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养老服务市场全面放开迎来关键一年
继“深化养老机构的‘放管服’改革”之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在今年年初时,就被民政部明确列为2018年重点工作任务之一。自此之后,一系列相关支持政策陆续出台。
1、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养老服务市场
据了解,今年以来,山西、云南、安徽、江苏等地接连发文,对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出台细则。
在专家看来,今年是养老服务市场全面放开的关键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将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养老服务市场的投入,未来或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加快推出包括用房及贷款倾斜在内的一揽子支持政策。
中央投资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从2011年的9亿元提高到2017年的30亿元,七年间投资总数超过166亿元。民政部从2011年到2017年共安排81亿元彩票公益金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地方层面在资金扶持上也不遗余力。例如,云南省今年提出,个人和合伙创办养老机构的,可分别申请最高10万元和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小微养老服务企业可申请最高2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担保贷款给予2年财政贴息。
在全面放开养老市场方面,地方的步伐不断加快。
民政部方面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政策制度,鼓励发展PPP项目,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养老。同时,加大养老院投入,出台分级养老院标准,引导养老院在更高标准上建设。
2、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政策
深化落实“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今年5月,养老服务市场又出台了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的政策。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养老市场已达十万亿级,且缺口巨大,在加速对外开放背景下,或引来新一轮资本大角逐。
近期,北京、贵州、重庆、辽宁等地频出新政,鼓励外资进入养老服务市场。如北京明确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京设立营利性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服务机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专业护理服务机构,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贵州提出,全面放开养老市场,放宽外资准入,并明确享受同等优惠政策。辽宁也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强调全面放开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
中国政府对外资进入政策逐步放宽,外资进入中国养老市场的门槛越来越低。5月24日,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要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服务业要加大开放力度。
二、养老产业市场可达22.3万亿元,供需矛盾仍旧突出
全国老龄办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亿,占总人口的17%,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1.6亿人,占总人口的11%。联合国人口署2017年数据统计和预测显示,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3.4亿,占总人口的25%。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比重的20%。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白皮书》预计,到2030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可达13万亿元。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预测的结果更加乐观:我国养老产业规模到2030年有望达22.3万亿元,未来10~15年是养老产业快速发展的黄金年代。
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养老服务市场快速增长,但供给却显乏力。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指出,我国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突出,提供的养老服务质量还不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张盈华表示,目前养老服务市场存在数量不足、结构错位、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和大量养老床位空置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有需要的人得不到、有供给的没人要,这说明供给没有以需求为导向,如果引入社会资本,情形会大为改观,因为社会资本会追着需求跑。”
在这一背景下,对于养老服务市场全面放开,张盈华认为,可从三方面加以推进:一是对民营、外资等社会资本放开,降低准入门槛、精简审批手续;二是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放开,运用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租赁等方式,将政府办机构占比减至50%以下;三是对地处偏远、经济困难、重度失能等特殊群体重点放开,通过政府补贴引导供给。
分析人士指出,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是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的政策取向。“一方面,加快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重度失能老人、困难老人、农村老人有所倾斜,提高他们对养老服务的购买力,吸引社会资本增加养老服务供给。另一方面,在水电气暖上,特别在用房上给予倾斜政策,房租是民营养老机构的最大压力,应为他们释压。”张盈华说。
关于外资的引入,专家指出,我国养老服务市场是在供需矛盾越来越尖刻的时间点扩大开放的。巨大的市场是外资进入的直接动力,开放的政策则为外资进入消除了后顾之忧。未来,围绕养老服务市场,将迎来新一轮资本角逐。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副研究员关博认为,养老服务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高质量机构、居家养老服务方式和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满足居民在养老服务方面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养老服务业的供需结构性矛盾不仅表现在中低端服务方面,在高端服务方面也存在市场期望与产品供给数量、质量的不匹配,扩大开放既能够增加高端产品供给,也能提供先进的养老服务方式、商业运营模式,促进国内养老服务质量提升。”
三、各类机构纷纷布局养老产业,商业模式及政策落地仍是痛点
近年来,我国国内不少大型地产商和保险公司也开始纷纷介入养老行业。其中,布局养老地产的房企中不乏绿城、绿地、恒大等品牌房企。
普华永道思略特合伙人孙超对此分析表示,很多房地产企业进军养老地产,一方面借此概念实现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另一方面也试图将养老地产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帮助公司实现突破。“比如说绿地集团,”孙超进一步举例道,“集团本身要去库存,因此绿地打造适老酒店,主要是为了利用老年市场,将存量资产进行盘活。”
此外,保险公司布局养老产业的步伐也开始加速。公开资料显示,自监管机构发文允许保险公司进入养老地产领域后,包括泰康人寿、中国人寿、平安保险、新华保险在内的众多保险公司,借助其资金充裕及自身业务与养老服务直接相关的优势,纷纷积极试水养老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众多房企纷纷抢滩打造养老产品线,但养老服务的投资回报率远低于传统房地产投资。养老地产的概念虽产生已久,却难免给人以“雷声大雨点小”之感,且目前养老地产行业尚无明确的成功商业模式可借鉴。
孙超认为,企业需从自身能力和资源出发,确定适合的商业和运营模式。比如绿城、绿地等开发商提出的“学院式养生养老”模式,将医疗健康服务、居家生活服务、文化教育服务等一体化,解决全龄段的养老需求。比如中国人寿等保险机构,将养老地产对接保险产品,挖掘大量潜在的客户资源。再如复星作为上海第一家同时拥有外商投资许可、工商企业法人执照和民政局颁发的养老机构许可证的养老机构,与美国峰堡投资集团合资设立上海星堡老年服务有限公司,为国内多个养老地产投资与开发商提供养老咨询顾问服务和第三方管理服务。
但是,除了缺乏成功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外,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会长朱于山表示,相关政策的落地亦是行业痛点。
“很多社区和街道出于政绩需要,把很多养老项目拿在自己手里,不愿意委托给专业的机构,因此达不到理想的社区养老的效果。”朱于山指出,虽然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于民间资本、保险资金等进入养老产业的鼓励和引导力度,但当落实到具体街道社区时却容易出现问题。
事实上,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尚不成熟,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养老机构资质良莠不齐,社会目前对养老产业存在信任危机,有关养老院安全状况堪忧等负面消息不断。
星堡投资咨询董事总经理王雨珂表示,“服务”才是养老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对此,孙超认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参与者若能以优质诚信的服务建立消费者信心,培育规模足够大的消费者市场,是打造领先品牌形象的绝好机遇。
四、借鉴欧美日等国家成熟经验,积极应对我国老龄化社会问题
早在1999年,我国国内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就已经占人口总数的10%以上,面对老龄化的挑战,我们要如何积极应对,在政策制度、技术上怎样进行创新?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
1、社会对老龄化认知有限需“补课”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近20年,但对老龄化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在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看来,这也是在国内一谈起老龄化,人们就为之色变的原因。他认为,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也因此,国内的政策、设施和社会思想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过去,传统老年学把老年人定义为负面、消极、被动的,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已经开始积极地转变这种态度。老年人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他们不仅仅是受照顾者,也是社会的参与者。“随着社会的进步,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有了更多途径,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的老年观是有可能实现的。”吴玉韶说。
为了给积极应对老龄化做好准备,与显性的“硬”环境相比,隐性的“软”环境建设更为紧迫。吴玉韶认为,各级政府都出了不少政策,但是很多政策落实、落地效果不太好,其实这也是一个老龄化意识缺乏的表现。全社会改变理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也应该在国内普及人口老龄化国情,进行“补课性的教育”。
据了解,今年2月,全国老龄办、中组部、中宣部等14个部门决定联合在全社会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吴玉韶预估,到2020年,我国全社会人口老龄化国情意识将明显增强,关爱老年人的意识和老年人的自爱意识将提升,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氛围也会更加浓厚。
2、美国:老龄社会背景下的政策创新
“中国一旦掉入了老龄化的‘陷阱’,如果还用过去传统的方法来应对,可能就爬不出来了。”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说。在他看来,如果能在政策、产业方面有所创新,利用好生命科学、信息通信技术等现代技术,就能积极地应对老龄化的挑战。
在老龄政策和制度创新上,进入老龄化社会50年以上的美国是如何做的?“美国60年代就开始面临着社会老龄化问题的瓶颈,政府一直在思考运用创新的方式来应对老龄化。”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布朗学院教授Edward Lawlor说。人口老龄化背后不仅是人口构成的变化,还有老人的健康、安全、心理健康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政府投入10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针对老年人打造宜居的生活环境。另外,政府还对医院、护理中心、社会机构等进行监管,给服务老年人的机构、个人一些激励措施。
Lawlor教授举了个例子,现在美国正在推进一项名为“现金与咨询”的项目,以老年用户为中心进行护理。过去,这项项目外包给了当地的护理机构,现在,政府则鼓励家庭成员进行护理,给他们每小时10美金的补贴费,如果照料难度高还会相应提高体贴费用。“对家中老人的看护和付出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因此给予一些现金作为补偿,也为家庭养老观念的转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Lawlor教授说。
纽约大学护理学院院长Eileen M.Sullivan-Marx则带来了老年人长期护理项目的创新案例。在费城,有不少行动不便、独立居家的老人。为了给他们提供长期护理,当地政府推出了一项名为“LIFE”(生活)的项目,即老年人独立居家养老项目。参与的老人们无需支付费用,就能得到政府提供的护理、急救、康复、医药、日托中心、交通等服务,费用出自政府基金。实施项目一年后,独居老人的死亡率大为降低。
3、日本:打造创新型智慧养老
在信息化社会下,注重技术创新的智慧养老也成为了老龄社会发展的新方向。我们的邻国日本已经成为了“超级”老龄化国家。截至去年9月,日本65岁以上老人达3514万,占总人口的比例达27.7%,高居全球第一位。预计到2050年,日本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40%。与此同时,日本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最成熟的国家之一。日本是如何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匮乏、老年人贫富分化的?
“日本正在积极推行智慧养老,与信息通信技术相结合,借助技术手段的革新来打造智能的养老机器人。”早稻田大学电子化政府研究中心主席小尾敏夫教授说。这些机器人通常被用来帮助老人们的日常生活,涵盖了方方面面。
小尾敏夫展示了一系列日本成熟的养老领域的辅助机器人,有帮助老年人进餐的“机器人勺子”,有加载了语音智能系统的老年人智能手机,也有运动机器人,可以通过摆动机械臂,带动老人活动四肢。另外,日本的交通事故中,65%以上都是由于老人开车所致,因此无人驾驶的出现也带动解决了这一问题。
“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电子健康、信息通信技术等,我们正在日本打造养老型的智慧城市。”小尾敏夫说。在他看来,老年人并不是社会的负担,他们也在购买消费品并缴纳税收。另外,日本扶持养老领域机器人的研发,不仅解决了相关就业问题,还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过,小尾敏夫也提到,养老领域辅助机器人的可用性是最重要的,最终目的是让老人都能负担得起。另外,由于对老年人的家庭护理、社区、医院三维结构缺一不可,未来在家庭中运用护理型机器人的场合将会越来越多,政府也应该从高中开始,提供更多的相关培训,使老年人的家庭长期护理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