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规模、超快速度和超重负担”，中国人口老龄化面对的严峻挑战。

　　预计到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就要达到3亿(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2033年突破4亿(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大约每隔10年就要增加1亿人，在2053年达到峰值4.87亿人，占总人口的34.9%。届时，仅仅是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就比美、英、德三国人口总和还要多”。

　　在短时间内，中国老龄化将冲向“高峰”。从2000到2050年间，全球人口都在老去，老年人口比重会从10%上升到22%，但同期中国的老龄化水平将提高24%，是世界平均速度的两倍。

　　在冲向高峰之后，是更多人还没有承认的现实，中国将在21世纪的下半叶，“迎来半个世纪的老龄化高原”。这意味着，峰值过后，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不会逆转，而是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的“高原期”，持续到21世纪末。在高原期内，中国老龄化程度将保持在33%左右的高水平，居高不下。

　　“深度老龄化和超老龄化将伴随社会会主义现代化的全过程”，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王深远教授在一次老年学学术论坛上说。

　　要未雨绸缪，中国拥有的窗口期很短。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中国财政部、卫健委、人社部联合完成的一份报告推算，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国将在26年内完成法国走了115年的老龄化进程。

　　26年的窗口期将在2027年结束。世界银行在国家发改委委托之下，于12月13日刚完成发布一份名为《中国养老服务的政策选择：建设高效可持续的中国养老服务体系》报告。报告断言，到2027年，中国将从“老龄化”社会转变为“老龄”社会。

　　健康是老龄社会最大成本。从医疗服务需求看，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和人均医疗费是国民平均水平的2-3倍，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和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大幅增加，给医疗保障体系可持续性带来挑战。

　　“根据我们的研究预测，2015-2050年，我国用于老年人养老、医疗、照料等方面的费用占GDP的比例将从7.33%升至26.24%。唯有健康老龄化，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才能从源头、从根本上降低老龄化的健康成本。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老年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和寿命延长是不可改变的趋势。因此，在老年健康水平和死亡率这两个最主要直接因素中，中国必须也只能通过改善老年健康来达到降低老年照料需求和成本的目的。

　　改善老年健康的最有效途径不是仅仅治病，而应是在治病的同时更侧重防病。如果老人的防病能力没有提高，他们的一种病治好了，很快会得另一种病或长期处于生活不能自理的残障状态，从而加重老年照料的社会和家庭负荷。

　　根据研究估测，以吃饭、穿衣、室内活动、上厕所和洗澡等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测度，与老人健康状况维持不变的情况相比，若假定老人健康状况每年比上一年相对改善1%，那么我国2030、2040和2050年家庭照料总成本将分别节省3，667亿元、10，709亿元和22，194亿元，如果再计入能够省下的医疗费用，“健康改善所节省的开支将更加惊人。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老龄化中国方案的顺利实施将很大程度上扭转人口老龄化对健康服务供给资源的挤压。”

　　要完成这一“扭转”，中国的卫生系统将面临繁重的任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人员需要通过培训来加强初级卫生能力，以更好诊断和管理面临身体机能降低风险的老年人；此外，卫生健康部门需要制定针对在初级卫生保健机构为慢性疾病老年患者解决其照护需求的临床指南。

　　过去，卫生系统习惯了在医院坐诊看病，但如何帮助老年人群保健，并不是卫生系统过去的强项。区别于医学护理，强调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的长期照护服务，由于缺乏保险服务支持，也只是刚刚起步。

　　“现行的卫生保健服务系统仍较为分散，尚未形成体系，无法为慢性病患者提供完善的连续性的照护服务。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套面向老年人的综合高效的照护服务。”《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建议。

　　根据现在的机构设置，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养老服务工作依旧是民政部的职责。养老机构的法规和管理、老年人福利和救助是民政系统的任务。

　　除少数针对特殊优抚对象的养老机构继续公办外，逐步实行公办养老机构转制成企业，与民办养老机构享受相同标准的补贴，使绝大多数养老机构都成为民办公助，让大家公平竞争与良性发展。

　　对于卫生系统和民政系统而言，如何将长期照护和卫生保健结合起来，目前仍然是一个待解的困难，也是下一步医改不得不触及的命题。

　　而在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服务缺乏更加严重，初级保健水平也更加堪忧。一位老年人口学界专家毫不留情地指出，目前国家在养老领域的几大试点工程———医养结合工程、长期护理保险、智慧养老，几乎都和农村没有什么关系。“农村总体来看，要医没有医，要钱没有钱，要人没有人，要物没有物。”

　　农村基本上没有健康管理，未来最大的挑战是高龄失能老人照护，这是农村养老难点中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