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不算今年的话，整个“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平均是6.5%。您认为“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可以保持在什么水平？

　　郑新立：我认为“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速达到6%以上是有条件的，关键是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能否迈开步子。

　　另外，战略新型产业也很重要。在新材料、量子计算、生物工程、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如果我们将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更好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在战略性新型产业上就能发展一批新的增长点。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仍然是短板，尤其是教育。虽然这几年教育得到了极大发展，但是还是好多人上不了学。我觉得教育应当满足人民的需求，所以教育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芬兰成功的教育经验非常值得我国学习。芬兰人口只有500多万，但其在200多种工业技术上领先全球。在中国进口技术中，芬兰曾经一度居于首位。为何芬兰人口稀少，却拥有这么多技术成果呢？答案就是教育。

　　我曾经到芬兰考察过多次，其科技部长、教育部长总结芬兰经验是：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教育，第三还是教育。在教育领域，中国必须要通过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的均等化，实现人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基础教育。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投入空间。

　　社会保障方面，我国也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迅速。从2000年开始，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23年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到2035年左右将进入超高龄阶段。

　　当年号召计划生育，口号是“只生一个娃，养老靠国家”，现在人老了，是履行政府承诺的时候了。因此，目前我国需要建立社会化的养老体系，包括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体系。在北欧等国，社区从业人员占比高达50%以上。

　　总之，社会保障是“十四五”时期应当重点发展的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如果“十四五”时期可以牢牢抓住上述四大增长点，去增加投入，去开动脑筋，那么“十四五”期间实现经济健康和高质量发展是完全有条件的。

　　记者：受疫情影响，我国2020年未设定经济增速目标。您认为在“十四五”期间，是否还有设立经济增速目标的必要？

　　郑新立：我认为经济增长速度至今仍是不可替代的指标。因为只有国内生产总值才能衡量出来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现在我国要想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指标是不可回避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为了GDP而GDP，为了速度而速度。

　　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差距仍然很大。在“十四五”期间，如果我们放弃经济增速指标，那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