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口高达2100多万，疾病族谱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已经出现很多变化。目前，北京市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病死率都很高，想缓解这些问题，有几件事必须落地。

 

 

　　怎样科学地传播健康知识，是一个重大问题，政府应该在这个领域多做工作。比如优秀的健康知识节目，和优秀的健康知识的撰稿者组织起来，向公众介绍那些符合科学的，符合人民需要的知识，并在过程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宗旨。

　　依托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支撑

　　我们认识到，在构建法律法规体系的过程中，要注意运用行政手段，把社会力量动员起来。所以，在慢病防控工作当中，除了有技术教育、知识传构外，也需要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支持。

 

　　要有适用的技术

　　慢病防控的落实，一定要有适用的技术。慢病防控的技术路线选择要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脱离一个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不了的，技术再好，如果不落地，百姓得不到实惠，也是空的。选择什么技术路线，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要算大账。比如之前我到澳门特别行政区跟澳门同行交流时，谈到澳门大肠癌的防控，他们在社区里放一个标本取样器，社区居民可以把自己的排泄物的标本留在那。这种方法成本很低，却能对大肠癌的早期发现很有帮助。当然，大肠癌的早期发现也可以依靠肠镜，它对早期筛查，可能会更准确。但是它反过来也有社会的整个接受度和成本的问题。所以要选择一个适宜的路线，同时要算大账。比如北京去年调整了小儿麻痹脊灰的疫苗免疫规划，把过去三价的减毒疫苗，俗称“糖丸”，现在改成了二价的灭活疫苗，这就避免了个别人群因为服用小儿麻痹脊灰而引起的不良反应，使免疫规划的保护做的更彻底。有人可能会问成本贵了没有，和糖丸比，疫苗肯定贵了，但在我们财政投入足以支撑和保障的情况下，需要不断去寻找新的慢病防控策略。

 

 

　　从2015年6月1日，北京开始实施控烟条例以来，近两年的时间，15岁以上人群的吸烟率由过去的23.4%下降到现在的22.3%，下降的这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在北京有20万人不吸烟了，这对北京的慢病防控也有利。

 

　　调动社会力量是关键

　　在控烟条例的制定过程中，大家争议，北京有400多万的烟民，谁来执法？要投入多少社会成本？所以，最后我们选择动用社会的力量，依靠社会治理。民众看见违法吸烟行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举报、曝光。另外，还有上万名志愿者参与控烟，协助执法。

　　政府要保障大多数人的健康权益

　　在社会动员的过程中，有很多人说，吸烟人有吸烟的自由，吸烟人没有妨碍他人健康的自由，但他们在公共场所吸烟将侵害其他不吸烟人的健康权益。北京有400万烟民，但在这个2100多万的大城市，不吸烟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些人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是一种公民权利的保障义务，政府必须尽到责任。

 

 

　　强化基层医疗服务是北京今年医改的重要任务之一。继续推进分级诊疗、建设医联体，招村医推进村卫生室建设都是我们要强化基层要做的。

 

　　继续推进医联体建设

　　2016年8月，北京市已经制定了《北京市分级诊疗制度建设2016-2017年度的重点任务》，以医联体为载体，以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为重点开展分级诊疗建设工作。

　　2012年北京市启动医联体建设以来，截止到2016年12月底北京市共建立了由50家核心医院， 558家合作医疗机构组成的53个区域医联体，基本覆盖了北京市的服务人群。

　　2015年基层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为6596万，约占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诊疗人次的40%。2016年前三季度，16个区共53个医联体内上转患者共计222436人次，是2015年全年的2.57倍，医联体内下转患者40352人次。

 

　　家庭医生，让居民有“私人医生”

　　我们希望通过社区卫生服务团队的签约服务，引导更多居民有了健康问题首先想到社区医生，促进分级诊疗、有序就医格局的形成。

　　原则上，按照每个团队覆盖600-800户家庭的标准与辖区居民开展签约服务，在提供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基础上还提供个性化服务。目前，北京市有26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开展这项服务。

 

　　提高基层医生待遇

　　同时，从今年起，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总量上浮20%，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医生到基层工作，完善基层用药制度，保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有与之服务功能相匹配的药品配备，加大全科医生和社区卫生人员培训力度。所有的改革都是一步一步推进，水到渠成，厚积薄发。希望公众和社会有耐心，给我们机会，我们会尽力创造一个不一样的医疗系统回报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