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1中国实体经济论坛在佛山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在论坛间隙接受了广州日报记者的采访。蔡昉表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一系列深刻的影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关键还在于寻找新的比较优势，以提高生产力。

　　“归根结底，在新的发展方式上，我们要靠的是生产力的提高，不再能靠劳动或资本的积累来驱动经济了。”蔡昉说，“生产力的提高必须有好的经济环境。我们既要创造，为了创造也要‘破坏’。‘破坏’就是不保护落后的生产力，让没有生产力的企业退出，不再有发展前途的岗位去掉。但这一过程中，我们对劳动者要保护好，必须要有社会政策托底，在社会层面上保护人的基本生活后，我们就更能接受企业的进入与退出。”

　　需学会与老龄化共舞

　　蔡昉表示，人口老龄化加深，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之后逐渐开始负增长，劳动力出现短缺，传统比较优势开始丧失了，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也就下降了。但中国还是按照应有的增长潜力在增长，今天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好的国家。

　　蔡昉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总人口将到达峰值，然后就进入负增长的阶段，进一步的老龄化将影响供给侧的能力，在没有获得新的比较优势之前，我国出口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人口就是消费者，人口减少，消费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未来，需求侧将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蔡昉说：“我们遇到的是一些结构性的经济长期增长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靠短期、周期性的政策能够解决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总的发展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调整生育政策，延迟退休年龄，更重要的是如何与老龄化共舞，在新的人口转变阶段、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能有一套适应的办法。”

　　稳定制造业的比重

　　蔡昉认为，中国经济要适应新环境，关键在于拓展自身的比较优势，比如探寻新的比较优势，挖掘传统比较优势的潜力。比如，稳定住制造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不要让比率再下降了。

　　蔡昉表示，我国制造业存在未富先老的现象。“我国制造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从2006年开始逐渐下降，从30%多下降到27%。从国际经验上看，一个国家通常要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既大约人均GDP20000美元之后，制造业比重才开始下降，但我国还没有进入到高收入国家门槛，就开始下降了。其中的原因和人口的未富先老有关。我们在发展中国家里是老龄化最快的。逐渐形成了最大规模的老龄人口，这影响了制造业比重的下降。传统制造业的比重下降越早，就意味着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丧失得越早。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生产力，赢得新的比较优势。”

　　蔡昉说，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都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无论是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还是其他方面的创新，其核心就是提高生产力。生产力提上去后，发展就是高质量的，也就能够应对制造业“未富先老”的挑战。

　　蔡昉认为，珠三角制造业的最大优势是各类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高度开放，人不论东西，技术、资金不论南北，都会拆除各种体制性障碍，让这些要素充分流入。

　　培养更多中等收入群体

　　蔡昉表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要在需求端发力，在消费方面培养潜力。“比如培养中等收入群体，我们还有很大的潜力，有人说中等收入群体要倍增。从我国人口规模来看，倍增是有道理的，也是可以达到的。十八大以来，接近1亿的农村人口脱贫，这意味着他们从绝对贫困人口转变为低收入人口，我们如何尽快让这批人进入到中等收入的阶段，这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有2.8亿农民工，其中有1亿多已经稳定住在城市了。如果通过农民工的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让他们变成城市居民，他们的收入也就更稳定、更有保障，劳动力供给也就更充分，这都有利于转变他们的消费模式，有利于他们像城市居民一样后顾无忧地消费。”

　　蔡昉还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是2.45亿，65岁也有1亿多，这些老年人口还有消费能力弱，消费倾向低的特点，这主要是他们的劳动收入丧失，养老保障还不够充分，再加上他们还要进行一些预防性的储蓄。因此更好的养老保障制度，包括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过程，将让老年人的消费参与率更高，对总体消费需求的扩大也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