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是美国的3倍，但养老金积累的规模才是美国的1%，使得目前养老基金出现了大的资金窟窿。笔者以为，应该正确对待因推迟退休年龄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既不能盲目夸大也不能麻痹大意，关键是要选取适当的改革路，采用可行的改革方式，在适当的时机推进改革，设计更为灵活、人性化的退休制度。

　　应对人口危机的办法，延长退休年龄和调整一胎政策是通行的做法。考量到中国社会的现实，即使实施延长退休年龄，逐年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可能需要10-20年的过渡期，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老龄化问题。换言之，应对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加速老龄化以及人口负增长，不是单方面延长退休年龄就能奏效的，必须尽快放弃一胎计划生育政策，“让公民自由而负责任地进行生育”。马克思在1853年所写的《强迫移民》中，论述了历史上和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迁移问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迁移“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重视生育的数量控制问题，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现如今的人口负增长就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将带来哪些挑战?应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郎咸平教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澄清了当前我国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误区。英国人不理会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法国人却采纳了，结果导致法国远远落后于英国。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与欧洲18世纪对比，中国正重演西方悲剧。中国的人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人口增长所致。也就是说，在现实问题中，既存在增长性的人口问题，也存在着制度性的人口问题。新的科学人口观首先要完成认识上的转变，就是从“人口增长的视野”转变为“人口发展的视野”。具体来说，就是不仅要重视生育行为的控制，更要重视生育目标、过程和结果的优化，重视人口的未来发展和整体发展。当前，实现由人口数量强制性调节向自觉性调节的转变，应是政策制订者追求的理想状态。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处理好未来时期人口和发展的各种关系，这是大势所趋。因此，从现在起，政府相关部门应根据体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管理者等不同群体的差异性诉求，在退休年龄上下限的基础上，设计更为灵活、人性化的退休制度，逐步延迟退休年龄，不是为积极的探索。此外，还应对人口发展政策有新的战略思考，不仅要考虑控制生育率，更要在实践中注重人口的结构和素质协调，以及如何解决好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逐渐放宽生育控制政策，避免人为加剧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和“未富先老”的进程。尤为重要的是，要加大整个社会的支持力度，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在整个社会营造尊老爱老的氛围，积极应对老龄化危机。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