，缩短审批时限，对符合相关政策条件的给予享受社会办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补贴和税费减免、水电气热费用优惠等政策扶持。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院长王建业表示,希望广大的老年人更多地了解健康知识,积极应对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不要把衰老当病治。王建业说,日常生活工作中,会遇到一些老年人认为身体多处都不舒服,因此就不愿意吃东西,不愿意对外交往,也不愿意活动。这只是器官的老化和功能的减退,都是由于年龄的原因导致的,不能把衰老当病治。
王建业还介绍,北京医院作为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已经在科技部、国家卫计委的指导下制定了积极应对老龄化的许多措施,例如启动衰老与抗衰老研究、制定我国老年人正常的生理指标、成立公益性老年健康大学等,“希望广大的老年人更多地了解健康知识,来积极应对老龄化带来的问题。”王建业说。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庄：要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推广各种类型的养老模式,改变养老全靠政府的不合理局面,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政府要加快养老配套政策体系的构建,让各种社会力量真正成为养老产业的主角,以提供更加全面、多样化、细分化的养老服务。一是以建立法律制度为先导,促进政府对养老服务业的依法监管。二是以振兴乡村为契机,切实解决好农村“散居养老”的现象。三是以鼓励民间资本兴办居家养老服务专业机构为基础,积极引导养老服务企业实行规模化、网络化、品牌化经营。四是以配置社会养老资源为杠杆,积极提供政府购买的养老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卫红：从顶层设计方面，首先要完善标准，从国家层面制定社区居家医养结合服务标准、医养结合机构基本标准，完善医养结合政策体系、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其次要明确分类，科学规划，认真研究失能老人分布，做好护理型机构建设规划。最后要分类施策，经权威评估，医养结合服务对象中，涉及医疗费用的由医保承担；需要长期照护的，由护理补贴、服务补贴或护理保险资金承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徐凤芹：对“医养结合”来说，人才队伍建设存在对老年医学专科认识不足的问题。国外30年前就有老年病科，我国现在才开始要求二级以上医院都要成立老年病科，人才从哪来，成了问题。目前真正持有老年专科证的医生和护士非常少。护理队伍建设也存在收入低、人才不稳定、得不到专业培训问题。对于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已经在制作医养结合培训指南，希望编一些医养结合教材，培训全国的医生，护士，护工和家里的保健员等，长期照护的标准今后也将加入医学知识。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铜川长虹路支行主任柜员郭晓燕建议，国家应该出台相应政策保障，为老年人创造条件不断提升文化水平，使其老有所学、发挥余热。“首先应该增加老年大学的数量，规范化、标准化办学。有规划地扩大办学规模，提高老年大学师资待遇和办学质量，为老年学员提供更好的服务。”郭晓燕说到。而对于老年大学、养老服务场所的建设，郭晓燕认为国家应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养老行业，让这个行业融入市场。加大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培养，壮大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提高养老行业整体服务水平。郭晓燕表示，在这个过程中，民政部门应该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引导公益组织开展关爱孤寡老人和留守老人活动，对志愿者进行专业的心理培训。宣传部门、老龄委等应该倡议孩子定期回家看望父母，在社会上形成人人关爱老人的良好氛围。
全国政协委员王茜建议推动数据融合，让健康养老服务供、管、用更加精准。王茜委员认为，应对接各级医疗机构及养老服务资源，推进民政、卫计、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数据交换共享，准确掌握老年人数量、分类、分布、历史就医、家庭成员、经济等具体情况。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和模式，建立健康养老大数据管理和智能分析平台，精准预测老年人口结构和市场需求，让政府机构准确研判健康养老领域动态，及时出台相关政策调整产业结构；让企业更加准确掌握老年人需求，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
王茜委员还提出加快“互联网+”健康养老平台建设，鼓励健康服务机构利用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老年人提供“没有围墙的养老院”服务，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智能监护、智能康复、用药提醒、智能呼叫、慢病管理、医师咨询等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崔波建议，将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列入国家层面，作为一个阶段性的特殊惠民政策加以研究，先建机制低水平起步，再逐步完善提高。可考虑在不涉及现有的普惠性养老制度的前提下，建立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困难补贴机制。补贴的对象是家庭人均收入较低的独生子女父母。对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自理有困难的独生子女父母，制定标准，经养老服务相关机构评估符合条件的，给予适当的养老服务补贴，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更有保障。
重庆市渝中区委书记黄玉林代表认为，可以依托社区力量，结合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优势，构建居家社区养老模式。社区可为居家老人提供康复保健、家政服务、短期托养、精神关爱等多样化养老服务。增加养老服务供给，还需要激发社会力量的积极性。黄玉林说，养老服务行业回报周期较长，企业普遍处于微利状态，影响了投资积极性。建议政府在水、电、气、房租等方面，对民营养老机构给予优惠，为企业减轻负担。在信贷政策上予以倾斜，解决其融资难题。
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潘利国代表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养老体系建设、养老保险、医疗康复、家政服务等方面，关键是要构建以居家养老为主体的多层次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议，全国人大把推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监督工作重点，适时听取国家部委相关专项工作报告，促进政府加快构建与百姓需求相适应的多层次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满足居家老年人多元化服务需求。
安徽省蚌埠市市长王诚代表建议，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这种模式集传统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点为一体，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为依托，以家庭为核心，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专业的服务。应发展县区级居家养老指导中心、街道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社区养老服务站三级中心，实现区域内社区养老服务统一标准和运营。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医生许虹代表认为，目前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对医疗与养老相结合服务的需求大。建议，将医养结合作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尽快出台和完善医养结合相关的配套政策，明确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中的内设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加强财政支持，完善医养结合支付体系建设，对医养结合型的养老机构、老年病医院等给予整体的资金扶持；加强老年医护服务人才的队伍建设。
益西达瓦表示，应尽快制定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加强养老院服务质量监督，改善养老院服务质量。应不断丰富完善服务项目，推动服务内容从单一生活保障，向提供医疗护理、文体娱乐、精神慰藉等全方位照护转变。
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精简审批环节，降低养老服务市场的准入门槛，让养老服务业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文广旅新局文艺创作办公室副主任何学彬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子女“带薪陪床假”，满足老龄化社会的“精神刚需”。许多空巢老人经济上并不贫乏，但精神上却极其孤独。尤其是当父母生病住院时，更需要子女的贴身照顾和心理抚慰，并非金钱支持和保姆护工所能替代的。”何学彬说。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信息，到2017年底，全国已有8个省份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了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护理假制度。何学彬建议，在取得成功经验后，有必要在全国范围推广，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一制度红利。何学彬表示，推广“带薪陪床假”还应统筹考虑以下问题：不少私企的资金压力较大，在“带薪陪床假”面前，会不会歧视或拒绝录用独生子女；无论是否为独生子女，均有照料老年人的义务，不宜忽略非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需求。他建议，对执行“带薪陪床假”制度较好的企业予以奖励和税收优惠，执行不好的予以惩戒。
全国政协委员章晓联关心的则是“医养结合”“康养融合”。她告诉记者，目前，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的标准和成本相对较高，她建议加快养老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以降低医养成本，建立健全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双向转诊机制。同时，她还提出推进乡村康养生态圈建设。将养老与休闲旅游、与农业、与教育等多方面构成一个联体，将城市的优质资源、资金还有医疗，城市的优势资源迁移到农村，包括远程智能医疗，迁移到农村，这样有助乡村振兴，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也有利于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发展。
据章晓联介绍，当推进医养融合面临的短板主要是人才稀缺。她表示，“按每千人口中至少有2名健康服务专业人员的标准计算，我国至少还缺口230万健康护理人员。市场需求与供给脱节，服务设施不足，全科医生不足。”为此，章晓联建议，大力加强医养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及其监管、远程医疗电子服务等，开展医养专业人才集中培训等方式，不断培养拥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养老护理员；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养老服务机构和社区就业，并在养老服务业中设置社会工作岗位，纳入民政部门统一管理，提高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福利待遇。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翟美卿指出，目前，社会上主要的养老机构和养老社区多采取集中养老的方式，小区内全部都是老年人。集中式养老带来的结果是老年人对家庭归属感缺失，容易让老年人产生被遗弃感，心理失衡。然而，发展全龄化养老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医疗护理、健康管理、文体娱乐、餐饮服务等众多产业，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和配套，回报周期较长。绝大部分的配套投入和维持经费需要企业自筹。尽管国家在养老产业发展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但全龄化养老社区一般以地产企业为开发主体，并不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让许多企业望而却步。为此，翟美卿建议政府有针对性地对一些发展全龄化养老的区域进行前瞻性规划，鼓励企业通过自持和部分自持的方式以低于市场价获得土地，政府则可对建设全龄化养老社区所需要的软、硬件条件提出具体要求。同时，对于一些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在新增土地供应上，建议对社区嵌入式老年公寓提出明确要求，打造老、中、青年龄层次均衡的全龄化社区，并逐步进行推广。此外，翟美卿还建议对全龄化养老社区开发或运营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和指导，探索“以房养老”与传统居家养老的对接，并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探索全龄化养老模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嘉兴学院院长盛颂恩：今年的第一份提案就是《关于加快搭建网络大平台，大力推进智慧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议》，“现有的养老资源和模式不足以满足老人的实际需求，是现实存在的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医疗服务和传统手段是不够的，而利用网络、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模式，充分调动、整合、优化配置社会现有资源和政策，把全社会相关的资源和政府的相关政策集成到同一个大平台上来建立一种新体系，应该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养老问题如果没有顶层设计、没有政府的统筹协调、政策支持和监督保障，这样的平台是不可能完善的，老人们和子女们也不会放心。
我的建议是政府层面要有一个战略性的行动计划，尽快有一个清晰完整的大平台建设路线图，从顶层设计开始，各职能部门跨部门协作支持来建设一个智慧型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平台，服务主体可以市场化，但公共资源和政策需要政府进行统筹配置和协调，还要建立相关标准体系，让平台运营、发展、管理、监督都有法可依。
2018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金尧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制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政策的提案》，内容包括：
1.规定全国统一的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的养老补助。补助金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物价涨幅相联系，每两年调整一次，全国标准的补助费用由国家财政负担。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在全国标准的基础上，上浮养老补助金，上浮部分费用由地方财政负担。无论是全国标准的养老补助，还是地方上浮部分的养老补助，都实行城乡统一。
2.以财政、税收、土地使用优惠等方面的政策，鼓励兴办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院。对于接纳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的社会办普通养老院，以接纳的老年的独生子女父母数量为依据，适当减免税费。
3.适当提高独生子女父母的退休金。在政策所规定的退休金的基础上，上浮5~10%的退休金。在政府财政支持下，适当提高农村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的养老保险金。
4.大幅提高独生子女费和独生子女父母退休时的奖励金。几十年不变的5元独生子女费和1000元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奖励金，必须大幅提高。
5.把各地实践中的行之有效的独生子女养老办法上升为国家政策，例如“独生子女护理假”，或适当延长独生子女探亲假的时间。
6.允许已达到退休年龄的独生子女父母投靠异地工作生活的独生子、女。
段丽元委员在《关于进一步支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提案》中建议,在社会老龄化加剧的当下,应从国家层面出台政策措施,进一步支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全覆盖的养老需求。
他建议,建立医养结合工作联合指导和协调会商机制,促使医疗、养老、社保政策有效衔接,尽快全面建立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解决养护型、医护型养老机构发展滞后问题,提升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能力。聚焦养老服务体系标准缺失、市场服务行为失范等突出问题,制定养老产业标准,促进养老行业规范经营,推动产业升级。完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推动家庭自主养老,鼓励家政服务企业积极承担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服务,形成以家政服务企业为主体、其他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政府协助的模式。加大对边疆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的养老政策、资金倾斜扶持,支持云南培育养老产业示范园区,打造养老产业集群,将旅游养老产业培育成云南战略性新兴特色产业。
殷福星委员表示，由于目前老年大学的办学规模及办学条件的限制，我国大部分城市的老年大学，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老龄人口的需求。以河北的老年大学为例，2009年报名人数为1000-2000人，2015年达到4000-5000人，在2017年的春季招生中，计划招收3000多人，报名人数达到20000多人，只得采取摇号报名的方式。老年大学的供需矛盾问题日益突出。
殷福星说，主管部门应提高对办好老年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给予多方支持，确保老年大学得到健康持续发展。他建议，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按照一定配额将成人教育经费拨付老年教育使用，使老年大学成为国民教育链条的一部分。同时，运用市场力量，多渠道筹集教育资金，充分调动社会、个人办学积极性，形成多元的投资格局。另外，增强老年大学的自我发展能力，广泛吸纳退休专家、教授、文艺工作者、老年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形成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为老年大学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对于如何提高老年大学办学质量，殷福星提出，应按照区域内老年人口基数，合理配备老年大学资源，可充分整合已有较为成熟的社区资源，利用社区老年大学、文化活动中心建立老年大学分校，在基础设施配备及师资力量方面统筹建管。此外，可以挖掘现有普通学校、职业学校等各类学校和文化馆、体育场等单位潜在的教育资源，采取联合办班、委托办班等多种教育形式，开展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教育。
在网络时代，殷福星建议，探索建立省、市、县三级老年大学远程教育网络，有效解决基层老年大学高层次师资匮乏、专业教学水平难以提升等问题。通过优质资源辐射带动作用，为更多老年人提供就近、高品质学习机会。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南安市省新镇省身村党委书记吴金笔表示,近年来,尽管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加大乡村养老服务项目建设力度,但整体工作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特别是在最为基础的农村养老机构建设方面,仍存在着许多短板。
当前,老龄人口的峰值尚未到来,我们有必要未雨绸缪,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全面覆盖、有效运作的乡村普惠养老机构建设。”吴金笔代表建议,在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时,应该强化资金保障,坚持公共财政投入、社会资本参与、村民集资、个人缴纳等多渠道资金筹措,降低个人养老成本支出,真正实现“普惠”;探索新型机制,推动村民投身志愿服务、互助抱团养老。此外,还应积极探索“互联网+乡村养老”新模式,由县级以上部门统一建立覆盖各乡村养老机构的互联网平台,配套以简单易用的手机APP、微信小程序,方便老年村民在线获取家政保洁、送药上门等服务,也方便其家人、子女远程查看老人近况。
全国政协委员的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此次携带多份提案参会，其中一份是关于如何推动养老产业快速发展。提出，要加大居家养老补贴力度，引导老年人培养消费习惯。“为节省社会公众资源，低成本保障老人生活所需，世界各地都出台相应政策最大限度地支持发展居家养老产业，鼓励老年人在家养老。”袁亚非认为，相比一些国家，我国在居家养老方面的补贴投入十分不足。因此，袁亚非希望政府可以进一步扩大居家养老的补贴群体，从托底老人扩大到高龄老人，可以根据情况设计不同的补贴标准。
此外，袁亚非还提出，当前老年人特别是城镇老年人及其子女的市场经济意识日益增强，购买老龄用品和老龄服务的观念开始形成，养老已经由单一的生理满足逐渐发展到身体、精神、心灵各个方面满足，老年人更加渴望拥有高品质的、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基于此，袁亚非提议在引导养老服务消费习惯上，政府能与养老企业一起设计多元化补贴方式，可以是服务券、用餐券，也可以是活动体检卡等，通过适当的补贴刺激更多的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解决日常所需，提高生活品质。
全国政协委员张广东通过调研发现，目前医养结合事业中还存在“三大难”，即医疗养老融合难、医养结合筹资难、人才队伍建设难,急需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对此建议，加强组织领导，实行“一站式”审批。进一步整合卫生计生、民政、人社等部门审批环节，对医养结合项目实行一站式便捷服务，缩短审批时限。同时，探索多元化投入模式。制定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对医养结合机构从资质审定、市场准入、土地供应、建设运营、床位补助、保险补助和相关税费减免等方面提供更加细致、更加优惠的政策支持。统一公办、民营医养机构运行补贴标准，建立床位补贴和运营补贴自然增长机制，探索公建民营、民建公助、合作经营等社会化运营模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医养结合机构建设运营。以及扶持医疗机构转型升级。
张广东委员还建议，整合信息服务平台。将已有的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区域卫生计生信息平台、老龄人口信息平台、残疾人信息平台、社区服务网络信息平台等进行整合，完善医养结合服务对象信息数据库，完善老年人健康电子档案。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提供方便快捷的医养服务，推行电子病历和网上远程问诊，实现医养结合信息共享、服务互通。
全国政协委员、苏宁环球集团董事长张桂平建议，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和机制，包括在社会养老统筹保险中明确一定比例的养老护理险，以养老护理险统筹支付给离职专门照顾老人的子女或支付社区或机构养老护理费用；出台更多养老产业扶持政策，吸引民营资本投身养老护理行业，并且还予以土地使用、建设税费方面的扶持政策；出台人才政策，吸引高端管理人才加入养老护理行业，以住房、安家、薪资等吸引高端管理人才加入养老护理行业并以专业化、责任感、职业道德使他们获得职业尊严和社会认同。为养老护理人员购买补充养老护理险，保障其无后顾之忧。
张桂平还建议要编制并颁布养老护理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从业标准，加大人才培养。加强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和职称认证体系建设，持证上岗。提高养老服务人员待遇，鼓励具有相关职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进入到养老机构，以标准化的措施使我国的养老护理职业被科学、可靠地管理和运行，是养老护理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体现了我们大国民生福祉工程的务实与形象。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鲁晓明建议“以房养老”。指出，以房养老的方式有多种，总体思路应是在保证老年人居住权的基础上，盘活老年人房屋的远期价值。“让老人把房子卖了，是以房养老的一种形式，但存在很大的风险和弊端，如果老人只有一套房，就没地方住了。”鲁晓明说，应该保证老人在居住水平不下降的基础上，由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机构开发出住房反向抵押等产品。他解释，住房反向抵押是指把老人的房屋进行抵押给银行或保险公司后，老人按月或者按年获得一定的资金收入，待到老人“百年”后，既可以由其子女将剩下的债务还清后继承房产，也可以由银行或保险公司直接获得老人房屋。“另一种方式是老人将房子的所有权出售，居住权保留。”鲁晓明说，比如价值300万元的房子，老人可以以200万元或150万元卖出，但与购买人约定保留房屋的居住权直至老人“百年”以后。鲁晓明指出：“目前我国城市普通住房的土地使用权是70年，农村房屋还受到宅基地不能流转的限制，银行或保险公司在设计相应的产品时，会将房屋使用权剩余期限等因素考虑进去，很可能就把高价的房屋压低抵押价格。”鲁晓明建议，完善相关法律，修改《物权法》中关于土地使用权70年期限的规定，构建长效住房产权机制。利用民法典编撰的有利契机，规定居住权制度。允许老年人以低于房屋价值出售房屋，但保留居住权至去世之时，这样，在实现以房融资之时，也不至于因出售房屋而失去基本居所；此外，利用民法典编撰的有利契机，创新农村房屋流转制度，为农村房屋纳入以房养老消除制度障碍。
另一方面，他建议出台专项税收减免、财政补贴政策，加大对住房反向抵押等以房养老产品的支持力度。出台住房反向抵押、售房养老等产品的免税措施，对于参与以房养老的房产给予免税或减税支持；对于风险较大的以房养老产品，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切实减轻以房养老产品的风险，刺激金融机构开发以房养老产品的积极性。
全国人大代表、省民政厅副厅长耿学梅认为，十八大以来，国务院、中央部委牵头出台的各类养老服务发展政策有80余项，可以说十分丰富，涉及发展规划、扶持政策、行业管理等各个方面。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基本养老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相关政策不明晰。“拿概念界定来说，现行政策多以经济困难为标准确定基本养老公共服务的供给对象，但是对真正需要照顾服务的失能失智群体关注不足。”
此外，社区居家和农村养老服务发展政策相对滞后，特别是社会资本对农村养老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亟需强有力的政策指引和扶持。
她建议，要加大核心政策的创制力度，比如制定基本养老公共服务发展指导性意见或规划，明确基本养老服务公共服务概念内涵、目标对象、服务内容、支出责任等；加大社区居家和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相关政策制定，推广成熟的发展模式、明确扶持政策。“建议中央有关部委根据职责分工，对照规划文件开展对养老服务现行政策的清理、修订和整合工作。重点针对政策互为前置、互相矛盾、无法落地的问题进行清理修改，形成国家养老服务政策清单。”
同时，耿学梅还建议将养老服务政策落实情况列入国务院大督查范围，强化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职责，采取自查、督查、社会第三方评估并举方式，开展年度和相关规划中期评估检查。针对土地供应、税费减免等政策无法落地的问题，加强政策修订和部门协调力度，推动各类扶持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她建议，比如对公办公营的特困供养机构，符合《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条件的，应依法申请和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同时，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不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标准，并为其办理相应的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建立完善从业人员培训机制，提高特困供养机构工作人员的参训率和持证上岗率。培育发展农村志愿者队伍的同时，在高校中针对加强老年人护理，专门设立专业课，加大对失能、半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料护理经费上的投入等等。
全国人大代表周弘：医养结合可参考“长期照顾”模式和抱团养老模式.她认为，要解决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医养结合的“青岛模式”值得借鉴。“普遍的医疗系统是不区分病人的，同样在ICU，有的是短期病号，有的患的是难以治愈的病，都放在里面，极大浪费了医疗资源。‘青岛模式’把这部分人分出来，在专门的养老机构里接受长期照顾。这些人需要的不是手术或者急诊大夫，而是像护士这种能打针输液的基本医护人员。”周弘介绍，“医养结合”模式应有一个通道，平时老人一边养老一边接受照顾，如出现急症可通过通道直接去医院接受治疗，在这样的体制下，费用降低了、家庭安心了。推广这种“长期照顾”，费用谁来承担仍是绕不开的话题。周弘介绍，青岛从医保中拨出资金成立“长期护理险”，保障卧床护理和失智照料等失能老人。“所以推动养老改革，需要各方政策的配套。”周弘认为，抱团养老也是一种好方法。她告诉记者，有个医务人员，请了老无所依的亲戚住在她家，老人们相互扶持，有一个保姆给大家做饭。“这样的养老模式应当有配套的鼓励，但是国家的政策却与其不匹配。例如在阶梯电价政策下，人多了电超过了规定电价后，电费单价就提高，让这些老人付出更高的电费，这样就打击了‘抱团养老’的积极性。”周弘建议，无论医疗、社会、住房政策，都应更加融汇贯通，让百姓真正享受到便利。
全国人大代表司富春：建立“医康养融合”信息库,推动养老信息化。司富春建议，要明确权责，优化政策协同力度，医康养结合涉及卫计、民政、人社、财政等多部门，明确各部门职责界定；建立“医康养融合”信息库，共享优势资源搭建开放式、共享的大平台，建立“医康养融合”信息库,推动养老信息化进程；政策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对养老机构设置的医疗机构纳入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时适当降低标准；增加诊疗护理服务许可项目和用药类别，提高报销额度；健全合作机制，实现利益共享，支持养老机构按规定开办康复医院、护理院、临终关怀机构和医务室、护理站等；允许公立医院资源丰富的地区将部分公立医院转为康复、老年护理等接续性医疗卫生机构。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民政厅厅长侯学元认为，突出居家养老的基础性地位，必须给予多种政策优惠支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社区基础设施完善，养老服务人才动员起来，既让老人得到了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和关怀，又能够节省财政资源。”养老市场同样存在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象，以护理院为例，如何让真正有护理需求的老人及时享受到相应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为公平公正，侯学元认为，要尽快推进养老标准化评估建设。“一是评估老人的经济状况，是否需要补贴。对经济确实困难的老人，政府提供养老补贴。二是评估老人身体状况，让真正有护理需求的老人住进护理院，优先分配护理资源和床位。”先定标准，再来评估。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第三方评估。“政府购买服务，哪些养老组织、机构有资质？提供的养老服务是否达到标准？这些都需要进行评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表示，我国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起步较晚，很多方面都仍在探索中，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如缺乏部门联动、评估标准和内容不统一、社会组织参与评估还缺少整体规范、评估结果的应用较单一、信息化手段支撑不足等问题。
王海京建议，在民政部门制定的评估制度基础上，出台多部门共同参与、与养老体系更匹配的评估政策，形成民政、卫生计生、人力社保、财政等相关部门协调统一的评估体系，解决与养老相关的政策衔接问题，形成全国统一的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将现有的民政行业标准《老年人能力评估》上升为国家标准，完善评估指标和实施。引入红十字会等有一定综合实力的社会组织参与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的顶层设计，并在具体工作中发挥枢纽作用和骨干力量。建立一套协调协作机制，科学合理运用评估结果，完善信息化评估手段，扩大评估结果应用范围。培训一定的老年人能力评估专业人员，包括医生、康复师、护士、社工、心理咨询师等相关职业专门人才参与到老年人评估工作中。
全国政协委员朱晓进经大量调研后发现，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农村留守老人的服务关爱工作缺少政策法规。目前有关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立法散见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以及相关的诉讼法之中，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保障农村留守老人权益的法律。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虽然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但规定比较笼统，缺乏程序性保障。还有，农村留守老人动态信息管理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老人动态档案主要针对五保老人，即使摸底排查后，也缺少长期的动态维护，无法准确掌握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规模、分布区域、结构状况以及家庭组成、生活照料、精神状况等信息，难以了解留守老人的基本需求，更难为关爱服务工作提供数据支持。农村留守老人关爱行动涉及民政、社保、医疗卫生、扶贫、财政等部门，虽然各部门在职能范围内为农村留守老人做了大量工作，但部门之间联动较少，各自开展关爱服务工作，在资源整合和人力配合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也是问题所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由机构养老、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三个部分组成。以江苏为例，目前，苏南地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相对完善，苏中、苏北地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还没有实现全面覆盖，不仅不能为留守老人提供上门服务，也难为老人提供文化娱乐活动的设施和场所。此外，家庭养老观念和孝道文化有待加强。有的子女把养老看成负担，更有甚者出现打骂虐待老人的现象，导致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无法保障。
农村留守老人的关爱服务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方案进行指导。针对这一问题，朱晓进建议，由国务院办公厅牵头，民政、社保、卫生、扶贫、财政等部门协助，出台“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工作的工作指南”，各地结合指南制定实施细则，为各地开展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工作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南。他还建议，建立动态信息管理机制，实行建档立卡。借助“互联网+信息化”手段开展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以乡镇为单位，对留守人员进行调查摸底，造册登记，分类管理，制订《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建档立卡指标体系》和《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全面掌握留守老人的基本情况，建立农村留守老人乡（镇）、村台账和县动态信息库。建档后采取巡查机制，每月一次，巡查人员对巡查结果进行书面记录，并对档案进行适时更新。应加强民政、社保、扶贫、统计等部门之间合作，建立统一的农村留守老人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共享农村留守老人的信息资源，提高工作效率，避免重复帮扶。应建立统筹协调的工作机制，强化职责分工和责任落实，形成多部门自上而下的工作合力，加强资源统筹、信息沟通、工作协调和优势互补，形成各司其职、分工协作、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
在朱晓进看来，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创新关爱工作机制很有必要。要创新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的工作机制。建立村级农村留守老人关爱驿站，为留守老人提供无偿、低偿和有偿服务；建立由村干部、党员、村老年协会成员组成的帮扶队，采取“一帮一”“一帮多”的工作机制，为留守老人提供精准化、个性化服务；建立邻里互助小组，发挥邻里在留守老人日常生活照料方面的作用。
朱晓进还建议，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建设，提供专业化养老服务。在实施农村留守老人关爱工作中，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一是要采取培育和引进相结合的办法，每个行政村至少有1个养老服务组织。二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集体经济支持、募集社会资源等方式，为社会组织提供经费和场所。三是发挥专业社工和志愿者的作用，针对留守老人的特点和需求，开展个别化养老服务。
朱晓进呼吁，加强农村年轻人的孝道教育，增强子女的“孝”文化意识；强化子女的赡养义务，经常与父母保持联系；通过开展“五好家庭”和“敬老好儿女”等评选活动，宣传先进典型，弘扬社会正气，从而形成全社会关爱老年人的良好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