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第147期朗润格政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大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晓燕指出，过去40年中的人口结构所产生的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很大贡献，在新时代，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老龄人口加速上升，为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为应对老龄化，我们需要对人口红利进行再次挖掘，健全完善老龄人口和生育保障政策。

　　雷晓燕介绍，过去40年中，一方面，我国劳动年龄增长以及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和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同时，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又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抚养比的持续下降，也促进了我国储蓄率的迅速提高、人均资本量的增加，相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实际上，在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就达到了顶峰，从那之后开始下降。与之相应，抚养比同步上升。雷晓燕分析，我国总人口将在2029年到达顶峰，之后开始下降。

　　雷晓燕认为，新时代人口结构转变，将使我国人口结构出现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总量将会迎来高峰，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她介绍，第一个老龄人口增长高峰已经到来，即2018―2022年，年均增加860万老年人；第二个增长高峰将是2027―2038年，年均增加1000多万老年人；到了2049年，我国老龄人口将接近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达29%，将超过OECD国家25.7%的平均水平。

　　二是老龄人口结构发生改变，高龄化现象将日益凸显。老龄人口以80岁为界限分为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2019―2038年，我国低龄老人大约占总老龄人口的三分之二。但从2041年开始，高龄老人的数量将迅速增长，占比也将快速增大。

　　三是劳动年龄人口结构会发生改变。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缩减的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也将趋于老化。到2049年，我国劳动年龄中的大龄劳动年龄人口，即55岁以上的比例将接近27%。

　　四是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将大幅提升，其中主要是老年抚养比将大大超过抚幼负担。

　　五是养老负担加大的同时，家庭规模将小型化发展。1982年，我国平均每家人口在4人以上，到2050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数将只有2.51人。其中农村地区下降更加明显。与此同时，“空巢老人”或独居老人的占比也将上升，到2050年，我国将有10%的家庭户为“空巢老人”。

　　基于以上特点，雷晓燕指出，人口老龄化将会为社会发展带来以下挑战。

　　首先，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挑战。因为老龄人口的扩张，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老化，直接影响了劳动力的供给水平。人口结构的老化还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的质量与积累。老龄的人口教育水平及其他方面的人力资本较低，同时由于养老负担加重，资源也要倾斜到养老方面，将影响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及储蓄的提高。

　　其次，老龄化可能会因养老保险负担增加而加剧财政压力。当前，我国正在将养老保险由现收现付向统账结合转轨，但转轨过程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例如个人账户中养老资金的空转等。同时，随着生育高峰人口老龄，养老金出现缺口的可能性加大。

　　最后，老龄化将加剧老年照料与赡养的负担。由于身体健康和认知功能下降等原因，老年人照料需求巨大；“空巢家庭”比例提升，将给传统家庭照料的养老模式带来严峻的挑战；“少子老龄化”的困境将加重。

　　针对以上问题，雷晓燕提出，一要深度挖掘二次人口红利。原来是依靠数量，现在可以考虑依靠质量来挖掘，以弥补我们数量的不足。

　　二要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建立比较灵活的退休机制。到2049年，我国高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加大，按照现行退休政策，这部分劳动人口大多数很快就要退休。而且事实上，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高龄劳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也是不同的，因此需要灵活的退休机制。

　　三要发展完善长期照护服务与老年人保障体系。

　　四要实施更加积极的生育政策。除了放开生育限制，还应考虑提供配套的生育服务，减轻生育的压力。让大家更愿意生育，而且真正能够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