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说要尊老，但事实上我们经常把老人当作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被动接受照顾的人。什么是慢慢变老的真相？请听摄影师周仰在“一席”演讲上讲述的三个关于老去和告别的故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三个关于老去的故事。我希望通过这三个故事，告诉大家慢慢变老的真相，同时也能使大家减少一些对于老去的恐惧。

 

 

　　我在英国大学读的是报道摄影专业，毕业时需要我们去拍摄一组作品，我就想用影像去探讨“衰老”这个话题。我读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篇文章，叫作《如何变老》。文章里写道，“人最后就像小河进入大海一样，非常地平静，没有痛苦”。我就想了解英国是不是有这样一些老人，以很平静的状态慢慢变老。

　　调研是从2010年4月开始的。

　　一开始我尝试过进行街头搭讪。伦敦有很多衣着非常时髦的老人，他们会自己去逛街购物。

　　我还发现英国有一个“退休人士议会”，其实就是退休人士自己组织起来，每年在英国一个叫作布莱克浦的地方开会。来自英国各地的老年人，都会在这里表达自己的各种诉求。比如，他们会讨论养老院虐待老人该怎么办，等等。这些议题都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但我更希望和老人一对一地交流，能够有更深入的交谈。于是我找到了一个离牛津街不远的老人公寓，把我的拍摄项目和内容介绍张贴在公寓门口，看看公寓里的老人愿不愿意接受我的访谈和拍摄。

　　这家老人公寓和我们国内熟悉的养老院不一样，它的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所以每一位老人都是独自居住的。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拍到的第一位老人当时有80多岁了，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嬉皮士。他当场就和我约定好日子，说你明天就来采访吧。

　　在这里，每一个老人都有一个日程记录本，有事需要预约，不像我们想象中的老人，好像在家里整天没什么事情。我去的时候，他兴致非常好，还弹吉他给我听。那时候他刚刚跟一位40多岁的泰国女性结了婚，还给我看了照片，非常有意思。

　　有一位老太太以前在海上经商，去远东、香港做过贸易。她非常爱和我聊天，每一次不知不觉我们就聊了一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每次结束的时候她都会说：“对不起，我又占用了你那么久的时间。”这句话其实给我很多触动，原来我做的这件事情对于老人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还有一位老太太70多岁了，中过风，只能坐着，日常生活需要依靠别人照顾，但是她的态度非常乐观，非常幽默。她对我说了一个小故事。因为生活起居都需要护工帮助，晚上睡觉的时候，她要上厕所就按铃，按铃之后会有护工上门来。那天正好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她上完厕所之后小伙子突然很惊慌地说：难道我还要帮你擦屁股吗？这位老太太十分幽默地说：“是啊，我现在就是个老婴儿，你什么都得为我做。”她就用一个玩笑轻易化解了这种比较尴尬的场面。

　　拍摄中有一位老人让我印象深刻，她是BBC一位很有名的演员，已经90多岁了，当时虽然不再出镜演出，但是还会去做一些配音工作。她对我说：“只要BBC打电话来说‘我们派车去接你了’，我就会立刻跳上车，因为我随时准备去接受新的挑战。”

　　我在访谈中也会问很多抽象的问题，比如你怎么样去定义老年。有一位老人回答说：“其实老年人非常多样化，我们的相似之处就只有年龄。”

　　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害怕老去，所以我会问他们：“你们恐惧吗”86岁的玛格丽特这样回答我：“恐惧不能改变我们都要变老的事实，所以不如把精力投入更有价值的事情当中去。”

　　当然，在英国也有很多足不出户、整天看电视的老人，但是这个调查让我看到了英国老年人生活真实的一面。

 

 

　　2010年末回到上海之后，我开始拍摄我的外公外婆。

　　其实在2008年为他们办金婚典礼的时候，我就想拍外公外婆的生活。当时我观察到外公对外婆非常好，总是去牵她的手，帮她整理衣物等等。

　　实际上当真正开始拍摄时，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外婆已经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

　　在我出国之前，外婆每天都会重复问我相同的问题，其实那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症状。等我回国之后，我发现她的记忆变得更差了，头脑已经变得比较混乱。

　　她常常叫不出一些东西的名字，在家里会到处找东西，你问她找什么，她说：我找那个圈。但是你不知道她到底是找银行卡还是找遥控器，这些名词她都说不出来，所以都用圈来代表。此外，她经常会不自觉地去抓挠自己的皮肤，很容易抓破。

　　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需要有人24小时照顾，因为我妈是独生女，所以这个重任就落在我妈身上。我的拍摄主题也慢慢变成了外婆的阿尔茨海默病以及我们全家去应对它的一个过程。

　　拍摄持续了3年，一直到2013年夏天，我外婆去世了，在那之后我才有时间去编辑拍到的所有照片，我把这组照片取名为《漫长的告别》。在编辑的过程中，我不仅仅把它当作一个纪实项目，而且还想去探讨更多与记忆有关的事情。

　　在2011年夏天的时候，外婆已经分不清现实和电视里的场景。她虽然和外公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却只和电视里的人对话。我在编辑照片的时候就想，她当时的脑子里，是不是也闪现过她和外公曾经一起在某个河边散步的片段？

　　外婆会重复地做很多事情，刚刚洗过一次脸，过了半个小时又去洗一次，不断地重复。突然有一天晚上，外婆从床上摔了下来，我们只能让她在医院里住一段时间。从那时起，她开始不愿意走路，因为对她来说迈出一条腿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妈妈每天让她在走廊里练习走路，但每次都很煎熬，她走了两步就不愿意走，最终只能开始坐轮椅。

　　从2011年夏天到2012年初，我们仍然试图在家里照料她。我们喂她吃饭，但是已经非常困难，她的吞咽功能、咀嚼功能都在丧失，她会把一口饭含在嘴里很久，就是不吞下去。

　　有很多人会问：你为什么有勇气去拍家人生病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到后来，拍摄已经不再是为了拍摄，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接受眼前事实的方式。

　　到2012年春天，我们决定送外婆到一个比较好的养老院，这样有专业人员能够24小时地看护。因为我外公那时已经接近90岁，他的心脏也不好，我们无法同时在家中照顾两位老人，所以外婆的最后一段日子是在养老院中度过的。

　　后来我读到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星期六》，其中有一段描述，写主人公去养老院看他母亲，感觉好像是 “捧着鲜花去坟墓”，因为他的母亲不会期待他的到来，他去了之后母亲也不会跟他说任何话。

　　我觉得这段描述非常准确地说出了当时我每天去看外婆的感受。因为外婆已经叫不出我们的名字，没有办法和我们进行语言交流，所以我每天去看她只能互相坐着，大眼瞪小眼。我最多给她一根香蕉，那个时候她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去嚼，所有的食物都用搅拌机打碎，然后一口一口喂给她。

　　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家人来说真是很大的折磨。你会发现原来这么亲密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就不认识你了。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2013年夏天的一天，外婆因肺部感染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她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六七天，我们每天只有半小时的探望时间。虽然我们决定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但在重症监护室里她看起来非常痛苦，插了鼻管，戴着一个氧气面罩，而我们却无能为力。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在伦敦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说外婆走了。我当晚就买机票回上海，参加最后的遗体告别仪式。

　　如果是亲人突然去世，大多数人会感到非常悲伤，但是对我们来说，这种亲人离世的巨大悲伤，似乎在外婆生病的最后三年中已经被慢慢稀释掉了。最后我们感觉外婆解脱了，我们也解脱了。

 

 

　　在2012年到2017年间，我同时在上海进行一个老人肖像的拍摄项目。

　　为什么是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城市，上海老人的生活状态也非常多样化。我延续了在英国的做法，到一些老人家中去进行一对一的采访和拍摄，这个项目就叫《如何变老》。

　　拍摄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发现上海有很多老人经常在一起参加集体活动。比如，公园里有老人每天自发一起来练习合唱，也有老人每个周日下午在酒店里参加“老克勒”舞会。

　　“老克勒”是上海很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那些老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接触到西方文化，在退休之后依然保持了一种比较精致、小资的生活状态，经常去舞会，去喝咖啡、下午茶等等，那些老爷爷出门时总是会非常正式地穿上西装、打个领带。

　　在调研中我发现，很多老人在退休之后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乐趣。

　　80多岁的邵津骅年轻的时候是一名船舶工程师，退休之后不能再造真正的大轮船了，所以他开始制作船模。所有材料都是老人自己做的，包括马达。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去公园的小河里放他的船模。

　　肖星伟是我外婆以前的同事，他是学油画的。因为当时被分配在印染厂从事花布图案设计，画过无数花朵、梯田和拖拉机。等他退休之后，他说终于能够拿起画笔为自己画画了。

　　顾如梅当时85岁，据她说年轻的时候是位大家闺秀，但因为发生了一些变故，最后只能在工厂当女工。她一直很喜欢文艺，等到退休之后就去报了老年大学的写作班，然后写了自传出版，记录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她现在每星期还会在家里办写作沙龙，俨然就是一位沙龙女主人。

　　匡璧如据说是中国最早的女跳伞员，她在90多岁的时候还参加过达人秀。为她拍照的时候，她给我们展示了一套自创的健康操，她说练了这个操，就不会生病。

　　在上海，也有不少老人过着一种退而不休的生活。

　　比如，93岁的指挥家曹鹏老师，他说自己退休之后更加专注地投入音乐之中。他目前是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指挥，同时也致力于“天使之音”沙龙，用音乐帮助自闭症儿童。我记得采访中曹鹏老师说，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和年轻人在一起，和家人在一起，和音乐在一起”。

　　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也非常忙，我约了他好多次才完成拍摄。虽然他在采访中提到，70岁之后自己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但他依然继续活跃在舞台上。

　　拍摄这一天，他将要在上海大剧院演出昆曲《长生殿》，他扮演的是唐明皇。演出中他可能不会唱全本，但是至少有几出非常重要的戏，比如《惊变》《埋玉》，都要由他来唱。关于退休，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表述：“退休要是不唱了干吗呢？难道就两眼一瞪看天花板吗？”

　　今年84岁的法语翻译家马振骋老师曾经翻译了很多法国哲学家蒙田的作品。他家的书房里有一个写字台，他现在仍然每天都会坐在写字台前翻译几页书。虽然他的进度非常慢，但依然不停在工作。

　　我给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曹雷老师拍照的时候，她已经77岁了。她现在虽然译制片的工作不多，但是因为朗诵热的兴起，经常要去进行朗诵、演出，也是非常繁忙的。她曾经得过癌症，她说康复之后好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所以非常珍惜时间。她家的桌上摆着一个台历，可以看到她的日程表非常之满。我是在2017年4月加了她的微信，一直到9月才见到她。

　　经过了这几个不同的拍摄项目，我对于老年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发现我们平时一直说要尊老，但事实上我们经常把老人当作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被动接受照顾的人。所以，我更多拍摄了一些积极生活的老人，我想通过他们的故事，去寻找一些慢慢变老的不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