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纪录片，从临终关怀的角度，拍摄了6000多个小时，真实记录四十多位临终者的故事。徘徊在生命尽头，每个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必然有残酷的一面，黑夜的绝望与挣扎，不舍与无奈……但每一份“关怀”，都让影片流淌着是枝裕和式温暖、平和、深邃的生命观，没有仅以痛苦反映死亡，反而让路的尽头，洒满了暖光。太多人在关心优生，“优死”这条路，任重而道远！

 

 

　　上海临汾社区服务中心，有一个舒缓疗护区，收治的主要都是癌症晚期患者，生命所剩时间大多不超过3个月，这里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站，纪录片总导演吴海鹰就在这里拍摄了几年。

　　拍摄的三年间，历经了家属排斥、不被理解、拍摄困难等一系列问题。“换位思考可以理解他们，于是沟通的方式从‘说服’转变为了‘聊天’，就这么带着摄像机，穿着白大褂跟他们每日相处，日子久了大家就渐渐习惯了摄像机的存在，也愿意接受真实的拍摄。”吴海鹰说。起初，有位病人并不愿意接受拍摄，直到有一天，他起不了床了，他让护士请来了吴海鹰，他愿意让镜头纪录下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他对着镜头说，“我曾经想写遗嘱，但我老婆不让我写。我就告诉你们吧，我希望我的葬礼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也不要收礼，现在墓地也很贵，海葬我也可以接受的。我老婆跟我说，海葬肯定不行的……”

　　该片一共三集，每一集都讲述了2-3个临终病人，将直面死亡的课题直接推到观众眼前。有一位病人提前让家属拿来了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她从中挑好了自己的遗像，挂在自己床头，在外人看来这多少有些残酷，她却把这一切看得很淡；护士和一位病人谈到了之前有病人自杀的情况，这位病人也坦承自己也曾考虑过自杀，但是想到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是舍不得。还有一位鲁胜兰，68岁的老人，身患乳腺癌的她看起来却和普通人家的老太太没有两样，谈起往事像是拉家常。“年轻时候在新疆吃的瓜果实在是好吃啊，特别是哈密瓜，吃起来像是呜呜呜吹口琴一样吹过去。”还有一位以前在华东开关厂工作的老爷爷，回忆着年轻时候在单位食堂的小菜，又便宜又好吃，带点回家全家都开心……

　　乐观豁达的人给予了这部作品非常多鲜活、温暖、有趣的画面，虽然直面死亡话题，但是绝没丝毫卖惨嫌疑。整个片子温馨恬淡，解说也像是在讲述一个个睡前故事，让人深思生命的意义和人世的幸福。吴海鹰导演介绍说，拍摄中摒弃了推拉摇移的渲染方式，基本都是固定机位的拍摄方式，“不想因为机器去干扰他们的情绪，打扰他们的生活，或者去刻意渲染面对死亡的痛苦与难堪。”

 

 

　　影片的主题是临终关怀。影片中一位上外的老教授，弥留之际，孩子不在身边，已经瘦骨嶙峋，两三个小时如果不帮助他翻身，就会生褥疮。阿图·葛文根在《最好的告别》一书说，“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死亡，而是那之前的种种状况——丧失听力、记忆力，失去最好的朋友和固有的生活方式。”临终关怀恰恰不是解决痛苦而是疗愈痛苦。

　　片中，安宁病房医生护士的首要职责不是救死扶伤，而是帮助没有治愈希望的病人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他们更像是“生命摆渡人”，他们每年要“送走”有近200人。此外，《生命里》还将镜头对准了青年志愿者，安宁病房的志愿者大部分来自上海的高校，他们之中有的出于对生命的敬畏来做志愿服务，有的则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实习，他们的到来给安宁病房带了青春与活力。

　　年轻人会拿着手机让病人和家人视频聊聊天，也会给他们唱唱歌，讲讲现在的电影，老人们每天会和他们挥手告别，也渴望着第二天天明再见到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笑容。一位志愿者和一位肺癌患者见面时拥抱了他，病人说不要碰我，会传染的，志愿者说，我看过你的病历了，肺癌不传染的，病人和家属的眼睛有些湿润。“我们不排斥身体接触，有时候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年轻的志愿者们说。

　　也可以看到有的家属到了安宁病房，会说：“这个病房挺好的，装修得很漂亮”，但另一个家属则会回应：“好有什么用，到这样的病房来都是等死的……”片中还可以看到，医院周围的居民房都挂着镜子……

　　人们总是习惯性的关注开始、新生、开幕；而不太关心甚至不愿去思考结束、离去、落幕。但真实的世界却不是这样，始与终是事物的一体两面，没有落幕的戏剧是不完整的，没有尾声人生当然也是不圆满的。“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临终关怀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模式，而在我国，‘临终关怀’服务尚处在起步的探索阶段。比起起步晚，‘临终关怀’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社会偏见问题。希望每一位观众都可以享受当下每一天的生活，也可以直面自己人生最后的旅程。”总制片人蔡懿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