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钱理群都选择了养老院，但一个还是搬离，一个选择继续！
 

　　搬入养老院盛夏的北京，从东三环黄金地段商区拐进一条安静的街道，在均价近五万元一平方米的小区对面的恭和苑养老院，86岁高龄的法学家江平穿着白色背心，在空调房里玩电脑游戏《蜘蛛纸牌》。他的桌上摞着一些翻过的法律与历史书籍，休闲与研究已是江平在养老院生活的主要构成。“独生子女多，家庭人口少，以后（老年人）走不动路了，住这里是可以的。”江平说。

　　江平，中国著名法学家，1930年12月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来恭和苑之前，江平由保姆照顾了15年，熟悉的保姆离开后，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就搬进了这所月收费上万元的高档养老院——按照北京市公布的数据，2014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每月平均水平是3050元。在养老院里，江平每日都有量身搭配的营养餐，房间内布置着他亲自挑选的实木家具，楼层还有随时服务的24小时护士站。

　　江平认识的知名教授和医生，有的因为身体不好，有的是子女在外，不少人在养老院居住。譬如，79岁无子女的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与老伴也选择了养老院。

　　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

　　从卖房养老到安心创作，钱教授心目中的“安度晚年”。2015年6月，钱理群教授从北大燕园搬到泰康燕园，毫不留恋地卖掉房子，只带着心爱的书本和老伴儿搬进了泰康养老社区。这一行为在当时引发巨大的争议，一位学界泰斗，为何会沦落到“卖房养老”的地步呢？为此，钱老坦言住进养老社区的最主要原因是他的写作初心，“我还是在坚持我的写作，我虽然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但还有很多想写的东西。”

　　泰康之家燕园是泰康保险集团投资建设的大型养老社区，提供文化养老、医养融合为特色的高品质养老服务。钱老在燕园社区的房子面朝青山，祥和宁静，令人心仪，正是他心目中养老、写作的“桃花源”。钱老说，以前他不怎么锻炼，搬到养老社区后开始锻炼了。现在只用做3件事儿就行了，第一是休养身体，第二是写作，第三是跟朋友聊天。让钱老非常满意的是，养老社区里吃饭很省事儿，到点儿就能吃饭，不用他和老伴操心。钱老说，自己是一个写作欲望非常强烈的人，“搬入社区最大的好处是，社区为我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到这里来，我可以不用操心琐事，集中精力写作。”搬到燕园之后的钱老，平均每天都能保持2000到3000字的写作进度，2016年2月还出版了在社区完成的作品《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今年7月初又出版了新书《鲁迅与当代中国》。
 

 

　　“在泰康养老社区我能安静地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最愉快的事情，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安度晚年。”钱理群教授评价道。虽说没有房产证，但钱老不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有什么“降低”。作为养老社区，泰康之家·燕园借鉴国际适老标准，结合中国老人人体工程学特征，研发设计适老空间、布置适老设施设备，从整体规划到室内设计的空间尺寸、家具和材料选择，从公共服务空间到卧室和卫生间都竭力为居民打造无障碍、适老、安全的居住环境。除此之外，社区更配建了泰康之家燕园康复医院，可以为长者提供更好、更便捷的医疗服务。考虑到不同阶段长者的需求，社区还提供“协助生活、专业护理、记忆障碍照护”等服务。钱老透露，“这里都是生活管家，很方便，生活上有什么事情，他们随叫随到，比如要换个电灯泡打个电话就解决了，在这里，不用再为生活琐事操心了。”心安之处是吾家，安心的写作，平静的生活，年近八旬的钱老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从未停歇。

　　2015年10月4日，不到一年时间，江平搬离了养老院，回到位于北京南四环温泉公寓的住所。而钱理群依然在燕园笔耕不辍。

　　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正在加快，养老需求巨大且不断增加。据统计，在中国2.12亿老龄人口中约1亿为空巢或独居老人。按照国内认知度较高的“9073”“9064”养老服务格局规划（90%的老人居家养老，7%或6%的老人在社区养老，3%或4%的老人在机构养老），截至2014年，对养老机构床位的需求大概在636万至848万。而另一方面，在养老机构所提供的551.4万张养老床位中，却拥有高达47%的空置率——市场给出的产品似乎并未真正抓住需求的痛点。

　　供需错位以公共服务水平在全国排名靠前的北京为例，截至2014年，公办养老机构占全市养老机构总数的50.8%，床位数占全市养老床位总数的32.4%，月收费人均仅2000元左右。看似美好，但现实是，公办养老院空置率超过30%。其中的优质者又出现“走后门”入住、“千人等一床”的局面。产品与需求的错位依然明显。近年来政府开始大力鼓励民营养老院，予以优先安排用地、一次性开办补助、入住补贴、各项税务减免、贷款利率优惠等多项支持。今年8月，北京更是开始实行公办养老机构转民营的过程。

　　但民营养老院同样处境尴尬：性价比高的供给少，低价低质的无人青睐，且普遍盈利不理想。恭和苑人均月收费高达12000元，按照当前269个房间63%的入住率计算，院内每月收入可达200万元。不过这些收入要支撑上万平方米的绿地、院内独立养老医疗、每个楼层24小时护士站等高成本设施的开支。院长谭疆宜表示，短期难以达到高盈利。

　　北京朝阳区寸草春晖养护院也是一家运行状况还算不错的养老机构：月收费约6000元，100张床位常年满员，目前等位排号的老人已经超过400位，且每月都在增加。但据院长贾金凤预估，最快也需7年才能收回1000万元建院成本——这一周期在行业里“算很快的”，而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利润还需继续投入在设备和服务上，成本收回周期还会拉长。“养老机构想要追求太大的盈利，基本很难很难。”贾金凤说。而地处北京郊区昌平的仁和康复敬老院和附近的数十家养老院处境更为窘迫：远离市区、护工短缺且缺乏医疗设施，即便每月收费仅2500元左右，床位仍入住寥寥。

　　资本的趋利性使投资者将目光投向了高盈利预期的养老地产。2013年被称为“养老地产元年”，各大公司纷纷以养老公寓、老年社区、养老山庄为卖点。在2009年就已经布局养老地产的卡罗琳养老投资公司董事长樊炎冰曾预计，中国养老物业盈利回报率将达到20%-25%，远高于国际上的8%-12%。

　　“养老服务和做房地产绝对是两回事。房地产商在出售房产以后就了结生意，而养老的需求却是源源不断且愈加增长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说到，中国养老地产并不擅长“养老服务”，且一致瞄准高端市场，大部分养老地产只具备接收健康老人的能力，软件硬件均难以提供专业的养老护理服务。而商家力推的“养老社区”，在唐钧看来实质上是将老人安排在陌生而遥远的商业小区，所提供的计算机系统及终端设备得益更多的是服务提供者，而并非接受服务的老人。

　　作为养老地产所瞄准的高端客户群体之一，江平也表示对豪华养老山庄并不感兴趣。他在养老院的房间设计得温馨而简单：门口摆放着绿植，门上贴着“福”字，屋内摆放着基本的家电家具，墙上挂着相框，开放式的厨房还放置着一些锅碗瓢盆和抹布。他看着房间内的电视笑着说，最近俄罗斯喀山的国际泳联世锦赛很好看，晚上看看体育节目也很开心。对于高档养老山庄所提供的高尔夫球场、葡萄酒庄等设施，即便是拥有相当经济能力的江平，也表示从未考虑过搬去。“如果能找到好的保姆，我只会选择搬离这里，回家住。”江平说。

　　“或许现在养老产业确实存在乱象。”樊炎冰承认，市场上存在以“养老”为噱头、实则进行售楼、养老服务跟不上的行为，“但这些在发展过程中都会被淘汰。”

　　在樊炎冰的描绘中，“整合全产业链服务”可解决当前养老地产服务不足的缺陷，成为养老产业的未来。他说，卡罗琳公司正在加拿大、北京、上海等多地打造养老山庄与养老公寓，在社区里建立“养老服务中心”，连接老人与介护、医疗、金融等全产业链服务。日常的体检、提醒、文娱等服务会由服务中心主动提供，而老人的临时需求，也只需通过终端告知该服务中心。

　　美国动画片《辛普森一家》中的辛普森爷爷就居住在养老机构中。剧中养老院的生活常受揶揄和讽刺，进入养老院的老人虽然有着一定的物质条件，但在精神上和社会认同上往往丧失尊严。

　　探求解决之道，“整合”似乎成了市场不约而同的选择。寸草春晖养护院只有100个床位，服务范围与盈利收入因此受限，于是其提出整合“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的模式：除服务机构内入住的老人外，养老院为周边老人提供送餐、接送、陪同就医等服务，并开设“老年饭桌”，未入住的老人可凭饭票来养老院用餐。院长贾金凤说，在该模式下，养老院已经成为“朝阳区养老院样板工程”，目前居家养老的辐射范围约有1000人。恭和苑在尝试整合医疗与养护资源，进行“医养结合”的试点运行：在养老院养护服务外，重点满足老人最迫切需求的医疗服务。恭和苑增添专业医疗机构，为老人定期体检、进行基础疾病预防和康复治疗，并与周边医院联系，为老人进行快速医治。

　　“行业整合是需要的”，唐钧说，整合的同时还需注重老人的精神需求，他甚至认为，未来养老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将落在精神需求上。这一点似乎在江平身上得到了印证。年过八旬的江平自豪地说，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他仍担任博士生导师，并不时参加社会活动。社会职务显然已经成为他满足感的来源之一。

　　但精神需求也正是江平想离开养老院的原因。江平说，他并不习惯和陌生老人闲聊，因此常常自己在房间里看书。当客人来养老院拜访时，他总感觉不如在家中待客那般自在方便。“这里还是缺少家的感觉。”

 

 

　　“只要我们还能受得了痛，我们就不会去医院”

　　上徐乐村是中国河北省山区的一个贫瘠农业乡村。这里的海拔太高，草莓之类的经济作物无法生长，当地人只能种植玉米、小麦、花生和红薯，大部分自己消费。近年来，大多数年轻人都已经离开，在沿海的工厂或建筑工地打工。“现在谁还呆在这里？除了小孩子，只有我们这些老人，我们争取不生病，这样就可以继续种地，”69岁的董向菊（音）说。这是2016年12月一个寒冷的下午，她坐在老旧的水泥砖瓦结构的农舍小院里。她说，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省会石家庄工作，很少有时间回家。

　　她70岁的老伴高畴倪（音）正挥舞着一根大棍子，把他们养的猪赶回猪圈，鸡群在周围晃荡。董向菊谈到了她最大的忧虑——看病的费用。“日子一点也不轻松，我的身体越来越差，”她拍打着患有关节炎的膝盖说。她说，2016年自己在医院住了一晚，治疗心脏病和高血压，费用达到了8000元，比一年的家庭收入还多。“只要我们还能受得了痛，我们就不会去医院，看病太贵了。”这对夫妇说，他们的孩子通常不寄钱回家，但偶尔会出一部分医疗费用。

　　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是城市同龄人的三倍！他们很有可能更大年纪都要干活，干更久时间！

　　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已是众所周知。但是，像上徐乐这样的村庄受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和几十年来人口不断向城市迁徙的双重影响，在老龄化危机中首当其冲。农村老龄化的水平高于城镇，再加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导致的农村老年人“留守”、“空巢”问题，农村养老变得棘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压力较大，老而无休。一直以来，与城镇老年人晚年依靠养老金为生不同，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于种地自养，其次来自于子女的经济支持。过去，即使老人和子女住在一块，老人也会劳作来增加家庭收入。更别说现在，子女们外出打工，出于对子女在外生活成本高的考虑，或是对孙辈教育的考虑，老人也会自己出份力补贴家用，因此，经济压力还要更大。目前，约8000万老年人（全国老年人口的60％）生活在城市之外，无法享受良好的医疗保健设施。国务院扶贫办司长苏国霞说，五分之一的农村老年人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很多都是因为治病费用让家庭背上债务。

　　二是日常生活照料缺失，老而无安。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老年人不可避免会患上慢性疾病，如果子女不在身边，就只能陷入“看病无人陪，看病无人管”的境地。假如晚年丧偶，独居生活，就更雪上加霜了。

　　三是精神慰藉、情感需求缺乏，老而无欢。对于老年人来说，安度晚年离不开精神满足。如果长期缺乏关怀，则容易产生悲观情绪。《农村“心病”悄然来袭，三大主体人群须关注》中指出，“在农村，自杀等行为反映出的心理抑郁和情绪异常等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远远高于城市”。而据统计，过去20年，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居高不下。佐治亚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经济学家方项明（音）说，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是城市同龄人的三倍。

　　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中国公民的年龄越大，在健康问题上的支出就越少，农村老人尤其明显。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的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老龄化问题专家约翰·吉尔斯(John Giles)说，中国农民通常70多岁还在地里干活。“不是在花园里转悠这么简单，”他说，“都是艰苦的劳作。如果孩子都已经迁移到外地，那他们很有可能更大年纪都要干活，干更久时间。”“有41.2%的农村老人，仍要靠劳动收入养活自己”。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说。

　　因此，农村老年人的身体残疾率高于城市人，很多人难以完成吃饭、穿衣、洗澡等基本动作。他们的高血压、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也越来越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吸烟和饮酒率高，以及至关重要的一点——医疗保健不足。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帕克(Albert Park)表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不同，中国公民的年龄越大，在健康问题上的支出就越少。“所以在中国农村地区，即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他们得到的卫生保健服务也越来越少。”帕克说。

　　中国医院就诊的平均成本相当于城市居民年收入的50％，相当于农村居民年收入的1.3倍。

　　如今，中国的城市占据了超高比例的政府卫生支出，以及最好的医生，农村居民只能忍受昂贵而低质的医护服务。据杰拉德·拉·弗吉亚(Gerard LaForgia)统计，在中国，医院就诊的平均成本相当于城市居民年收入的50％，相当于农村居民年收入的1.3倍。弗吉亚是《健康中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要作者，该报告由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财政部和其他政府机构联合完成。同时，斯坦福大学的“乡村教育行动计划”在201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村卫生所看病的病人得到准确诊断的概率仅为1/4。过量开药现象非常严重。“有时他们会给你开错药。”上徐乐村的董向菊说。2016年她对一种药物产生了过敏反应，她说那就是开错了药导致的。

　　中国意识到，如果置之不理，农村留守老人的问题可能会成为一个财政性和社会性的定时炸弹。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言人毛群安说，政府正通过税收减免来鼓励更多医院进入服务欠缺的农村地区。虽然养老产业近年来才开始在一些城市出现（在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上子女们应该照顾他们的年长父母），但政府正鼓励它们扩展到农村地区。2009年推出的一项农村养老金试点计划已经扩大，目前已覆盖大多数60岁以上的老人。

　　同样，大多数农村老年人现在都加入了一个10多年前推出的农村医疗保险计划。然而，这两个计划提供的保障都很有限。农村养老金每月只有大约80元，远低于城市平均水平；而保险自付费用也很高。“表面上看起来是不错，约90%的农村人口都被覆盖到了，这或许是真的，”弗吉亚说，“但它的保障范围却是个问题。”有村民接受采访时说道，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中国农村老年人保险通常不覆盖在城市医院的治疗费用中，而且他们很难进入城市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生活。世界银行的吉尔斯说，一些儿女正回乡照顾父母，这可能会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影响。因为回乡后，这些年轻的中国人开始从事生产效率较低的工作，甚至是离开了劳动力队伍。25岁的张驰（音）在东莞一家玩具厂工作，那里距离他在中国中部西安的家乡1327公里。他说：“以后我要回老家的，因为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在很远的地方工作，只能偶尔去看他们，这不大好。”

　　其他一些人不认为回到农村是可行之举，甚至根本不想回去。一些打工者害怕回去后挣不到养家糊口的钱。虽然在中国工业城市的生活也不容易，但工厂工人一般都能享受到乡村弟兄们从未体验过的舒适。“当然，孩子们在外面生活并不容易，”董向菊说。“但他们在这里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所以他们必须出去找工作，现实如此。就算我想念他们，那又有什么用呢？”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社科院的唐钧说到，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和城镇居民一样，由‘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两部分构成，并且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

　　对一些“空巢”现象突出的农村，老人养老该怎么办？穆光宗的想法是，加快农村敬老院的转型，使农村的“分散养老”变成“集中养老”，给农村“空巢老人”打开一条绿色通道。这与丁智勇的建议不谋而合。“可以利用农村老年活动室或闲置的校舍，建立‘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丁智勇表示，“由村委会或农村老年协会具体运作。在生活、医疗、护理、文化生活等方面，重点考虑高龄、空巢和失能困难老人的需求，并积极促进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穆光宗最后说，“这可能是理想的说法，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联起手来’，但这首先取决于中央的蛋糕做得多大，否则就是空想。我们适度普惠性的福利，不应该忽视老年农民的共享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