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老年群体更替已逐渐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一种常态化现象。但在已有研究中，重点依然是老年人数量和人口结构。因此，关注老年群体更替并建立一个相应的群体分析视角是必要的。文章提出了包括概念、理论、命题、指标和运用等部分的群体分析视角理论框架。框架中的老年群体是指出生同批和经历同期的人口学群体；老年群体差异是由环境、社会建构及其累积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为生命历程理论、动态老龄化理论和混沌理论等；其差异性，既表现在背景、能动性和需求方面，又表现在影响和政策构建方面；并可通过背景、能力(行为和观念)、需求等指标进行衡量；重视群体更替、关注其能动性、辩证分析影响、增加政策的群体更替视角等均是运用中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 老龄问题/老年群体更替/群体分析/研究方法/理论框架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正在出现老年群体更替的新现象。自2010年代始，出生于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人口群体将陆续进入老年期，并不断替代已有老年群体而成为老年群体的主导群体。受建国后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的影响，已经和即将进入老年期的人口群体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受其成长历程中独特的社会背景、社会事件的影响，他们在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均呈现出与新中国建立之前人口群体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作为老年人群体会形成不同的变老模式，一方面作为社会要素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因此，在人口老龄化研究中，既要继续关注老年人数量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问题，也要关注老年群体更替的问题。

作为一种逐渐常态化的人口老龄化现象，特别是我国处于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评估老年群体更替现象，既有学术和理论意义，更有推动社会发展和科学构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体系的价值。虽然老年群体更替现象已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并对以国外“婴儿潮”群体和我国“老三届”群体为代表的新的老年群体的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但并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群体分析视角及其理论框架，由此制约了对老年群体更替现象的深入和接续研究。

本研究拟在文献研究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提出老龄问题群体分析视角的理论框架。本研究认为，老龄问题群体分析视角的理论框架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包括概念、理论、命题、指标以及应用等5个部分。这5个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界定了老龄问题群体分析视角的对象、指导、原则、标准和运用等，共同构成运用群体分析视角分析老龄问题的理论框架。

 

老龄问题群体分析视角是将老年同期群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单位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群体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不同学科会有不同的概念界定。社会学构建的是社会群体，“可定义为两个或更多的人，他们有共同的认同及某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对群体中每个人的行为都有相同而确定的目标和期望”(波普诺，1999)。人口学构建的是同批人群，“在某一时期内发生过某种共同人口事件的一批人，也称为队列、固定组、同期群、定群”，“所有各种同批人中，出生同批人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应用最广，有时也称为一代人或实际一代人”(刘铮，1986)。显然，社会学突出的是群体的内在联系，人口学突出的是群体的外在特征。在老龄问题群体分析视角中，作为分析对象的老年群体兼具了社会学和人口学的定义特征。一方面，该老年群体具有同年出生或在某个时间段(如：“40后”、“50后”等)出生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共同经历过某种环境或某个事件从而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因此，老龄问题群体分析视角中的老年群体，更多的是强调其出生同批和经历同期，而不是具有真正内在互动联系的社会学群体。

 

老龄问题群体分析视角的实质是将人口学分析与社会学研究相结合，在人口学分类的基础上关注社会环境与群体变化的互动关系。因此，老龄问题群体分析视角依托于相关的社会学和人口学方面的理论。其中，最有指导价值的是生命历程理论、动态老龄化理论和混沌理论。这3个理论均在说明老年群体的差异性，但说明的角度不同。生命历程理论强调环境的影响，动态老龄化理论强调社会建构的作用，混沌理论强调初起环境和社会建构的重要性。

生命历程理论来自芝加哥学派对移民的研究，是国际上正在兴起的一种跨学科理论，它侧重于研究剧烈的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与发展的影响，将个体的生命历程看做是更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产物。

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分析范式，是将个体的生命历程理解为一个由多个生命事件构成的序列。同样一组生命事件，如上学、就业、结婚、丧父等，若排序不同，对一个人人生的影响也会截然不同(Cavanaugh et al., 1999；Hooyman et al.，2002)。

生命历程理论基本原理可概括为4个方面：

(1)“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原理。个体在哪一年出生、属于哪一个同龄群体(出生组效应)以及在什么地方出生(地理效应)，基本上将人与某种历史力量联系起来。

(2)“相互联系的生活”原理。人总是生活在由亲戚和朋友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之中。个人正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被整合进特定群体的。每代人注定要受到别人生命历程中所发生的生活事件的巨大影响。

(3)“生活的时间性”原理。生活的时间性是指在生命历程中变迁所发生的社会性时间(social timing)，同时还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生命历程的协调发展。这个原理认为，某一生活事件发生的时间甚至比事件本身更有意义，强调了人与环境的匹配。

(4)“个人能动性”原理。人总是在一定社会建制之中有计划、有选择地推进自己的生命历程。即使在有约束的环境下，个体仍具有主动性。人在社会中所做出的选择，除了受到社会情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个人经历和个人性格特征的影响(李强等，1999)。

生命历程理论旨在解释老年同批群体内老年人之间的差异性，其指导价值表现为：指出了老年同批群内在差异性并对这种差异性进行了解释；指出背景、机会和能动性是影响老年同批群内在差异性的三个重要因素；同时指出老年同批群中个人生命历程具有可变性，关键是能动性对背景的运用和对机会的把握(Fry，1999)。

虽然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重点是老年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但依然可以运用于不同队列老年群体间差异性研究。我们可以依据生命历程理论的本意，将不同队列老年群体分别作为一个单元，而将整个老年人作为一个整体。当我们用生命历程理论分析老年群体不同队列间的差异时，依据上述结论，可以提出如下一些假设：不同队列老年群体间是有差异的；背景和机会等整体环境方面的差异是形成不同队列老年群体差异性的重要表现；除了背景和机会，能动性也是其差异性的具体表现之一。

“动态老龄化理论”(dynamism)是由Riley(1999)等学者提出的，属于老龄化与社会研究范式(aging and society paradigm)范畴。其核心观点包括：“老龄化模式变迁”、“社会结构变迁”、“老龄化的马太效应”。

2.2.1　“老龄化模式变迁”的观点

该观点认为，老年群体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老年群体成员的组成，会随着成员的去世与新成员的不断补充，而得以持续性更新。新进的老年人与去世的老年人之间，无论是在个体还是群体方面，均具有较高的异质性。以美国为例，“婴儿潮世代”的老年群体，较之战前出生的“寂静世代”群体，在老龄观、世界观、人生观等多方面存在着鲜明的差异。因此，“出生于不同时间的人，不可能以同一种方式变老”的论断是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老龄化模式变迁”特征最直接的表述。

事实上，自1960年代中后期伊始，就有包括Riley在内的诸多学者，对美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分化”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其研究的切入点主要是“同期群”(cohort)。例如，Elder(1969)等学者认为，中年群体在迈入老年期时会逐渐呈现出令人惊异的特征，即属于不同出生批次的老年人，在老龄化的过程中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老化模式，即老年群体具有突出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Riley(1973)、Bengtson(1973)、Maddox(1974)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支持了这种观点，认为相较之于其他群体，老年群体在群体内的确存在着高度的异质性，其原因可能和老年人自身的因素有关，不过，受到当时研究水平的限制，以上学者均没有对影响因素的具体内容作进一步的分析。

自1970年代末以来，学界对群体老龄化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批判：

其一是“以偏概全”的问题。在分析老年群体异质性问题时，不少学者常常将注意力过于集中在老年个体的生活经历方面。正是基于老年个体生活经历或多或少存在着差异，有学者认为老年群体的异质性源于老年个体的差异性，而未考虑社会、经济等外在客观条件的变迁所导致的影响(Dannefer，1984)。

其二是“过犹不及”的问题。部分学者过于注重社会变迁对老年个体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认为每个老年人的老龄化过程都是不一样的，这种观点直接导致了人口老龄化的“不可知论”。Modell(1978)、Hogan(1981)、Elder(1982)等学者对这一观点做了批判，认为应当从“同期群”角度来分类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例如，婴儿潮世代、寂静世代、X世代等群体，以中观、宏观的视角来研究老年群体中所存在的异质性问题。

其三是“顾此失彼”的问题。Hogan(1985)旗帜鲜明地反对老年群体“同质化”观点。他认为，“对老年群体‘共同经历’的过度关注，只会导致老年群体研究趋向‘同质化’，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而 Krauss(1980)、Adelman(1985)等学者认为，对老年群体老龄化的研究，不应过多着墨于老龄化的宏观社会背景。因为，对社会宏观背景的过度关注，往往会导致对老年群体自身经历的忽视，这对分析老年群体内的异质性是极为不利的。

基于以上认识和多年的探索，学者们提出了一种分析老年群体异质性的研究范式。即，一方面，要注意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展与变迁对老年群体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导致老年群体间异质性特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不要空泛论述社会变迁对老年群体所产生的影响，而要采用中观的视角，从“同期群”角度，按照群体分层、分类的原则，用“动态”(dynamic)视角研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异质性问题。

2.2.2　“社会结构变迁”的观点

该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发展往往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两者的交汇点是在年龄的“标准”方面。例如，人们预期进入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是在不断变化的，而政府通过划定退休的具体年龄，以决定退休者能否享受到完整的社会保障待遇，也是“年龄标准”运作机制的具体体现。Riley(1999)认为，这种基于“年龄标准”社会结构变迁的观点，往往和政府行为、工业化、现代化等中观、宏观社会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也是影响并导致老年群体内部出现异质性特征的重要原因。

社会结构变迁学说的中观、宏观视角很快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开始以该理论为抓手，对美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展开研究。

自本世纪初以来，Gergen(2000)等学者在社会结构变迁学说基础之上，基于建构主义角度，提出了“价值与老龄化的社会建构”理论(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value and aging self)。

社会建构理论将“参与”(engaged)视为社会建构的基础元素。Gergen(1994)、Gergen & Davis(1997)指出，社会思想、社会观念等社会精神生活层面的内容，均来源于社会成员的日常活动，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广泛互动，由此所形成的“互动网络”(Matrix)，是导致产生社会思想、观念等内容的重要原因。

价值与老龄化的社会建构理论认为，“老龄化”，或者准确地说，对“老年”的定义，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互动，创造了老年这一概念，同时使这个概念伴随着社会互动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此外，Gergen还颇有前瞻性的提出，老龄化概念的内涵将在不断扩张的老龄化群体联系中得到发展。正是由于概念的产生是建立在一定“联系”(relationship)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老年人终将自己决定“什么是老”。

社会建构的理论意义在于，提出了社会观念、概念内涵的发展性特征，为解决年龄地位不一致问题(age status inconsistency)提供了思路。该问题突出表现为与社会个体年龄地位相联系的各种社会期望之间的不一致(波普诺，1999)。例如，人们通常对老年人再就业的效果持谨慎态度，认为老年人只适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难堪重任。因此，如果有老年人依然从事工程设计、项目开发等对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工作，则往往会引起社会成员的关注与好奇。而社会建构理论认为，“老年群体的工作能力”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会随着老年群体不断更新换代而变化。当前老年人的工作能力，与十年后迈入老年门槛的老年人的工作能力，势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政府部门对老年人再就业的支持力度也会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高龄化而不断增强；老年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也会随着老年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互动的增强而发生改变。因此，社会建构理论、社会变迁理论在阐明老龄化等概念的动态性特征时，也间接承认了，老年群体概念内涵的动态性。新成员的加入、原有成员的逝去将会显现老年群体间鲜明的“动态的”异质性特征。

2.2.3　老龄化的马太效应观点

在老年群体世代更迭、社会宏观背景变迁的基础之上，Dannefer、Riley等吸收了Zuckerman(1972)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老龄化“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的观点。马太效应原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而在对老龄化马太效应的设想中，Dannefer(1987)等学者认为，社会变迁、群体更迭对特定中观群体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是集聚性的，并使老年群体内部的异质性愈加明显。

老龄化的马太效应观点认为，导致“新”老年群体与“旧”老年群体存在显著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出生批次的差异性。例如，出生于战后和平年代的老年人，与出生于战争年代的老年人，尽管都属于老年群体，但在健康程度、平均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先天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会在老龄化后期体现得更为明显；二是职业的差异。包括Spilerman(1977)、Hodson(1982)等在内的学者均支持这一观点。例如，一名卡车司机和一名教师之间的收入差异，会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而逐渐扩大，其结果是退休教师的养老待遇，往往会明显地高于退休的卡车司机。

因此，老龄化的马太效应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美国婴儿潮世代老年人所处的强势地位。婴儿潮世代生于美国战后，在经济恢复与增长、物质文化生活繁荣发展的大社会背景下成长，相较之于出生在战时的“寂静世代”群体，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这种优厚的条件，使婴儿潮世代在壮年时期，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栋梁，例如，美国许多高校的校长、跨国企业的董事、经理等均属于婴儿潮世代人群。由此，婴儿潮世代得以发展的优势条件与“寂静世代”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婴儿潮世代在进入老年期时，往往能够享受到更为稳固、质量更高的养老保障。

除此之外，居于强势的婴儿潮世代老年群体，还能够通过报刊、电视等各种媒体渠道，改变社会成员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建构活泼、强势、有力的“新”老年人形象，从而，在物质保障与精神生活方面，强化其优势地位，也进一步将该队列群体与其他队列群体区别开来。

统而言之，动态老龄化理论通过老龄化模式变迁、社会结构变迁与老龄化马太效应等3个核心观点，为我们指出了不同老年群体差异性的主要特点：差异的客观性、差异的动态性和差异的集聚性。

这三个特点是对老年群体差异性更为具体的阐释：

第一，强调了老年群体差异性的群体性。如果说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主要体现在个体方面，那么，动态老龄化理论则表现出鲜明的群体色彩。

第二，强调了老年群体差异性的社会构建性。如果说生命历程理论突出了个性在把握机会和环境条件方面的能动性，那么，动态老龄化理论则更多地强调了社会构建以及社会进步和发展对老年群体差异性的决定性作用。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优越条件的不断积聚和传递，才使新的老年群体具有比前代老年群体更鲜明的特点。

第三，强调了老年群体差异性的内外兼具性。如果说生命历程理论说明了环境对老年群体差异性的影响作用，那么，动态老龄化理论既指出了生存环境的影响，也指出了生活方式的影响，将影响老年群体差异性的外在要素与内在要素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视图。

受环境的影响，不同出生队列有着不同的生存背景和生活方式，这种背景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会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放大，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持久的不同的影响。这种现象可以用混沌理论解释。

将混沌理论运用于不同队列老年群体差异性分析，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

(1)影响是多重的。混沌理论认为，事物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由于事物变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其显现的影响也是渐进的，被影响的方面又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所以其影响是多方向的，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负面兼具的。另外，影响的双方均是一个系统，影响的力度和影响的接受力均会有差别，所以其影响效果可能是多层次的，有的强一些，有的弱一些(Elliott，1997；Reigeluth，2004)。基于这个观点，老年群体的变化，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复杂，也会呈现出多方向多层次的多重性特征。

(2)影响具有动力性和“蝴蝶效应”。混沌系统有两个特点，一是动力性，二是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萨德尔等，2007)。动力性是指一些看似微小不重要的事件给人类带来了持久的变动。群体更替引起的生存背景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看似微妙，却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持久的影响。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是指开始时的无穷小变化能导致以后大得多的变化，也被称为“蝴蝶效应”。不同出生队列早期的变化，即使是极其细微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演变为巨大的差距。年龄越大，差异越大。这可以用于解释老年群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那么队列更替引起的不同背景和生活方式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如此，在队列早前时期这种影响较微弱，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总是渐进的，而随着队列的演进，这种看似细微影响也随之变化，当“50后”、“60后”步入老年期，他们独特的生存背景和长期积累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会引起养老观念、需求的变化，这些变化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差异将会进一步扩大。

(3)影响是基于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的混沌，仍然有某种规律性(Schuster et al.，2005；萨德尔等，2007)。队列的更替是有序变化的过程，更替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遵循一套特定的生命历程范式，并经历长期的互动。尽管队列更替所引起的经济社会变化无法准确预期，但不同出生队列所具有的不同生存背景和生活方式依然可以视为形成影响的因变量。所以，从生存背景和生活方式差异性分析不同队列老年群体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可以遵循的一种研究规律。“50后”、“60后”群体出生成长于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不同的生存背景下形成了与以往群体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变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而其影响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不断放大，产生巨大的差异。

以上3种理论对我们进行老年群体分析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这3种理论的指导价值表现为一种渐进和深化的过程。从其最核心的观点来说，生命历程理论提示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重视环境的影响作用，动态老龄化理论提示我们在环境影响作用中要重视社会建构累积对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变化的影响作用，混沌理论则提示我们在社会建构累积的影响作用中要重视初起变化可能导致的蝴蝶效应以及影响的多重性。

 

老龄问题群体分析视角包括多个命题。这些命题从不同方面阐释了老龄问题群体分析视角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判断。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1)不同队列老年群体存在着差异性。虽然不同队列老年群体均属于老年群体，但因其出生和成长环境的不同，所受教育的不同，所经历的事件不同，所获得的社会机会不同，所以不同队列老年群体的所思所为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2)不同队列老年群体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背景、能动性和需求方面。不同队列老年群体的差异性，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背景差异、能动性差异和需求差异。背景差异是指老年群体的人口学和社会特征。因生活环境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政府执政理念不同，所以不同老年群体的收入、教育、健康状况等均不同，由此形成了老年群体的背景差异。能动性差异是指老年群体的能动性水平。传统老年群体依赖性和被动性较强，而新的老年群体的自主性和主动性明显，能够主动安排晚年生活，提前有所准备。需求差异是指老年群体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同的养老目标、养老内容、养老方式等均代表了需求的差异。从生存到生活，从依赖到自主，从被养到参与，从边缘群体到主导群体，体现出需求的不同。

(3)新的老年群体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不同于传统老年群体。不同队列老年群体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将会构成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影响。一是影响途径不同，从被代表到主动维权的变化；二是影响性质不同，从边缘群体到主体群体的变化，从伦理群体到利益群体的变化；三是影响内容不同，从生存要求到参与要求的变化，从生活层面到人的全面发展层面的变化；四是影响效果不同，从老年人范畴到社会发展范畴的变化，从满足生活需求到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等。新老年群体的社会价值，不仅在于老年人活得更好，而且在于国家和社会发展得更好。

(4)老年群体更替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决策时必须正视的要素。应对人口老龄化，既要“抗洪”，也要“防洪”。“抗洪”是体现现实性，“防洪”是体现前瞻性。诚如前述，老年群体更替所带来的，不仅是工作重心的调整，更是对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策略的全面提升和全新认识。基于新老年群体的主体地位，基于新老年群体的能动性，基于新老年群体的需求，对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策略的认识和判断面临着调整的必要。从压力到机遇，从“救火”到“防火”，从老龄对策到融入发展国策，均昭示我们必须正视老年群体更替的社会现实。

 

能够衡量老年群体差异的指标有很多，有动态的，有静态的，有独立的，有相互关联的。基于以上基本命题，同时能够满足反映事物本质和测量要求，本研究选择了3类基本指标。

老年群体差异的表现之一是其背景条件的差异。生命历程理论和动态老龄化理论均说明，老年群体差异源于老年群体不同的生活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日益丰富和优越的生存与成长条件。人们不仅生活自如，而且能够成长的更快更好，这正是造成老年群体差异的基础。老年群体背景差异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因此，背景指标应该是衡量老年群体差异的基础指标。

背景指标包括人口学指标和社会学指标等。人口学指标包括数量、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等)、分布(城乡，等)；社会学指标包括婚姻状况、家庭类型、文化水平等；经济学指标包括经济收入、工作状况等；医学指标主要包括身体状况(残疾类型、残疾等级，等)，如果有条件，还可以包括心理状况。

能力是指能够胜任某项任务或实现某个目标的主客观条件。在本研究中，主要强调老年人在具备一定基础的情况下，能够能动性地为安度晚年和欢度晚年进行准备，包括经济准备、服务准备以及其他。

能力指标包括行为指标和观念指标两个子类，表现为行为形态和观念形态。

4.2.1　行为指标

在传统社会，老年人通过多生和生男体现其“养儿防老”的能力；在现代社会，老年人通过积聚财产、扩大交往、提高健康水平、延长自立自理期等方式体现其应对晚年的能力。因此，行为指标是能力指标的现实形态。

衡量能力的客观指标可以用背景指标表示，主观指标可以用以下指标表示：维系养老的经济能力，包括房产、储蓄、股票、收藏等财产积聚状况；维系身心健康的能力，包括健康水平、健康知识、健康生活方式等；维系生活自理的能力，包括学习、研究、掌握新知识新技能的兴趣和能动性等；维系生活质量的能力，包括参与社会活动、有一定社会交往、精神文化生活等。

4.2.2　观念指标

观念指标是主观的意识。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不同老年群体的意识和观念存在较大差距。不同观念可以体现为不同的能力。因此，观念或意识也是区别老年群体以及解释老年群体差异的一个重要指标。

观念指标主要包括：消费意识，即拥有愿意通过购买形式以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观念；维权意识，即拥有通过群体、法律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观念；参与意识，即拥有主动参与和愿意为国家、社会、社区等公共环境建设贡献力量的观念。

需求指标是背景指标和能力指标在现实中的表现。背景和能力的差异，将直接导致需求的差异。需求的差异，既标志出老年群体的差异，也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需求指标包括：经济物质需求，包括养老金、住房、生活设备等；精神文化需求，包括参与、教育、尊严等；养老服务需求，包括医疗服务、生活服务等；特殊服务需求，包括康复、个性化服务等。

在这3类指标中，背景指标是客观基础，反映了不同队列老年群体的环境及其影响差异；能力指标是主观条件，反映了不同队列老年群体适应环境和利用机会的差异；需求指标是现实表现，反映了不同队列老年群体基于不同基础和条件的不同要求。这3类指标合在一起，将能够区别出不同队列老年群体的变化。

 

运用群体分析视角研究老龄问题，需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认同老年群体更替的社会现实和基本理念。虽然老年群体更替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目前在学界和政界对此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普遍的观点认为，老龄问题主要源于基于“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之上的老年人规模迅速增长上。这种观点并不错，问题是老龄问题是变化的，而引发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是老年群体更替。从对策构建方面看，目前对策的基础是将老年人定位在依赖的被动的边缘的，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理念没有完全获得实质性的落实。随着老年群体更替，新老年群体将逐渐替代传统老年群体，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冲击性的。因此，接受这种前瞻性但又是现实性的变化，是运用老龄问题群体分析视角的重要前提。

其次，采纳群体分析视角的理论和指标。前述研究表明，群体分析视角与数量分析视角和结构分析视角有所不同，其最明显的差异在于依托的理论和衡量的指标。群体分析视角依托3个理论并采纳3类指标，其最核心的内容是强调不同队列老年群体在对老年期安排中的能动性差异。不同的能动性水平，反映了不同环境构建的不同背景，反映了不同背景引导的不同需求。正是这些差异，区分出不同队列老年群体，也形成对老龄问题的不同认识。

其三，辩证分析老年群体更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围绕老年群体的性质和作用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在数量分析视角强调老年群体作为消费因素的消极作用之时，群体分析视角则凸显新老年群体作为参与发展因素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时，引入老年群体能动性要素，可能获得不同于既有分析结论，使认识更上一个台阶。

其四，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思路和政策构建中建立老年群体更替视角。虽然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已耳熟能详，但在具体应对之策的设计中依然对老年群体参与发展的价值重视不足。群体分析视角提出完整的理论和指标构架，指出老年群体在更替中不断强化的能动性。这些对于构建符合积极老龄化理念的对策体系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老年群体更替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也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建立群体分析视角，充分发掘老年群体更替中的积极因素，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正是本研究的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略）

 

（来源：人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