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处理人口与经济问题，但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么紧迫和严峻。当代日本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二战”后人口的快速增长。从1947年至1949年，日本出现人口暴增现象，被称为“团块世代”，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经济腾飞。可是，从1975年以后，日本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在2004年迎来1.28亿的人口峰值之后，日本不可避免地步入了人口减少的时期。

　　宏观经济学家吉川洋认为，“人口问题”是21世纪日本面临的最大问题。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在2012年1月公布的未来人口预测数据，日本在2110年的人口估计为4286万，相比2015年的1.27亿，在今后100年期间，日本人口数量将减少至现有数量的三分之一。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变化，无疑将给日本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影响。吉川洋撰写《人口与日本经济》一书的目的，就是探讨这种变化及其影响与出路。

　　复杂的人口问题

　　在简要回顾日本、中国与世界人口发展史之后，吉川洋没有立刻进入正题，而是极力阐述经典的人口理论，包括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人口论，还有以克努特·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经济学家的人口理论。

　　《人口原理》初版发行于1798年。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不过，马尔萨斯理论也有很多缺陷。比如，马尔萨斯强调的粮食生产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问题，到了20世纪基本上被迅速发展的科技解决了，而且产生“饥荒”的大多数原因不是粮食生产问题，而是分配出了问题。

　　凯恩斯认为，19世纪下半叶，德国由半自给自足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人口的增加催生了德国的扩张主义，然后把全世界都拖入世界大战之中。差不多同时期，英、法迎来了由人口增长走向人口减少的大转变时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走向没落。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一书中，首先研究的就是人口变化对投资的影响。凯恩斯把投资看成资本主义的引擎，一旦投资不足，经济就会陷入萧条。

　　维克塞尔的核心议题是“最优人口”。最优人口指的是能使人均福利水平最大的人口，一旦超过这个标准，人均福利水平就不再上升，反而会转为下降。维克塞尔强调，减少超出最优人口的过剩人口才是应该追求的目标。这是瑞典成为福利大国的理论依据。

　　这些理论各有长短，正说明了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吉川洋对此总结道，围绕人口问题的讨论一直有进有退。现在从整个地球来看，人口仍是过剩的。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人口减少趋势日益严重，少子老龄化催生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日本在这方面尤其紧迫。

　　不得不面对的“少子老龄化”

　　除了人口规模与出生率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之外，人口年龄结构也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在人口年龄结构中，较为重要的是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人口红利主要是指劳动力人口相对于被抚养人口更加充裕。而人口老龄化则与人口红利相反，即劳动力人口小于被抚养人口。在经济学里，劳动力人口主要是指大于15岁低于65岁的人口，被抚养人口是指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口，人口老龄化的指标是指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显然，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如果人口持续减少，据模型推测，日本将在3776年8月14日剩下最后一个儿童。目前，日本的老龄化程度正在加速。2007年，日本老龄化超过21%，成为世界上首个“超老龄社会”。2015年的“国势调查”显示，日本的老龄化率已经达到26.7%。少子化导致的人口减少和急速老龄化，让日本变得暮气沉沉。

　　出生率为何难以回升，除了晚婚和不婚之外，吉川洋在书中谈到自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起出现了年轻人就业环境恶化的问题。由于非正式雇佣的增加和薪酬的降低，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经济困难而不能结婚。这就像是回到了马尔萨斯的时代。

　　2015年10月，安倍政府明确将“人口”列为重要的政策目标，提出“遏制少子老龄化，维持50年后仍有1亿人口”。然而，人口数量下降的轨迹一旦形成，是很难逆转的，人类不得不审时度势，极力扭转不利局面。

　　如果日本的人口数量减少，对住宅和生活用品的要求也随之减少，会产生什么结果？当社会规模逐渐变小，消费者数量不断减少，为老年人提供福利的劳动力数量也在下降，那么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确实已经达到了人口最优数量，同地球的供给能力之间也形成了平衡，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如果没有人口的增长，我们是否依然能够拥有繁荣……一个问题带出另一个问题。日本别无选择，只得成为第一个面对这些问题的现代国家。

　　创造经济增长点必须依靠科技

　　吉川洋认为，人口减少问题虽然严重，但就日本的经济发展而言，“人口减少悲观论”有点言过其实。有很多人认为在人口减少的前提下，日本经济没有未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并不依赖劳动力人口，而是由创新来驱动的。

　　比如，引起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很大原因就是城市工业。现代工业部门层出不穷的技术革新和设备投资能够降低商品的价格。在工业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上班族的工资迅速提高，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由此产生家庭数量的增加。

　　吉川洋强调，这些现象都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经济社会绝无仅有的“历史性条件”，而且只出现过这么一次。经济高速发展正是在这种历史性条件之下产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单纯依靠人口增加而产生的机械性现象。经济以远超人口增长率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经济增长趋势的决定因素与其说是劳动力人口，不如说是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吉川洋援引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4.0等重要观点，说明经济发展不一定依赖人口增长，而是更多取决于科技进步。吉川洋还以当前日本社会热议的一个话题，即“人工智能考上东大”的实验为例。该实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有能力与希望考上大学，然后与白领年轻人短兵相接。在未来的10年至20年，有许多工作会消失。比如：电话营销、不动产的审核和调查、手工裁缝被服店、税务申报代理人、数据录入人员等等。这些工作的共同特征都是容易通过工作手册进行管理，即劳动者只要按照给定的规则操作即可，因此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

　　但是，我们不要过于恐慌。吉川洋强调，要区分AI替代的是某种特定工作，还是所有的人类工作。机械化的发展导致人们失去某些工作，与完全不需要人类的劳动力有本质上的不同。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通常在整个经济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导致人手不足和薪酬提升时，人们才会为了某些工作更“省力”而引进机器。

　　“我们必须重新定义经济，以及经济增长究竟有何意义。”在吉川洋看来，GDP是一个“不完善但有用的指标”，人均GDP水平与平均寿命之间存在清晰的正相关关系。恩格尔定律证明，人们对于食物的需求终会达到饱和。对于大量产品和服务都已普及的“成熟经济”而言，其一直都面临着增长率下降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唯有“产品创新”，也就是能够带来更多需求增长的新兴产品和服务。在人口数量下行的压力下，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依靠科技。

　　还须厘清经济增长与幸福的关系

　　经济增长为我们带来了恩惠，然而，经济增长是否就意味着人类生活的幸福呢？

　　站在宏观经济的立场，吉川洋分析了当代日本“少子老龄化”人口状况与经济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他主要考虑的是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日本人口问题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人口”在其中是作为抽象的社会变量指标，并没有仔细考虑个体生活状况的改善。作者一味强调经济增长，忽略经济增长的目的，这是日本官僚群体长期养成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无意识体现，也是日本当前问题的一个肇因。

　　解决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的途径不应仅局限在经济层面，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涉及社会公平的问题。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经济”只是影响生育率的原因之一。生育率还牵涉两性权益、儿童教育、阶层变动、城乡差别等问题。假设女性在家庭、职场依然处于弱势地位，甚至遭遇家暴也无法寻求帮助；假设教育公平没有真正落实，学龄儿童的身心健康经常遭受侵害；假设普通人的阶层上升渠道被堵塞，无法依靠个人奋斗实现社会认可的成功，城乡差别、阶层差别凝固乃至进一步扩大；假设“996”成为职业日常，年轻人疲于加班……那么，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就必然成为年轻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人口数量要与环境的承受力相适应，太多的人口与过少的人口，都不利于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不利于人类整体的利益，而经济增长归根到底应当是为人类谋福利的，人口与经济之间，要达成平衡，达成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