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老龄社会发展的时间表及其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可以发现老龄社会是如何伴随经济社会现代化而发展的。同时，以“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等指标进行计算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也随之发生变化。

欧美国家在1950年-1975年间进入老龄社会，这是后工业时期的产物。在这些国家里，人均GDP达到0.5万至1万美元，服务业占GDP产值超过50%，公共卫生事业、医疗服务体系日益发达，危险劳动和体力劳动减少，工作和生活环境改善，使人均预期寿命延长至68岁~71岁。1岁至14岁为幼年期，16岁至45岁为青年期，46岁至64岁为壮年期，65岁及以上为老年期。当时，欧美国家的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例约为10：1，实际赡养比例约为7：1。

欧美国家在1975年-2010年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这是高新科技时期的产物。当时，人均GDP超过1万至2万美元，服务业占GDP产值接近70%，日益发达的老年服务业继续推高人均预期寿命延长至75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4%以上，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例约为5：1，实际赡养比例约为3：1。

欧美国家约在2010年之后陆续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这是信息时代的产物。这时，人均GDP大概超过4万美元，服务业占GDP产值超过70%，人均预期寿命延长至80岁至82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最低在21%，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例约为3:1，实际赡养比例约为2:1。

老龄社会还伴生如下情况：伴随人均GDP和产值不断上升，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老龄社会的供求关系已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居民购买力决定企业订单，进而决定企业提供的岗位和薪酬，这直接影响到青年就业和教育投资等问题；每一个劳动人口赡养老龄人口的生产力不断提高，从0.1到0.5，原由5个人完成的工作现在由2个人完成。总之，一方面，老龄社会应当是人力资本迅速提高的科技推动型社会，特别是对劳动人口而言，提高人力资本的路径包括健康保障、教育水平、参与就业、人均产值、人均收入，有备而老地进入老龄社会，需要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人均教育水平、就业参与率(64岁之前)、收入水平和产值水平；另一方面，老龄社会应当是社会购买能力迅速提高的消费拉动型社会，特别是对老龄人口而言。只有老龄人口愿意埋单，劳动人口的贡献才能得到补偿，养老服务业才能健康发展，从而满足养老服务需求。

基于买方市场的基本原理，社会生产力相对发达，商品丰富，买方具有选择权、定价权、评价权，消费需求是企业生产与经营的轴心，即客户至上。当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以后，其消费需求对企业生产内容与经营模式的影响日趋重要，直到这一比例达到20%～30%，影响是绝对的了，老龄产业占用资源和占GDP产值的比重越来越大，人类即进入银发经济时期。

老龄人口需要的日常用品和居住环境、娱乐和旅游、医疗保健和护理、金融理财(老年人劳动收入少了，更应当获得投资收益，即青年时代挣本金，老年时代获利)等，将引领加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乃至教育、科技的转型。养老服务供给是针对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进行规划、设计、生产、送达等一系列的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2013年8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责任，并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覆盖城乡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让服务亿万老年人的“夕阳红”事业和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共同发展。

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都是以老龄人口为服务对象，提供他们需要的各种设施、物品、服务，二者是构建养老服务体系的两个互动环节。老龄事业是以政府为主导，坚持公益、准公益和微利原则，动员全社会各类资源打造养老服务体系的社会活动，包括发展规划、管理系统、研究机构、政策体系、职业教育、社会工作者组织、法律服务平台。老龄产业指经济单位坚持微利综合原则，生产老龄人口用品和提供服务的商品交易活动，包括研发企业、养老机构、养老金融、老年用品生产企业和养老地产等。

在这个服务体系中，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是重中之重。平台由国家投资建设和委托专业性非营利机构管理，链接各级政府和社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养老家庭，提供呼叫、应答服务，具有信息管理和数据统计分析功能，有效处理关联数据关系，为养老服务需求者、服务提供者、老年用品生产商提供共享信息，降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推动我国银发经济健康发展。

老龄人口的服务需求和购买力是银发经济的内涵。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只要老年人口没病、有钱且会讲故事，社会仍然充满生机。如果老人具有购买力，养老服务业不仅可以满足老龄人口的需求，还能补偿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付出，产生大量就业岗位(企业岗位、社工岗位和义工岗位)，而且可以创造与人口老龄化等速的产值，即老龄人口占比每增加1%，其产值占GDP的比重将增加一定比例。从西方国家的代际消费曲线来看，进入老龄社会后的消费主体向后推移至30岁-60岁人群，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后开始向50岁-80岁推移，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后向70岁-90岁推移。总之，是老龄人口消费在拉动经济。

老龄人口购买力由其资产结构决定，即劳动人口的转移支付(基本养老金或者养老补贴)、自己的劳动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资本利得。改善老龄人口资产结构的路径较长，至少需要20年-30年。

第一，建立二元结构养老金，增加养老基金存量和投资收益。基础养老金讲公平，全覆盖，保基本；个人储蓄养老金讲贡献，鼓励人们多工作，改善老年生活。中国应当在健全基础养老金制度的基础上，扩大个人储蓄养老金，鼓励人们自动延迟退休，增加养老本金和投资收益，改善老年生活。进入老龄社会转型期后，一方面，要强调政府保基本的养老责任、子女赡养和扶助老人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引导人们逐渐减少对政府和子女的依赖。

第二，提高大龄人口的就业参与率，增加人力资本和终生收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行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均将提高大龄人口就业参与率纳入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范畴。1991年欧共体改组为欧盟，欧盟协议的第四章为社会政策，强调了青年就业与老年就业，20年后的数据证明，老年就业改善了欧盟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群购买力，增加了就业岗位，带动了青年就业，二者之间具有互动的线性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的板块关系。在领取养老金年龄较晚的德国，青年失业率约为5%；在领取养老金年龄较早的法国，青年失业率约为10%。OECD国家居民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不一致，且越来越晚。为此，需要增加中年时期购买健康和储备知识的投资。

第三，积累财产性收入，增加资本利得，直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包括养老基金、自有住房、黄金等，以及其他具有增值性和可以获得时间价值的财产。“30年我养房，20年房养我”，指的是在收入能力较强的30年买自住房和投资房，到高龄失能阶段用房产残值置换老年护理服务。因此，提高养老储蓄的投资收益，保护老职工的房产残值，保护农村居民的土地获益权，是改善老龄人口资产结构和提高老龄人口购买力的路径，这需要公共政策和大金融的支持。在国家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之前，应当完成养老金结构调整，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以美国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为例，转移支付、劳动经营和财产性收入各占1/3，这是一个国家进入银发经济的软实力。

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大约在2025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2035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但是，由于失业、低收入和早退休等问题，再减去在校生，目前实际的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赡养比不足5:1。中国约在2007年就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出现了民工荒、家政工资上涨、养老难等问题。如果相关公共政策不及时改善，中国可能在2025年就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且未备先老。清华大学的《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3版)提出，根据人均GDP的福利相关性原则建立的老龄社会发展指数评价结果为0.526，养老金指数评价结果为0.573，医疗保障指数评价结果为0.623，养老服务指数待开发，未备先老的情况比较明显。中国亟待按照老龄社会时间表，制定老龄社会发展战略，就银发经济的内涵和规律达成共识，将调整养老金结构、促进青年和大龄人员就业、改善老龄人口资产结构和提高购买力，纳入民生保障和银发经济发展战略。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