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一个什么样的老龄社会，政府要起引领作用，中高层公务员需要老龄社会的启蒙教育，学者更应走在前面。”4月14日，在华北电力大学、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共同主办的“创新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研讨会”上，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这样表示。

　　探索“互助型”社会养老服务

　　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互助式养老”受到关注和研究。实际上，我国多地早已开始探索互助式养老，如邯郸肥乡农村幸福互助院等。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刘妮娜在作报告时表示，未富先老、未备先老，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可能是“小富”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互助养老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养老模式。

　　刘妮娜指出，社会性互助养老服务如何运作起来，是互助养老的核心问题。当下，我国互助组织和互助网络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老年协会、互助会等互助组织还面临合法性和定位的困境。同时，目前大量的养老互助服务还是以文化娱乐为主，在转向“养护”过程中面临转型瓶颈。此外，互助服务也缺乏有效的管理评估机制。

　　她认为，我国互助组织和互助服务应该正式化、组织化。“要立足于中国传统非正式互助、融合志愿服务精神、依托亲朋邻里志愿者等互助网络，同时要调动国家、社会、市场等主体的作用，多方协调推进养老服务的发展。”她表示。

　　中高层公务员需要老龄社会的启蒙教育

　　党俊武在研讨环节指出，应对老龄化是一个新的课题，因此不只是中国，目前没有哪个国家在这一方面是成功的，但是政府应积极“出招”。

　　“构建一个什么样的老龄社会，政府要起引领作用，中高层公务员需要老龄社会的启蒙教育，学者更应走在前面。”党俊武说。他认为，互助养老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应该更加积极、更加“超前”地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室主任胡澎肯定了互助养老模式探索，但她认为在探讨互助养老过程中，不能忽视政府的职责。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孙鹃娟也认为，互助养老、抱团养老，充分发挥了邻里之间的关爱和志愿服务的功能，这是在我国社会支持不足、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背景下产生的。

　　不过，她认为互助养老模式也存在一个悖论。“它一方面强调社会和个人的参与，而另一方面，一直以来互助养老很依赖于政府的资金投入。”孙鹃娟说。

　　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认为，互助养老尚需要明确它到底是什么、边界在哪里等问题。

　　“互助养老更多只是一种补充，或阶段性的补充，而不是一种主流的养老模式。要给互助养老定位，把它放到养老服务体系大的框架中去研究。”吴玉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