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成立临终关怀科，成为惠州首个开设这一科室的医院。这四年间，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临终关怀科已经送走了几百名救治无望的病人。在这些病人弥留之际，这里的医护人员为他们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救治和服务，让他们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得以保留生命尊严，维持生命质量。在5月12日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南方日报记者走访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临终关怀科，采访了从开科之初服务至今的护士长何兴。在她看来，这里是距离死亡最近的地方，生命的逝去早在她的预料之中，然而，每一次患者的死亡降临时，她却从来没能真正做好准备。

 

 

　　5月8日上午，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负一楼的关怀室外走廊上传来一阵阵争吵声。正在争吵的是几位患者家属，患者只有6岁，得了嗜铬细胞瘤——这种起源于肾上腺髓质、交感神经节或其它部位的嗜铬组织，肿瘤释放大量的儿茶酚胺，引起阵发性或持续性高血压和代射紊乱症候群，常常表现为高血压、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肌病（扩张型或肥厚型）、恶性心律失常等心内科疾病的症状，常常被误诊，疾病也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今年3月，这名6岁的孩子被确诊为嗜铬细胞瘤，这一消息迅速打破了整个家庭的安宁。看着被肿瘤折磨得日渐消瘦的孩子，孩子的母亲抱怨父亲不负责任，父亲则抱怨负责抚养孩子的爷爷奶奶没有及早察觉病情。就像所有重疾患者家庭一样，疾病往往会带来无穷无尽的埋怨，而这种埋怨足以摧毁整个家庭。

　　孩子的病情发展得很快，在短短两个月里，病情迅速恶化，医生尽力抢救，也只能尽量延长寿命。终于到了5月8日这天，家属在多番商量过后，最后还是决定放弃治疗。按原定计划，孩子应该在中午12点前送到负一楼的关怀室，接受医院社工部和志愿者团队免费提供的善终关怀服务。就在这个当口，争吵发生了——孩子的爷爷喝了酒，醉醺醺地准备送别自己的孙子，却被儿子阻拦了，谁也不肯轻易地原谅谁。

　　在场的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社工部副主任吴丽琼和惠州市微笑爱心扶老助学会 “守护夕阳·临终关怀”团队负责人董筱兰最终劝阻了这场争吵。吴丽琼告诉记者，关怀室比临终关怀科早一年开设，这个孩子是开设5年来的第3位年幼临终者。在弥留之际，他们被推进这间特殊的病房——“关怀室”，在这里完成人生最后的告别。对于患者家属来说，接受家人即将逝去的事实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对于年幼患者的家属来说更是如此。关怀室需要家属主动提出申请才能使用，这就意味着来到这里的患者家属已经默认了亲人即将逝去。然而，当死亡真正到来的一刻，他们才意识到，即便做好了心理准备，从容送别才是最大的难关。

 

 

　　除了关怀室，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临终关怀科最主要的阵地还是临终关怀病房和心灵舒缓室。从临终关怀病房开设的那一天起，何兴成了这里的护士，一待就是4年。

　　四年的时间并没有让这份工作变得容易。在正式成为一名护士之前，她曾经在急诊科实习，见证了医院每天上演的无数场生死，然而，对她而言，却从来没有一场死亡带来的心灵震撼能超出临终关怀科的死亡，“同样是死亡，急诊科的死亡可能更加血淋林，但那里的死亡是非常急促的，让人来不及思考，但临终关怀科的病人是缓慢逝世的，看着生命流逝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残酷。”

　　在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临终关怀科与肿瘤科、血液科和皮肤科被安排在同一层楼，而临终关怀病房的病人也大多来自肿瘤科和血液科，然而，这种地理位置所形成的暗示并没有让死亡这件事情变得更加公开化。“很多病人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也不知道会死”，在这一楼层，何兴见过不少对死亡讳莫如深的患者和家属，即便医生已经明确告知治疗无望，患者和家属依然不愿意迁入临终关怀病房。

　　患者和家属对死亡的忌讳，让临终关怀病区的形成了一套“暗号系统”。每当交接班时，对于那些并不明确知道自己病情的患者，何兴和她的同事们会使用一些特殊符号来替代，“比如胃癌的病人，我们在交班表上就只会写一个‘胃’字，当我们送一个病人去做化疗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是去做治疗”，4年的临终关怀服务经验，让何兴练就了一些特别的“话术”，在这里，这些“话术”是“保护治疗”措施的一部分——有时是出于家属的要求，有时是为了照顾患者的情绪，医护人员需要向患者隐瞒实际病情。

 

 

　　从业多年的何兴谈起这些“话术”时依然显得有些无奈。在临终关怀科，死亡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成立四年来，这里送走了接近数百名病人，其中年纪最大的已过百岁，而最小的只有6岁。

　　何兴清楚记得那位最年幼的患者离开时的情形，尽管那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事了。孩子先是在骨科住院，检查后发现得了骨瘤，于是转到肿瘤科治疗。不幸的是，他的病情发展得很快，仅仅在住院2个月后，病情就迅速恶化到了无力回天的境地。面对这种情况，孩子的父母到了崩溃的边缘。何兴和同事们既要尽力照顾孩子，又要努力安抚家属的情绪，在临终关怀科，这是她们常常面临的情况。

　　对于何兴来说，这份工作的残酷在于在患者生命慢慢流逝的过程中，很多医护人员都和他们产生了感情，于是，在死亡降临的那一刻，每一个患者的逝去都像一个朋友的离开，让何兴不知所措，“尤其是在病人离世当天值班的人，心里一定是特别难受和害怕的。”

　　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精神负担让很多护士选择远离临终关怀科。何兴曾经有一位在临终关怀科工作了半年的同事，在入职之初就常常向她倾诉内心的苦楚。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的家人得知她在临终关怀科工作，纷纷劝她离开，最终这位护士很快就申请调离了。作为临终关怀科的“老人”，何兴见过了不少同事在这份工作中的压力和痛苦，在必要的时候，她也常常给同事心理疏导。尽管见过了许多的生命逝去，何兴至今也未能对此应付自如。谈起那位6岁患者时，她的眼眶还是湿润了，“还是很可惜的，但我们除了减轻他的痛苦，给家属安慰，什么都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