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南通市佰仁堂常青乐龄护理院护理员李楠楠建议，将养老护理人才培养纳入卫生人才发展规划，引导和支持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加快培养老年服务管理、医疗保健、护理康复、营养调配、心理咨询等专业人才，制定鼓励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毕业生从事养老护理的政策，吸收一批学历层次高的年轻优秀人才加入到养老服务队伍中来。要吸引更多人投入养老服务事业，还必须完善以技能为导向的激励机制。李楠楠建议，建立以品德、技能和业绩为导向的评价、薪酬制度，拓宽养老服务人员职业发展空间。对持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护理人员给予特殊公益性岗位补贴，加大对一线护工的免费培训、岗位补贴，稳定养老护理人员队伍。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胡卫表示，他今年的提案是建议政府从国情实际出发，逐步加大对老年教育的投入力度，满足老年人对教育的需求。
　　希望国家能够建立中国自己的终身教育测量评价体系，了解不同年龄段群众的教育需求、学习水平以及工作状态。他提到，目前很多大城市都在发展老年大学、社区教育等不同形式的老年教育，但从我国教育经费的投入情况来看，仍然呈现出了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较高，老年教育投入相对有限的状况。因此，他建议应当逐步提升财政对老年教育的投入量，不断完善老年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胡卫表示老年教育的形式可以非常丰富，除了社区教育、老年大学等，也可以鼓励老年人进行网络学习、在线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本溪市司法局副局长李萌娇说：“计划生育政策之初提出的奖励政策，40年没有变过，每个月给5元钱，是当时平均工资的10%。辽宁还有一个政策，退休以后每个月工资增加10元钱，或者一次性补贴2000元，现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们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应当拿出一部分资金，给予他们养老补贴。”
　　除此之外，李萌娇还建议，应当尽快建立护工职业化体系，尽快加大公办养老院规模，加强社区的养老功能，通过志愿者建设来加强对空巢老人的精神抚慰。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焦斌龙提交了题为《关于切实解决老年贫困的建议》的提案。焦斌龙指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不落目标，必须解决失去劳动能力老年人的贫困问题。
　　老年人贫困程度在逐年加深。随着年龄增长，疾病治疗支出快速增加，年龄越大越容易陷入贫困。许多老人因有子女赡养难以享受低保或扶贫政策，而国家对农村老年养老保险补贴过低，导致农村老年人容易成为边缘贫困群体。此外，焦斌龙认为，赡养敬老不到位也加速了老年贫困。实际生活中，多数贫困老年人的子女本身经济条件有限，更多的精力、财力投向下一代身上，形成实际上的“厚小薄老”、“重扶养弱赡养”等问题，农村孝亲敬老、家庭赡养的好传统面临新的挑战。
　　山东省一些县针对农村贫困老人老无所依的实际，积极探索实行“互助”养老新模式，建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村里将相关收入集中起来，建立互助养老基金池，主要用于农村贫困老人请保姆的费用、承担伙食费就医费等。山东省烟台市有贫困人口的村都要成立扶贫理事会，设立农村贫困老人扶贫孝德基金，主要奖补给农村60周岁以上建档立卡贫困老人。对子女及时足额交纳赡养费的贫困老人，在赡养费基础上给予10%—20%奖补。借鉴这些好的做法和经验，焦斌龙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议中央财政适度提高农村养老保险中基础养老金的补助标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和物价水平等变化适时调整具体金额，确保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质量不因物价等因素的变化而降低。
　　二是建立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生活特殊补贴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以财政为基础的、非缴费型的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生活补贴制度，建议以年龄、收入、支出等为标准，对农村贫困老人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以缓解他们的贫困状态。建立专项的财政预算，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其给予直接补贴，确保农村老年贫困补贴具有充足的资金来源。
　　三是完善精准帮扶措施。重点要按照农村贫困老人的不同情况，给予具体的帮扶措施。比如对于有完全劳动能力的，可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增强其自我照顾能力；有部分劳动能力的，可提供公益性岗位，依托社区照顾实现自主服务；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有家庭成员照顾的，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直接补助等形式加强家庭支援力度；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家庭成员可依靠的，可通过农村幸福院、乡镇敬老院、县级社会福利中心等公立养老机构进行兜底托养。
　　四是制定科学的扶贫考核机制。加大对农村老年贫困人口数量较多地区脱贫解困指标的考核力度，促使地方政府将帮助贫困老年人脱贫确立为工作任务的重中之重。
　　五是建立综合性帮扶政策体系。鉴于农村贫困老年人致贫原因复杂、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无法依靠某一单扶贫措施脱贫解困，建议应建立综合性的帮扶措施。例如一方面通过实施养老保险、农村低保、贫困人口生活救济、参与农村集体收益分配和就近就业等政策增加农村贫困老年人的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医疗保险、大病救助、社会救助、教育补助、住房保障等政策降低农村贫困老年人的支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针对失能失智老人，人社部在2016年印发指导意见，在全国15个城市部署开展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而失独、农村留守、城市空巢老人群体近年来增长速度很快，却还没有形成顶层上的制度设计。郑秉文把这三个群体简称“三老”群体，“事实上，做好农村留守、城市空巢老人的养老服务，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当下，可以进一步释放出老年人家庭里的劳动力，增加潜在劳动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他表示，可以在老龄办层面设立一个“三老”服务协调机构，进一步推进“三老”群体的养老服务。同时，建立4个机制来解决“三老”养老服务困境。一个是与快递行业合作，建立“快递员顺访报警”机制，通过和快递公司签约，发挥快递员的“触角”作用，预防“三老”群体出现无人关注而发生意外的情形。第二个是与养老服务机构签约，建立社区登门服务机制，通过专业养老服务机构对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高服务质量。第三是与基层政府街道、社区合作，建立家庭医生巡诊制度。第四是与物业公司签约，建立“三老”子女亲属定时联系机制。通过这四个机制的建立，让“三老”群体不再被忽视，并能享受到关爱和服务。对于养老服务的资费问题，郑秉文认为失独老人这个群体具有特殊性，有国家政策性因素，因而应对他们提供一些无偿政策性服务。
　　谈及京津冀养老服务一体化，郑秉文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目前最急迫的是还缺少一些顶层设计，三地养老服务一体化可以从“三老”服务切入进行尝试。河北省有较丰富的家政业服务和从业人员供给，北京、天津有大量的养老服务需求，三地在这方面能够很好地形成资源互补。他建议三地可以在“三老”的养老服务标准化、信息化、网络化等方面下功夫，即建立数据库，筹建行业协会组织向京津冀地区“三老”人员提供服务信息，提高服务的可及性等，在三地形成养老资源共享网络，推动区域行业标准化服务。“养老服务行业内部差距很大，既有世界级的高端养老院，也有普通的家庭式养老院。同时，社区养老机构在收费、服务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目前还缺乏相应分类标准。京津冀三地在这方面可以先行先试。”
　　他表示，应该鼓励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民间资本进到养老服务业中。“在养老服务提供上，以往政府大包大揽，承担很多，但资金缺乏以及市场信号传递不准确，导致养老资源配置有误，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养老驿站、托老所建起来了，床位有了，但却空置起来没人进，因为服务不能有效对接实际需求。”他表示，政府在养老服务业托底的对象是“三无”老年群体，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抚养人。除此之外，政府应运用市场信号，积极发挥市场调节机制作用，补齐短板。对公办养老院要积极推进2013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改制试点，逐渐通过公建民营等方式进行运营，或通过PPP、委托管理等方式尽快推进改革，为民间资本和社会组织的进入营造一个良好的养老服务业市场环境。目前，养老服务业还缺少政策杠杆，在这方面应注意防止政府越位和不到位的情况发生。郑秉文认为，建立“三老”服务机制是一个重要契机，重要的是，“三老”群体亟须公共的干预和帮扶，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最前端的任务。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作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河南省委主委，他和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员会社员组成的团队以老年人权益保护机制为主题进行了调研，发现老年人防范维权意识普遍较低。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虐待案，以各种方式诱导老年人购买昂贵保健品、治疗仪等层出不穷。加之“精神赡养”的长期缺失，老年人极易上当受骗。他建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推进科学、健康、高效的现代老年人保健品市场管理，同时加大打击力度，使保健品市场逐步规范健康。在法律法规方面，张亚忠认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有待进一步完善。他举例表示，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要求家庭成员应当关心照顾老人，但我国计划生育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如果老年人口主要依靠家庭照顾，就意味着平均一个成年的独生子女要照顾两个老年人口，“这对大部分家庭来说负担沉重，势必影响法律执行效果。”
　　他认为，我国现有保护老年人口特殊权益的立法尚未形成完整完备的法律法规，缺乏完整性、系统性。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界限模糊，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张亚忠建议，进一步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加大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教育，使尊老爱老、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良好风尚。
　　目前，老龄化形势严峻，老龄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而负责老龄工作机构的人手又不足。张亚忠建议，应加强各级老龄工作建设，特别是在基层设置专人从事老龄工作。加强对老龄工作者的专业培训，增强老龄工作队伍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为老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大对为老服务志愿者队伍、老年人协会的培育和建设力度，为老年人解决更多的实际生活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国萍道出了老年人“迷失”智能时代的烦恼：打开手机应用市场，面向老人的ＡＰＰ寥寥无几；外出打车，由于不会用打车软件，站在路边打不着车干着急；儿女把智能家电买回家，老年人却无所适从，让电器成了摆设；看病就医的时候不会网上预约，挂不上专家号……朱国萍指出，当年轻一代正享受智能时代带来的便捷时，老年人却觉得生活越来越不方便，心里生出越来越多的“迷失感”。
　　朱国萍为此建议，民生类信息化工程要有托底预案，保留一定比例的传统渠道，比如“老年人绿色通道”；各种智能应用在使用步骤、操作提示等方面应照顾到老年人的习惯和感受，“希望我们的政府企业研发部门多为老年人想一想，让他们别在信息化时代掉队。”
　　朱国萍指出，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相对比较弱，建议居委会发动年轻干部、志愿者多帮助老年群体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让他们赶上信息化潮流，在方便、智能的生活中安享晚年。
　　
　　全国政协委员、佳木斯市残联副理事长张丽莉表示，无障碍厕所可以为残疾人、老年人以及妇幼等群体提供方便。只有上厕所这种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残疾人才能有更高的追求和更积极的生活态度。她今年提交的一份提案就着眼于无障碍厕所话题，希望让厕所成为残弱群体的方便之所。
　　她表示，目前不少无障碍厕所的设施设计存在明显不足，比如缺少指示标识，无盲道坡道、无扶手抓杆、无呼救按钮等人性化设施，入口过窄，缺乏统一监管标准等。她建议，要规范无障碍厕所的建设标准，打造便捷、舒心的如厕环境，增加无障碍厕所的覆盖率。“无障碍设施建设不好，残疾人出门就会很困难，没办法走出家门，很难融入社会找到工作，最后只能变成依赖救助，在家吃低保。”张丽莉告诉记者，残疾人自身其实是很希望自食其力、积极参与融入社会、减轻家庭负担的，所以，必须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让残疾人走出家门，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翁国星：我提出的应对我国老龄化措施主要分为两类，一个是被动的应对措施，一个是主动的应对措施。被动的应对措施包括，第一，建议对老年人重新定义。我查到的官方对老年人的正式定义是在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它定义60周岁以上的公民为老年人，而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0岁多一点。根据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6.7岁，比当时增长了快7岁，而且根据国家卫计委今年1月份的报告，不仅人口平均寿命增长了，而且人的健康指标也已经达到了中高等收入国家水平。显然，原来把60周岁作为老年人的定义应该与时俱进，考虑重新定义。
　　第二个建议，要适当延长特殊专业技术人员的退休年龄，特别是那些我们社会急需的、培训周期又长的、技术性又强的这些人的退休年龄，因为他们大多是非体力劳动者，他们的经验积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对社会发展更有利，也能带动年轻人的培养跟成长。
　　第三个建议，要在法律上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的一些法律条款做出修正。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比如说以房养老，因此对老年人住宅的保护非常关键。社会上不断有老年人被骗，对他们权益的保护都要有详细的重新界定。我认真看了一下这个保障法，有些条款比较粗略，这些都没有涉及到，需要进一步进行修订。
　　第四个建议，国家要加大在养老方面的投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到这一点。我们国家过去执行的是“低收入，低消费，高积累”，国家积累了很多财富，这些财富都是由这些人创造出来的。他们现在老了，需要这些财富为他们最后的生命周期作支持，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加大投入，而且应该成立相应的国家机构来保证老年人权利保障工作的实施和国家政策的落实。主动的措施主要是要促进生育，提高人口的生育率。根据国家的统计数据，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比2016年略有降低，减少了约63万人，人口出生率也有所下降。现在我们国家发展除了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还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促进生育，这是主动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一个措施。因为人口老龄化跟低生育率是老龄化社会互为因果关系的因素，所以国家一定要在促进生育方面加大力度。
　　这其中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是生不起的问题。现在年轻人都提到说生不起，生育过程对年轻人负担很重。整个生育过程，从怀孕到分娩完成的整个过程都需要很好的保障，包括保险系统的支持。第二就是养不起的问题。大家也都知道，随着观念的改变，现在养育一个小孩显然跟我们父辈养育一个小孩有天壤之别，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很高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要减免税收，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希望这些税收减免能对鼓励生育方面产生影响。
　　第三，企业单位或者公司应该支持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实，进行生育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她的工作、福利不但不应该受到影响，而且应该获得物质的奖励。
　　第四，需要提高生育小孩的质量，做好产前的胎儿筛查。保证生育的下一代的健康水平，这不但对家庭非常重要，对国家也非常重要。特别是二胎政策推行之后，由于产妇的年龄都偏大，超过35岁就叫高龄产妇，她们胎儿的畸形概率在正常5.6%的基础上又增加2%，因此开展产前筛查对保证下一代的健康非常重要。我建议政府应该与保险公司建立免费的强制的产前筛查制度。最后，要保证公平的教育。保证下一代人口的质量，教育是非常关键的。现在农村的生育意愿比城市要高，如果教育不公平的话，对下一代国民的素质显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全国人大代表孙丕恕：老龄化和区域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加大了当前医疗供需的缺口，这一缺口为移动医疗带来了机遇，而移动互联和大数据的高速发展又为移动医疗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显然，可穿戴医疗健康设备是健康数据的重要采集来源，为疾病的早期干预、医疗资源的配置、决策分析等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但孙丕恕认为，当前国内以数据为核心的可穿戴设备相关产业尚未从“好看”走到“好用”阶段，他建议制定相关的数据、传输、管理等行业标准，为加快该行业发展铺平道路。智慧养老本身是利用物联网技术，依靠传感器来远程维护老人生活状态的平台，它的核心是先进的IT手段，可以把医疗机构、社区、政府和老年人连接起来，而大数据正担当着连接的桥梁作用。孙丕恕认为，现阶段，数据共享还需要打通“堰塞湖”，一是各级各地政府开放数据的主观意愿不强，担心开放后造成泄密等问题。二是哪些数据可以开放？哪些不可以开放？以什么样的格式展现？没有统一标准。他认为，以大数据为手段建设智慧养老，必须注重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打造大型、开放的平台实现数据共享。
　　搭建“养老大数据云平台”是以大数据治理和分析为抓手，在现有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基础上，全面对接省市区县的养老机构、民政、人社、卫生行政机构、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中医药等有关部门数据及医疗急救、药店、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数据。以政府主导、因地制宜的建设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新型养老社区，通过线上平台、远程医疗和物联网，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模型等手段，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安全防护和智能的健康监测，通过新型社区养老模式，让老年人安度晚年，减轻家庭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倪闽景表示，他今年的提案是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切实落实国家此前颁布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
　　倪闽景呼吁建立健全老年教育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议在国家层面成立由教育、民政、文化、老龄部门牵头的老年教育领导机构，定期以联席会议等形式研究解决老年教育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指导各地方政府建立相应的老年教育统筹协调部门，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从顶层设计上强化老年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加强老年教育的组织实施。同时推动老年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教育范畴。“建议在‘基本公共教育’部分的‘继续教育’重点任务中，逐步将‘普惠性老年教育’纳入地方性基本公共教育的服务清单。”
　　此外，倪闽景认为，鼓励各级各类学校以多种方式支持和参与老年教育，吸引优质社会资源向老年教育开放等措施也都有助于《规划》明确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院长张其成建议设立中华父亲节、中华母亲节，并将其设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各放假一天，以弘扬孝道文化，强化身为子女者孝敬双亲的思想意识，并让子女有时间回到父母身边行孝、尽孝。
　　“作为西方舶来品的父亲节母亲节大行其道，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相关的推送营销更是铺天盖地。几千年中华文明提倡的敬老孝亲传统却要通过西方的节日来彰显，太过单薄，既是一个遗憾，更是其无法承受的文化之痛。虽然我们有重阳节，但重阳节弘扬的是敬老的传统文化，不专门针对孝亲。继往开来的中国和她的人民需要自己的节日、自己的仪式来承载自己的文化。”张其成委员指出，我国自古以来就注重通过在仪式性节庆活动中祭天、祭祖等形式实现道德教化。因时制宜地设立中华父亲节、中华母亲节这两个新节日意义重大，利在千秋。
　　
　　全国人大代表、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院长李亚萍：对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奖励金，近年来很多地方都适当增加了奖励标准。根据调研，目前的情况，大都是从每月5元增加至10元或20元，或将享受奖励的年限从“到独生子女14岁止”提高到“16岁或18岁”。而对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奖励金，有的地区在退休后一次性发放养老保险补贴（或计划生育奖励费）为当地社会年平均工资的30%，有的地区按月发放，金额由60元至100元不等。
　　在李亚萍看来，这些奖励和补贴的标准多数已经脱离政策制定时的物价水平，根本不能承担当前独生子女父母的基本生活和养老护理费用。对此，她建议在现行的养老保险体系下，进一步提高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奖励金，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消费物价指数动态调整。李亚萍解释称，就是在现行的养老保险基础上，根据独生子女父母的年龄、自理能力以及是否失独家庭等因素综合考虑，每月增加适当比例的养老补贴，如增加10%至50%的养老金，以此保障独生子女年老父母在原有的养老金基础上能够有额外的一部分津贴支付老年护理所需要的开支。李亚萍还建议，国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和措施，如通过税收杠杆（减免个人所得税）、独生子女购房优惠等措施，鼓励独生子女与老年父母同住或相邻而住，以及其他一些如独生子女父母优先入住养老院的措施。李亚萍同时表示，希望政府尽快探讨增加强制护理保险的可行性并付诸实施，为今后中国可能出现的低生育率导致的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提供一个既能解决就业又能解决养老的社会养老方法。
　　李亚萍表示，养老与医疗的结合，不是先有养老机构，再建家医院，医养就结合了。她认为，要实现两者的结合，养老院本身就要设置医护团队，以解决养老者的基本需求，医养两者是互补的。在探索医养结合方面，李亚萍建议，在养老院旁设立幼儿园，将所在社区的老人和小孩集中照顾。老人可以教孩子唱歌、给孩子讲故事，小孩可以陪老人玩。“一些年纪不是太大的老人可以每天早上将孙子或孙女送到幼儿园后，自己去养老院，晚上再接着孙子孙女一起回到家中”。李亚萍表示，推行“幼儿园+养老院”的“一老一小”模式，不仅有效提升了养老服务质量，也将探出一条养老与幼教的“双赢”之路。“孩子们的笑声会感染老年人，‘祖孙乐’的小天地，对老对小都有好处”。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东方家园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袁红梅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国家层面建立志愿者时间储蓄银行制度的建议》（下称“《建议》”）。
　　《建议》首先提到，在《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和《志愿服务记录办法》中要求，“指导志愿服务组织及时、完整、准确记录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的信息，保护志愿者个人隐私，建立健全志愿服务时间储蓄制度，不断提高志愿服务组织的服务效能和管理水平。”但目前单个居委会并不能实现这一点，如果时间银行的记录登记在居委会，随着人员的更替，这些记录未必可以保存好。
　　《建议》指出，如果国家建立一个大的数据库，把每个志愿者的时间付出登记在案，这样就可以解决“很多人想去做点善事，却找不到目标对象”的尴尬，当社区需要志愿者上门服务时，也不会发生因信息不全联络不到登记人的情况。
　　《建议》还指出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全民的参与度、认可度还是不太高。居民在需要服务时能真正想到志愿者的也不多，志愿服务活动还不够常态，不能及时很好的为社区居民排优艰难。
　　二是社区志愿者很大部分是由离退休人员构成的，志愿者的年龄，身体，知识结构老化，随着社会和志愿服务的发展，难以解决如青少年问题、医疗救助、法律咨询等复杂的社会事务。
　　三是许多人对志愿组织、志愿活动、志愿者等概念不了解，仍旧停留在志愿服务只是学雷锋活动这个层面上，不少志愿者在少数被服务对象的眼中，成了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免费的劳动力”。
　　结合中国实际，袁红梅今年再提出国家层面建立志愿者时间银行储存的爱心制度。
　　具体建议包括，第一、建议完善激励机制，建立多层次、多样式的志愿者表彰奖励制度，建立志愿者服务“储蓄”制度。积极推广“志愿服务时间银行”、“互助服务”、“服务转换”等有效形式，把提供志愿服务与享受国家福利政策、补贴、晋级、升学、求职、信贷、公共设施、他人和组织提供的服务结合起来，从而使志愿者服务成为“付出、积累、回报”的爱心储蓄，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者队伍中来。
　　第二、建议加大宣传力度，让全社会转变观念，了解志愿活动、认同志愿活动，进而参与支持志愿活动。积极引导和鼓励青年、在职人员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尤其要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医生、社会贤达、企业家积极争当志愿者，成为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逐步提高我国志愿者队伍专业化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等2名代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完善中国外籍高层次人才退休养老制度的建议。建议写道，近几年，高校和科研院所通过国家“千人计划”等各级各类人才引进计划，引进了一大批外籍高层次人才。但因为国内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正在逐步推进，外籍人才参保受到一些政策限制，存在退休待遇不平衡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籍高层次人才引进，也不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人才竞争力。具体表现在：外籍人才取得事业编制受到严格限制、境外工作经历不能计算为缴费年限、部分外籍人才加入外籍前的国内工作经历无法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等方面。
　　窦贤康等2名代表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选择外籍人才的养老保险类别。自2002年以来我国事业单位开始推行聘用制，之后又开始逐步推行岗位管理制和人员总量管理，目的在于淡化事业单位的编制管理，转换用人机制。建议国家进一步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外籍高层次人才用人自主权，允许单位自主选择引进外籍人才的养老保险类别，确保其养老待遇不受影响。
　　二是允许外籍人才补缴境外工作期间的养老保险费。允许外籍人才通过补缴养老保险费的形式，将其在境外的工作时间计算为实际缴费年限。湖北省2017年8月31日出台的《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引进海外人才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鄂人社发[2017]44号）的文件规定，对于湖北省引进的海外人才及其配偶，在国外的工作时间（含攻读博士学位时间），可补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补缴后的时间段可计算实际缴费年限。但此文件仅适用于中国大陆公民。建议将湖北省文件在全国推广，并将补缴范围扩大到外籍人才，也允许外籍人才补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三是允许部分外籍人才补缴国内工作期间的养老保险费。对在国内机关事业单位有过工作经历的外籍人才，经本人申请、单位同意后，允许补缴相应时间段的养老保险费，补缴后的工作年限计算为视同缴费年限或实际缴费年限。建议国家加强对外籍高层次人才社会保障政策的研究，统筹国家和地方政策，完善人才退休保障体系。具有境外工作经历的中国大陆公民、台港澳居民可参照执行上述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赖明勇呼吁，警惕正在走来的“人口危机”，发挥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的作用，形成多方合力，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趋势。“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是缓解当前困局的必然选择。”他建议停止计划生育并积极鼓励生育。全面普及免费婚前检查和免费孕前检查，为产妇提供营养补助。以修改个税法为契机，提高个税起征点至8000元，且以家庭为单位，根据抚养幼儿人数和养老人数来征收，减轻幼儿抚育和养老负担。
　　同时，适当调整现行收养制度，放宽收养人和被收养人条件，适当增加收养人可收养子女数量，充分发挥收养制度对于人口发展的积极意义。
　　此外，针对“幼儿入园难”问题，赖明勇建议，加大公立幼儿园布局力度，形成以公办为主体，少量高端民办为辅助的学前教育体系，将抚育劳动社会化。同时大力兴办日托与幼教设施，由政府补贴鼓励大型企事业单位、社区服务机构和社会组织创办更多育儿中心，提供放学后托管服务。
　　儿童需看护，老人同样需要关照。“可以参考日本的做法，与医院、大学、企业等合作在社区建立开放平台。建设‘日托中心’，老人白天接受照顾，晚上与子女团聚。”赖明勇说。在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上，赖明勇还提出实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鼓励条件许可的老人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培育多层次的“银发”经济产业体系，加强整体规划，出台扶持政策，加快行业标准制定和服务人才市场培养，扶持龙头企业。同时对从事银发经济的企业采取低税或免税优惠政策，提升此类市场经营者的营利能力，减轻老年人的经济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我们应加大投入，推动智能化养老技术和产品研发，并完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为老年人提供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优质高效的社会服务。
　　张树华表示，首先，要加大投入，推动智能化养老技术和产品研发。一方面，面向养老需求，加紧突破智慧养老的关键技术，鼓励企业研发制造实用型居家养老产品。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智能健康养老服务产品供给。针对家庭、社区、机构等不同应用环境，研发健康管理类可穿戴设备、便携式健康监测设备、自助式健康检测设备、智能养老监护设备、家庭服务机器人等，满足多样化、个性化健康养老需求。
　　其次，借鉴经验，加快平台和标准体系建设。制定智慧健康养老设备产品标准，建立统一的设备接口、数据格式、传输协议、检测计量等标准，实现不同设备间的数据信息开放共享。最后，完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加快建设老龄人口信息数据库，针对受经济条件所限，不掌握任何通讯工具，无法享用智能化养老服务的特定老龄人群，政府要加大补贴力度，提供无偿或低价服务，降低智能化养老服务门槛。对于生活困难且缺乏自理能力的空巢失能失智老人，根据其具体情况，由政府协调养老服务主体，推出一对一的照护套餐服务，不断增强养老服务的多元化、差别化和人性化。
　　
　　人大代表、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护理部副主任潘美儿：针对从业者良莠不齐、市场缺乏监管等问题，潘美儿建议，应该设立养老护理员职业准入制度，按照现行的《国家职业大典》中的《养老护理员大纲（2011）》的要求，明确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准入制度。并且加强对养老护理员培训的监督和考核流程，“目前由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中只对养老护理员培训的期限、培训教师、培训场地设备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规定，并没有形成全面、细致、有针对性的培训指导，更没有配套的监管、评价政策的出台或有效机制的辅助”，潘美儿表示，要通过加强管理，来提高培训工作的质量与效益。
　　其次，潘美儿建议，要大力鼓励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从事养老服务，按照国发〔2013〕35号文要求，应该对养老护理员进行免费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实际上各地情况不一，有的地方只补贴给具有当地户口或连续缴纳六个月社保的人员，所以多数地区尚未落实。需要在监管、评价培训工作的同时，明确免费培训和免费职业鉴定。”
　　养老护理员作为养老服务行业一线的主力军，除了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性质既脏又累，还要时刻保持警觉状态，生怕老人发生跌倒、噎食等意外。对此现象，潘美儿建议，应该对养老护理员进行职业补贴。“建议我国各地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如把养老护理员岗位纳入公益性岗位、行业急需人才或者特种工种等给予适当补贴，切实提高养老护理员的待遇，稳定护理员的队伍。”
　　
　　杨洋委员在《关于将养老护理人员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统一管理的提案》中，呼吁在推进医养结合工作的过程中，规范养老护理人员管理工作。
　　提案中说，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措施，全国各地也出台了推进医养结合工作的实施意见。在推进医养结合工作过程中，养老护理人员所持的上岗证（或合格证）五花八门，有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发证，有的由民政部门发证，还有的由养老机构自身培训发证，养老护理人员短缺和缺乏规范性培训的问题日益凸显。一是培训标准和内容不统一、不规范，养老护理人员的护理技术和水平参差不齐；二是养老护理人员的薪酬待遇不与职业技能挂钩，大多数从业人员待遇偏低，导致人员流失严重；三是由于薪酬待遇低，年轻人普遍不愿从事养老护理员工作，现有的养老护理员文化普遍偏低、年龄偏大；四是服务内容单一，有的仅限于生活照料，缺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辅导，一些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对健康养老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提案建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养老护理人员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统一养老护理员的职业标准，统一培训、统一发证，建立养老护理人员的薪酬待遇与职业技能等级挂钩机制，鼓励大中专毕业生、职业高中生等加入到养老护理员行业，夯实医养结合工作基础，规范健康养老业的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认为，“医养结合”应该是先“养”而后“医”，以“医”补“养”。
　　周汉民委员认为，当前我国“医养结合”体系建设存在养老机构医卫资源配置不足与老年人过度医疗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养老机构的医卫资源配置不足。在药品配给、康复治疗和导管护理等方面仍然受到很大限制，护理能力欠缺。另一方面，老年人及其家属存在过度医疗。目前，老年人及其家属滥用、乱用药物，过度依赖药物和手术的情况时有发生。”
　　“医疗服务在老年人生活中充其量只应扮演配角，养老护理是重心。”周汉民委员认为，要建立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间的巡诊、送诊、转诊机制，未必需要常驻医师。
　　“日本很多养老机构几乎见不到常驻医师，但会有共建或指定的医疗机构定期安排各科医师上门巡诊，一旦老人发病，会被及时送到相关医院，然后视情况再次将老人转到合适的医院。”周汉民委员认为，这样的机制一旦完善，就不用向养老机构投入大量医卫资源。
　　如何避免过度医疗和过度用药的发生？周汉民委员建议可以社区家庭医师制度为基础，实施分级医疗转诊制度。“居民遇到情况须先联系家庭医师，由家庭医师判断是否需要送医院，以及该送到什么级别或什么种类的医院。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过度医疗和过度用药的发生。”
　　周汉民委员建议，还应加强培训，提高养老护理人员的医卫素养和技能。“到目前为止，我国养老护理人员都是实行培训制，建议对他们实施‘学历教育＋国家资格考试’培养模式，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技能。”
　　
　　全国政协委员骆沙鸣认为，应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新的发展理念贯穿于老有所养、弱有所扶之中，探索建立推动共享发展的一系列养老服务体系，形成城乡养老服务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的体制机制，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积极健康养老问题。
　　“我国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的发展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骆沙鸣建议，通过改革创新促进其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动力变革，将银色社会负担转化为老龄红利和银发产业；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更有效地运用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来撬动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共同投入我国养老服务业。
　　骆沙鸣表示，中国的养老政策还应取向立足于社区服务居家养老为重点，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化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支持台商和台湾社会组织来大陆兴办养老机构，并借鉴美国纽约养老服务注重契约合作的做法，通过政策指导、服务外包以及监督管理等方式与有关的社会养老机构进行契约合作，利用各自优势共同完成社会养老任务。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现有的财力和能力，能不能满足需求，都是个巨大的难题：这么多老年人，谁来供养？养老的钱从何而来？如果不积极、科学应对，可能会错失窗口期，甚至会造成危机。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受到高度关注。郑功成说，近5年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多达几十件，养老改革紧锣密鼓地推进。
　　郑功成认为，“必须有社会保障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多方发力，同时不能丢了家庭养老的传统。”从社会进步视角看，老年时代快步到来，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结果，“大家都希望更长寿，这是好事。”郑功成不赞成用消极的态度讨论老龄化问题。放眼世界，很多发达国家都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他以人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德国和日本为例分析，德国的创新力、制造力和生产力，“依旧风景这边独好”。而日本的创新力也不容低估，且国民的幸福指数很高，“老龄社会其实并不可怕，要事在人为，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必定陷入被动。”
　　他认为老年人更需要的是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应把养老机构开到社区里，并精准地针对不同社区老人的实际需求，建立包括兼具老年公寓、托老所、老人寄养中心等功能的综合型养老服务中心，同时还应提供家政、餐饮、医疗以及精神文化等服务。
　　他认为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合理配置资源，同时正确引导社会预期，“基本养老金只是基本生活来源，而不是老年医疗保健和护理等支出的来源”，应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和综合型养老保障体系。特别是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出现失能、失智的情况，应建立长期的护理保险制度，让政府、市场和家庭形成合力，有机协同。沉重的养老压力背后，郑功成也看到了庞大养老市场的巨大潜力。正如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他认为，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将有广阔前景，“实现老有所养，不要看作是负担，更是动力与机遇。”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主任姚卫海综合分析国内外医养结合的经验和现状，建议将医养结合保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推广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在姚卫海看来，医养结合就是集医疗、康复、养生、养老等为一体，把老年人健康医疗服务放在首要位置，将养老机构和医院的功能相结合，把生活照料和康复关怀融为一体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姚卫海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试点中的医养结合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行业标准体系混乱；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疗服务水平有待提高；专业护理人员数量不足，专业水平不高；养老费用过高，家庭负担过重。
　　综合分析国内外医养结合的经验和现状，姚卫海提出了完善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五条建议：
　　第一，明确各部门职能，制定医养结合相关政策。目前解决养老机构纠纷仅有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可参考，应制定适用于养老机构的相关法律，明确养老机构和入住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法律形式将医养结合保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使参保对象和医养结合保险的各主体机构权益得到法律保护。
　　第二，借鉴国外经验，积极推广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是指在未老期交纳一定资金，老年失能后由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相应的专业养老护理费用，是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及社会医疗救助的有益补充。长期护理保险的设计应重视服务品质和资金安全，鼓励实行居家及社区护理模式，可在现有试点基础上逐步推广。
　　第三，合理优化资源配置，打造层级式服务模式。对一、二级医疗机构运行情况、床位情况及所辖区域内专业护理养老的需求进行全面摸底。推进医联体与养老机构一一对接签约，使辖区内的老人无论在养老机构还是居家养老，都能第一时间享受双向转诊、预约就医、绿色急救通道等服务。鼓励养老机构涉及家政、保洁、护理业务，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销售一类医疗护理器械。引导社区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加强合作，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以采取远程医疗、委托管理、健康管理咨询等多种形式，提高对居家失能失智老人的服务能力。
　　第四，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构建多层次人才体系。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将老年医学、康复、护理人才作为急需紧缺人才纳入医疗卫生人员培训规划，对养老和医疗机构的一线护理人员进行老年护理和管理专业再培训；鼓励各类社会培训机构参与养老服务人员培养；完善薪酬、职业资格培训等激励机制，同等对待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此外，还可以鼓励医疗机构的专业人员为辖区内养老机构和居家养老的老年人进行巡诊，弥补养老机构专业医疗服务的不足。
　　第五，发挥中医治未病特色，推进中医药与养老深度融合发展。为老年人提供中医保健、中医养生服务，让老年人少生病、甚至不生病，减轻老年人自身痛苦和家庭、社会经济负担。完善“卡、包、岗”三结合的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模式，形成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圈，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优化升级。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黄改荣建议加快建设智慧养老平台的步伐，实现七八成老人可以在社区养老的目标，其余约占两三成的失能老人则可以住在养老院得到全面护理。
　　黄改荣认为，根据目前我国的发展状况，要让老百姓健康幸福养老，单靠养老机构是远远不够的，社区养老应该成为我国城镇居民养老的主要形式，而打造社区多功能服务平台是助力社区养老的好办法。
　　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可以以社区管理为基础，联合住建、规划、通信、医疗等部门，对现有社区进行改造升级，对新建社区按照标配要求做出规划，建立综合服务场所和多功能服务互联网平台，使其具有家政预约、智慧购物购药、健康管理、就医预约、看护预约、绿色转诊等多项网络服务功能。
　　在社区多功能服务平台的建设方面，政府对社区的下岗待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再加上从社会上招录的相关人员，组建一支具备专业素养的服务队伍，给社区居民提供家政、餐饮、看护等各种钟点服务。同时，设立老年文化娱乐场所和综合便民超市。
　　黄改荣认为，社区多功能服务平台建设，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是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技术支持和政策配套。在运作模式上，建议，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平台建设，费用支付由个人、医保、商业保险和政府财政补贴等共同负担。打造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要坚持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及社区监督考核。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程京认为，如何引导“人口红利”向“健康红利”转变，打造全民健康管理体系实现“健康中国”战略，成为当下最严峻的挑战。
　　为此，程京建议，应立足基层和社区，中西医并重，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联动政府、医院、企业和社区，共建全方位的全民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面对众多老年慢病患者，程京认为，应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政府主导的“医养结合”行动计划，协调统筹多个部门，形成医养结合的组合拳。“立足基层，依托家庭、社区，打造共建共享的医养联合体，加大对慢病防控的大众科普，加强‘医’与‘养’的结合。”
　　同时，针对不同人群“治未病”的需求，建立面向普通大众和高端人群的“哑铃模式”管理服务体系，一方面开启普通社区的大规模重大慢病防控项目，另一方面为有更高健康管理需求人群提供高精尖的全方位健康管理服务。
　　此外，还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健康医疗产业的全面融合。程京还建议，联合国内健康养老领域的优势企业，共同探讨设立国家级智慧健康养老研究中心，鼓励创新型智慧养老技术、产品、服务模式的转化与落地，并建立以此为依托的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认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应该做到“两个一体化”：一是医养结合，医院和养老院一体化；二是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与居家养老相融合，实现三种养老服务一体化。钱学明认为，建设医养融合进社区服务体系，可以满足老年人三大服务需求。大型综合性医院是承担医疗和养老服务功能，以医院为依托开展养老服务的医养融合服务机构。医养融合服务机构设置分支机构进驻社区，实行连锁经营、集团化管理。通过分支机构将服务送进社区，让老年人不出社区即可获得专业的养老服务和日常医疗服务。同时，将医疗和养老服务延伸进入家庭，提供中国特色的“家庭医生”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老年人一旦生病需要住院，进驻社区的医养融合服务机构能将老年人转送至总部就医，并负责日常照料，减轻家庭负担。一旦病情好转，进入康复期，则转回社区分支机构，减轻医院的床位负担。为顺应老龄化社会的居住需求，养老型社区建设要适应医养融合进社区的需要。为此，钱学明为住宅小区规划布局开出了“四菜一汤”的“菜谱”，分别是“深度医护区”“老年公寓区”“小户型住宅区”“大户型住宅区”和“社区公共服务核心区”。其中，“四菜”分别面向失能、半失能老人，以及具有一定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或老年夫妇、小型家庭和两代以上结构家庭。“一汤”可为全体社区居民及老年人提供各类社区公共服务。“这种‘四菜一汤’社区便于医养融合分支机构进驻，方便满足不同年龄老年人的不同需求。这样，老年人在不同阶段不出社区就可以选择所需的住房和服务，维持稳定的社会交往和亲情慰藉。”此外，科学的管理制度能为老年人提供方便可靠的社会保障，促进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以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钱学明表示。
　　
　　甘肃省卫计委主任郭玉芬等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构建多层次医养结合养老长期照护保障体系的建议》.
　　郭玉芬等代表建议逐步完善与健全相应的保障制度与机制，加强政府部门联动，在组织实施、机构编制、经费投入和人员配置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
　　首先，在机构保障上，可以通过社区虚拟养老院集中用餐、社区医院送医到家、养老机构上门护理的方式，提高居家养老的社会化服务程度。对于不便居家养老的人群，由政府主导，引入社会资本，通过建设高、中、低档养老机构来解决养老照护问题。
　　在资金保障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由政府、单位和个人三方共同来缴纳长期护理保险基金。
　　具体来说，《建议》提出：（1）对于就业前（0-22岁）人群，可由家庭或个人购买商业长期照护保险。（2）对于在职职工，可采取由个人、单位、政府三方进行筹资。（3）对于已达到退休年龄或条件自然退休的人员，建议增加财政交费比例或由子女代缴一部分保险来弥补照护基金的不足。
　　针对养老服务队伍严重不足的问题，《建议》指出，护理学院（校）、职业技术学院尽快建立养老照护专业，加快专业人员培养。同时加大对各类照护服务人员的培训和资质认证，建立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专业人员队伍，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人民网·人民健康联合多家机构共同举办“健康中国人”系列圆桌论坛。在3月12日举行的“健康大数据的应用”专场，来自互联网医疗及大数据等领域的8位业内专家畅所欲言，深入探讨大数据在健康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以提高百姓获得感为目标
　　中电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世锋表示：“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要达到三个目的，一是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二是推动发展新业态，增加经济发展新动能；三是促进医改，提高行业精准管理，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李世锋说，健康医疗大数据建设是国家行为，是一项创新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集聚多方资源，需要政产学研用各界力量参与。2016年10月2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一批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与产业园建设国家试点工程，确定福建省、江苏省及福州、厦门、南京、常州为第一批试点省市，中电数据承接了该试点工程的规划、建设和运营，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第一是数据治理等基础性工作，既要为数据应用做好技术准备，又要保障数据安全；第二是通过多种手段构建数据生态，让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数据应用创新；第三是积极推动相关制度、政策、标准的拟订，为健康医疗数据发挥惠民、惠企、惠政的巨大作用创造条件。
　　“政产学研用”共同推动产业融合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秀梅建议：“只有在政产学研用多方推动下，将健康大数据建设与医疗健康实体产业进行有效融合，才是共赢之道。健康大数据核心就在于应用，没有应用，虚拟的东西就体现不出它的价值。”“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使用中药、同时推广中医和西医两种不同疗法的国家。”张秀梅相信，在政产学研用各方共同努力与推动下，医疗健康大数据产业一定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建立起独具特色的世界医疗健康大数据产业模式。
　　以审慎的态度维护数据安全
　　医渡云合伙人张实认为，医疗数据对于老百姓、医疗机构、大数据企业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宝贵财富，但正是因为医疗数据的敏感性和隐私性，所以很多医院、医疗机构在选择与什么样的数据公司进行合作时会非常谨慎。业内企业应该深知这一点，因此始终要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数据安全、维护数据安全。“如果数据安全出现问题，对于数据公司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张实同时指出，当数据聚集在一起，如何能够标准化地利用数据并做好应用，也是数据公司面临的巨大挑战。只有将数据彻底“变活”，才能在医疗疾病的研究和探索中真正发挥作用。
　　培养医疗大数据复合型人才
　　东软集团高级副总裁徐洪利表示：“搞医疗大数据，离不开生物医学、统计、精算和计算机人才。国家在人才培养计划里，应该设置一个综合学科，将技术、业务和数据相结合，并在现有医科大学里设置复合型人才专业，大力培养家庭医生、医疗技师等。”徐洪利介绍了东软在健康大数据的布局。他说，东软这些年的医疗健康大数据主要分布在医院、药店、政府社保医疗机构以及商业保险机构。现在物联网和互联网发达，一些大数据还分布在企业的云平台里，希望能够组织形成一个大健康联盟，把医疗健康客户群的数据有效应用起来，推动健康城市和智慧城市建设。
　　医疗健康大数据应以需求为导向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李光亚表示，以人为本的目标导向就是需求导向，即不同人群需要用医疗健康大数据来解决不同的问题。面向百姓，医疗数据在制定上可能倾向于健康管理、自我康复、就医辅助诊断、健康方案制定等；面对医生，则是关注临床辅助诊疗、诊疗方案推介、临床质量分析等；面向政府管理部门，则倾向于医疗资源如何更加有效的分配、医疗管理绩效考核、公众健康的监测以及疾病经济负担等；面向科研人员，则可能是用数据进行疾病的模式分析、发病原因的分析、合理用药的分析等等；另外，对于产业界，医疗健康的大数据也有着很大的收益和价值。他建议，下一步健康大数据的发展方向，应该集中在数据的价值体现上，这包括健康大数据之间的互联互通和流通融合。此外，数据质量和隐私保护也是目前健康大数据面临的难题，应在顶层设计层面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予以规定和保护。
　　健康大数据市场挑战与机遇并存
　　联想智慧医疗COO罗宾表示，健康大数据市场一方面仍面临着数据清洗、收集、标准、隐私等各类疑难问题；另一方面市场还没有达到饱和，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罗宾介绍，在过去的三年里，联想智慧医疗围绕如何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整个业务流程，特别是提升患者就医体验与医院运营效率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实践。通过推出自己的产品，如检查数据、住院数据、门诊数据、社保和支付数据等，实现医院所有数据的互联互通。下一步联想智慧医疗还将推出第一代大数据平台，不仅仅是在医院内部打通数据，还会对第三方所有厂商数据进行规范与互联，为医院提供更好的数据储备。
　　健康信息化需做到“五个坚持”
　　微医云、乌镇互联网国医馆总设计师倪荣表示，健康信息化任重而道远，只有做好“五个坚持”，才能让“三方满意”。在健康数据的应用方向和路径方面，倪荣建议要做到“三方满意”。首先，人民群众要得实惠，要有获得感；第二，健康服务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和医生，能够通过信息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解放他们的时间，提高机构和医生的工作效率；第三，合作的企业可以明明白白获得收益。在具体路径上，倪荣给出了五个建议，即“五个坚持”。首先，坚持以人为本，运用大数据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第二，坚持以制为本，即党管数据具有制度优势，要政府统筹、部门主导、社会参与、便民惠民、合作共赢；第三，坚持以通为本，实现基础设施、网络空间的互联互通、交换共享，按照云、制、端、区块链来推进；第四，坚持以用为本，一切围绕应用进行；第五，坚持以业为本，构建以数据为关键的数字经济。
　　为医疗数据共享“呐喊”
　　中卫云医疗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陈晓红表示，从国家到行业都在“呐喊”数据共享，但事实上距离大数据的落地还有很大差距。陈晓红举例称，一家省级医院三年来做了上千例心梗的诊治和介入，但由于编码不统一，只有10例可以查到。“医疗数据应该共享，只有共享才能获得更大的价值。”陈晓红表示，在中国医院协会的支持下，她的团队用三年半时间，收集了400多家三级和二级医院4000万病例量的临床大数据结果，国家可以利用这种标准化的大数据结果来测算和制订合理的付费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