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父母辈的老人是第一代高寿老人，所以无参考样本。

　　他们到高龄之后，出现了很多我们称为“老年病”的症状，包括认知能力的下降所导致的各种性格上的变化。这是从未有过的新挑战，家属们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缺乏应有的准备，所以苦不堪言。

　　他们的幸运是，他们生活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年轻人多于老年人的社会，每家的子女都较多，而且保留着亲戚朋友之间彼此关照的传统习惯，所以在面对高龄老人的种种新情况时，大多数家庭还有喘息余地。

　　但当我们进入老年的时候，却是一个到处只见到老年人的社会，家家子女都很少，社会上年轻人稀缺，亲戚朋友之间人情淡薄，但我们的预期寿命却比现在的高龄老人更长。

　　为避免毫无准备地进入一个老龄社会，从而给家人和社会增添更多的乱，我想我们有必要管理好我们的老龄生活。好在，我家族的高龄老人较多，他们的老年生活全景图可以让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思考他们老年生活的得与失，从而把自己的老龄生活安排得更从容，生命质量更好。

　　“活力老人”阶段：有愿望就去实现

　　如果将60岁作为老龄的起点，到85至90岁为高龄老年生活的话，我的父母辈老人一般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60岁到75岁左右，那是他们活力四射、幸福指数爆棚的黄金时期（也就是从学术上讲的“活力老人”阶段）。在这个阶段，我父亲依然活跃在各种社会团体中发挥着余热。我姑妈志愿成为苏州园林的导游，广交朋友，并在老年大学学习古诗词的写作。

　　也就在这个年龄阶段，他们陆续有了孙儿辈，第三代的出生使得他们有了享受天伦之乐的快乐和子孙满堂的幸福感。他们几乎都为子女们照顾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孩子。孙辈孩子长大一点后，他们开始出去旅游，看世界。当时最流行的是去新马泰旅游，我和我先生两家的父母都参加过旅行团出游。

　　我的堂叔堂婶是军人，在军队院校教英语，即便退休后，也保持着军人简朴保守的生活方式。我屡次劝说他们出国玩玩，他们都没有接受。但在70岁之后，突然有一天，我婶婶顿悟了，原因是，她教研室的一个同事在退休之后依然工作，为子女挣钱，但终于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这件事对我婶婶的教育意义极大，她立马申请出国旅游。可惜那时因年龄限制，已经无法去欧洲了，她只得改去了俄罗斯。好在，从此以后，他们夫妇开始了国内游，抓住了健康的尾巴，没给生活留下太多的遗憾。

　　由于我的亲戚中子女在海外的很多，所以，我们的父母们也都有机会在探亲时去海外旅行，这在他们那一辈中是很引以为豪的事情。虽然在年轻和中年时，他们都吃了不少苦，但进入老年后，他们的生活是比较安定和满足的。

　　就拿我的父母来说，一旦有假日我就带着他们出去玩。我母亲抗战时曾在贵州住过一年，后来一直有愿望再回去看看。终于，我在2009年陪她去了贵州，了却了她几十年的心愿。此后，我又带着她和我婆婆一起去美国，参加我儿子的大学毕业典礼。当时她们两位老人家一个82岁，一个78岁。这次旅行成为我妈和我婆婆永远的幸福回忆。

　　我带着两个老太太去美国，已经打破了中国传统上对老人年龄上的偏见。她们对生活的热忱和对第三代的爱也促成了这次旅行，当然这其中少不了我父亲和我公公的鼎力支持（他们俩当时都已经无法出国了）。

　　现在回想起十二年前“一拖二”出发的勇气，我除了自我点赞，也有深深的成就感，眼前出现的是她们两位老人家手拉手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充满喜悦的笑容，这是生命最饱满的绽放。我82岁的婆婆甚至在我儿子毕业庆典的晚会上和很多老外年轻人一起跳舞。这样奔放的婆婆，是我结婚这么多年后见到的唯一一次。他们亲眼见证了他们亲手带大的第三代的成长，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

　　在“活力老人”阶段，有愿望就去实现好了，无需设限。子女也应该为老人实现愿望尽心尽力，这样才不会留有遗憾。

　　“居家养老”阶段：方式至关重要

　　从我家族老人的生活状况看，第二阶段大致从75岁开始，到之后的十年左右。

　　这段时间里，家中两位老人若有一位出现问题，就会影响配偶的生活质量。我父亲在他77岁时又一次出现脑梗，并导致左边身体偏瘫。在此后的十几年中，我母亲就以照顾我父亲为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并因为父亲的生病，身体健康的她也告别了“活力老人”阶段。

　　其实当时她的身体非常好，爬山都不输给年轻人。但因为要照顾我父亲，从75岁开始，她的生活就随着父亲进入了第二阶段，我称为“居家养老阶段”。这一时期，日常生活的范围就是在居所周边走走，还要依靠子女的安排和陪伴。

　　我母亲是一个不懂如何保护自己也不愿接纳外人帮助的人，十年独自照顾父亲和管理家庭的重担让她的精神持续紧张和焦虑，最终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尽管我竭尽全力，还见缝插针，带着她出游了两次（包括去了美国），进行一些短暂喘息，但依然无法抵挡日渐衰老给她带去的生活自理上的困难。尤其在他们进入80岁之后，身边无子女的劣势更展现无遗。

　　我父母的两个女儿，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外地。平时若遇到生活中的问题，比如电器坏了、窗帘破了、马桶堵了、父亲要住院了等等，他们就要麻烦与他们有忘年交的一些小辈朋友帮忙。长期独自居住和行走困难，也造成他们与社会日渐脱节。

　　慢慢地，他们在生活上越来越跟不上时代，很多需要用手机去完成的事，他们都无法完成，但好强的父母始终不承认自己衰老的现实。于是，这个曾以思想先锋、生活理念超前著称的家庭，渐渐变成了一艘停留在旧时代某个港湾无法再继续出海的旧船。

　　常言说，好好的家庭不能有一人生病，一有人生病这个家就乱了套。但在我父亲生病这十几年中，我们当女儿的，生活和工作还很正常，这全因我母亲用她的全部精力支撑着一个大家庭的安宁。但她付出的代价巨大。当她已无法承担起照顾我父亲的责任，并且她也进入需要被照顾的高龄年纪，他们依然坚持不去养老院，不请住家保姆，也不愿离开故土和我同住。他们只是羡慕那些有子女在同城的老人家庭。

　　人在不同阶段，对幸福的诠释是不同的。到晚年，大多数老人都希望有个孩子在身边，这会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所谓老小，就是越老越有孩子的心理。晚年的老人不一定期待自己的孩子能有多大事业成就，而会更盼望他们多回家。这样的盼望，年轻时我不理解，对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也是不以为然的，但等自己经历了父母老去，突然就顿悟了。

　　其实，我们对很多中国祖训都曾经不以为然，那是还没到时候。几千年总结出来的训诫，总比我们短短几十年的人生要深刻的多。从此之后，不敢妄议古训，只想好好领悟。

　　我的父母，培养出了两个高学历的女儿（分别毕业于北大、复旦），却在年老体弱时陷入了极度固执之中，他们的生活也从被“羡慕”变成了被“同情”。我和先生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常在周末从上海回苏州，但依然远水解不了近渴。越来越多的时候，打开家门时，出现在眼前的情景让我心痛：因为坚持不请住家保姆，家中已因母亲的病，而变得一片狼藉。

　　但与此同时，我年事已高的公公婆婆，却因身边有两个孝顺子女与和睦的大家庭，而生活得怡然安宁。他们本来远比我父母保守，但在小辈的影响下学会了用手机，还会买基金，甚至在子女劝说下安排好了他们的身后事。在他们家，生活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有所改变，相反，在第三代长大之后，儿子媳妇和女儿反而去得更加勤快。这让空巢了几十年的我的父亲感到了空前的孤独，甚至嫉妒。

　　有很长时间，我无法理解父亲何以固执地不肯离开自己的家。但在他过世之后，我静静站在他满是书籍的家中，突然意识到他的固执究竟是为了什么。他没有什么财产，有的就是满屋的书籍。他不愿离开自己充满了书卷气韵的屋子，哪怕我们提供给他再好的生活条件，也无法使他获得行走在这充满书香味道的屋子里的那种安逸，这是他灵魂所依的居所。一旦离开，他的灵魂就会死去。确实，在离开老屋之后仅仅一年，他走了。

　　世界上很难有两全其美的事，尤其是到老了，要依靠他人的时候，一种选择就是一种命运，想明白了，就可以接受任何结果，前提是不要给别人造成太多麻烦。

　　在我了解的老年群体中，即使是单独居住的老人，只要有子女同居一城，也远比子女远在他乡的老人要生活得有活力，有质量。但为减轻已经成为“年轻老人”的子女的负担，很多高龄且行动不便的老人选择去养老院（如我的公公婆婆和我的堂叔堂婶），或请一个居家保姆（如我的姑姑），或和子女同住（如我的大伯伯、大伯母）。哪怕没有和子女同住，只要有子或女三天两头去看望，因为子女的关系，他们获取的社会信息也要远超空巢家庭的老人。

　　相比之下，孩子在海外的空巢老人家庭大多都请亲戚作监护人。但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嫡亲血缘的传统使得他们之间总有点隔阂。缺少关爱的老人，在这个阶段，神情会越来越暗淡，气息会越来越落寞，仿佛依然生活在旧时光中，如生活无法自理，情况就更为糟糕。

　　即使老人住进了养老院，有子女和无子女在身边，情况也大不相同。有子女探视，可以带给老人心理上的安全感和身体上的温暖。而空巢家庭的老人，即使还能通过视频与远方的孩子说话，但地域的间隔和文化上的差异，已经让彼此的交流浓缩成了“要当心身体”这样简单的话。除此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在我家族老人进入老年生活第二阶段后，不同的养老方式决定了不同的老年状态，甚至决定了他们停留在第二阶段的时间长短。所以，第二阶段的养老方式至关重要。选择无关对错，只取决于一个人的生活态度。

　　生命终结阶段：提前安排好身后事

　　第三阶段，生命走向终结阶段。一般来说，人过了85岁，精力和体力明显不如从前（当然我们这一代可能会推迟到90岁），这是与死亡最接近的阶段，我称为“走向终点的阶段”。

　　这个阶段也许很短，一觉睡过去再没醒来，是一种离别；躺在床上很多年，靠药物维系生命，慢慢在痛苦中离去，也是一种离别。老人在身体好的时候总会说“痛快地死最好，你们不要救”，但真的到了那一天，当事人和他的家属都会迷失在情感的重压之中。真正从容不迫的是极少数对死亡看得通透的人。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结，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我堂婶的父亲，一个我称他为外公的上海老克勒。

　　我婶婶是独女，上海人，家庭条件优渥。读大学时去了南京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军人教师，辗转各地，在苏州生活过，但再没有回上海，最后退休在南京。

　　几十年的时间里，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老克勒工程师外公，一直潇洒地在上海独居。他喜欢骑车，“文革”期间，已经六十多岁了，有一次竟然骑着自行车到苏州看望女儿一家，这成为我们亲戚中一段传奇。他喜欢摄影，技术一流，这吸引了很多女孩子崇拜的目光。他总是自掏腰包为姑娘们拍照，还自己冲印照片送给她们。

　　就是这么一个风流倜傥、热爱生活的老人，竟然在自己开始觉得生活无法自理，要进入生命第三阶段时，果断处理掉上海他所有的东西，离开了繁华的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地段的大寓所，前往南京，和女儿度过最后的阶段。

　　当时他只是行动缓慢，并无明显的疾病，每天晚上和女儿女婿聊聊天，道晚安，这应该是父女之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直到有一天早上，这位93岁的老人在睡梦中安详离去。

　　这是一位真正享受了生命全过程的老人，用上海话来说，就是活得“清爽”。我见到他时年纪还很小，但他洒脱的生活态度已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并随着自己步入老年，而日渐清晰。

　　他的女儿也即我的堂婶也活得率性，一生热爱家乡，喜欢上海的奶油蛋糕，却从不后悔大学毕业后没有回到上海。她步入高龄后，和我堂叔一起做出了身后捐赠遗体的决定。常有人将上海女人和精致、精明和会生活连在一起，而我堂婶，这个在外生活大半辈子的上海女人，在干练、飒爽的外表下，依然浸淫着上海人对生活独特潇洒的态度，那就是不拖泥带水的“清爽”。

　　观察家族老人在以上三个阶段中的生活演变，我觉得最理想的生活态度应该是，在第一阶段，尽量去“饱满”自己的生活，做一些自己一直想去做的事，甚至尝试一些更加新奇的东西。保持好奇和好学，是保持年轻心态最重要的秘诀。

　　到第二阶段，要尽量有“务实”的生活态度。要选择好自己的居家养老模式，准备放弃一些私人空间以获得他人监护。要知足和知趣，调整自己的心态，安安静静作历史的旁观者。

　　到第三阶段，则要努力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活一天就快乐一天。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身后事，到时候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想，我会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老年生活。

　　余论：年轻人至少要生二孩

　　等我们这一代进入老年第二阶段时，人对人的服务会更加稀缺。到那时，即使有了非常普及和发达的人工智能，但机器最终要靠人操作和管理。而且与人交往是老人生活质量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在行动不便时，更需要人的关爱而不是机器。

　　就以我家族老人的晚年生活来看，与子女同城居住是最好的方式，而最糟糕的就是无子女在身边的空巢生活。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到老了也逃不掉我们父母辈养老的那几种方式。《道德经》中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意思是，事物在还很安稳时容易把持，在还没有显露端倪时容易谋划。在尚未老去时谋划老年的生活，叫未雨绸缪。

　　回想我们的大半辈子，一直在为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不断努力、折腾，居所离城中心越来越远，将子女也越送越远，其中有些是无奈的选择，但也有些是主动为之。但到老了才发现：生活总是有得有失，也许当年的“得”就是今天的失；而当年不屑的，却是年老时最渴望的。命运总是这般与人开着玩笑。所以儒家强调“中庸”，就是做事别做绝了，要留下回旋的余地。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年轻时留点余地，就是给年老时留下调整的机会。

　　过去人的寿命短、子女多，老者受宠。我们的父辈大多数还很幸运，有继承了传统孝道文化的子女，他们的高龄生活大多有孩子陪伴。但当我们这一代进入老龄阶段时，我们所处的，却是少子女、多老人、多长寿的老龄社会。很多过去未出现的现象会成为这个老龄社会的新常态。未来是青年人很吃香，老人们不必太担心他们读书就业的问题，但对老龄服务的需求赛道就很拥挤。到我们进入高龄老人时，有子或女在身边嘘寒问暖的优势就更为明显。而多子女的比少子女也更为舒心。

　　我现在常常劝年轻人至少要生二孩，但他们都被大城市眼前的高成本养育吓住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三孩的投入和产出是性价比最好的选择，但这是一个长期投资，有远见的夫妇应该选择多子女。这不仅对你们的老年生活有利，也可让孩子们有彼此支持的可能。多一个孩子在社会上，作为父母就多一条社会关系，在家庭中就能多一个帮手。作为一个“准”独生子女，我也羡慕我公婆家有几个子女，可以共同承担高龄老人的陪护，他们有商有量，共同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

　　也许有人会问，生出不孝的孩子怎么办？事情总有两种可能性。但还是古语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们有一颗孝顺的心，你就要种下孝顺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