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引起广泛关注。十八届五中全会表达出的“积极老龄化”内涵与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和谐社会”一脉相承。面对又一个五年，中国如何化解或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无疑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智慧。
两亿一千两百万人！
这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中国老年人的人口数量。
这个人口数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3%，几乎相当于美国人口总量的70%，甚至多于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国家的人口总和。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且正在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是同期人口增速的5倍多。”中国老龄办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党俊武在介绍国内情况时，显得忧心忡忡，“预计到2015年底，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21亿，约占总人口的16％；2020年达到2.43亿，约占总人口的18％。”
党俊武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作为人口政策研究的内行人，他比普通的民众更加清楚国家面临的老龄化形势有多么严峻。
有学者甚至断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
回顾“人口老龄化”
“人口预期寿命显著提高，人口生育水平不断下降，中国的现实情况已经呈现典型的‘老年型’特征。”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这样评价中国的社会人口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林宝告诉记者，根据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后逐渐提升，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达到了4.91%；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达到了5.57%；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达到了6.96%；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达到了8.87%。
按照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7%可称为老年型人口的国际标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后，中国已经正式成为老年型人口社会。2000-2010年则是中国人口进入老年型后的首个10年。
国家统计局于2015年2月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显示，2014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124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55万人，占比10.1%，首次突破10%。
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曾毅曾经把中国人口老龄化总结为“高速、高龄、老人数量大、老年抚养比大、地区差异大”几个特点。
然而不容乐观的除了现实之外，还有可以预期的未来。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介绍说，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将达19.3%；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峰值4.37亿，约占总人口的38.6%。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认为，据目前总和生育率和实际赡养能力的数据预测，2020年，中国可能会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未富先老”已成基本国情
“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引起广泛关注。‘未富先老’也作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被高频率运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说。
“未富先老”这个概念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邬沧萍教授提出。邬沧萍在1986年出版的《漫谈人口老化》一书中,介绍了人口老化的有关概念、剖析了人口老化的成因及其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点,并把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进行了对比。
邬沧萍在该书中指出：发达国家的人口老化是在工业化、现代化出现以后,人口出现明显老化时,这些国家工业化程度、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国民收入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人口老化是发达国家特有的人口问题,是“富国的人口病”，而中国却是“穷国得了富国的病”。
“2012年全国贫困和低收入老年人约有2300万人。城镇老年人口的宜居环境问题十分突出，七成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居住的老旧楼房没有安装电梯，其中高龄、失能和患病老年人出行举步维艰。”杜鹏的这些数据，来自《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这是我国第一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书。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介绍了我国现阶段的劳动力情况：“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力总量开始逐年下降，虽然我国有9亿多人的适龄人口，但是劳动参与率只将近80%，也就是说全国有7.7亿的劳动力，而老龄人口有2.12亿。”
杜鹏认为，尽管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可以与中等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但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人口基数庞大、区域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等诸多限制，人均GNP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在这个前提下进入老年化社会，无法达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边富边老”的水平，只能算是“未富先老”。
“现阶段，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发展‘银发经济’的战略准备仍然不足。”杨燕绥认为，理想的老龄社会应当是老龄人口占比较大，经济相对发达，养老服务的消费、供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重要地位的银发经济社会，而中国“未富先老”既成事实，这种局面应当及时纠正。
老龄化问题的认识转变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长快并且日趋高龄化，同时劳动年龄人口、青少年人口相对减少。
“直到20世纪70年代，学者普遍对人口老龄化有各种隐忧，担心诸如劳动力不足、劳动力老化、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者学习能力低、劳动力转岗难、劳动力难以适应新技术和新的管理模式等问题。”邬沧萍在研究中发现，面对老龄化问题，各国学者最开始的研究态度都是忧心忡忡的。
“有的学者则担心由于人口结构老龄化，老年抚养比愈来愈高，将导致社会储蓄率低、社会积累低、扩大再生产投资缩减。另一方面，有的学者担心随着老年人口快速增加，社会保险将难以为继，社会保障、老年福利开支持续膨胀危及国家财政，等等。更多人则担心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平均支出是人口的5～6倍，特别是高龄人口需要长期护理时，医药费用支出和照料、护理、康复等更是国家、社会、家庭的沉重负担。”邬沧萍说。
然而，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日趋发达，悲观的情绪才开始逐步扭转。
邬沧萍告诉记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许多学者提出‘成功老龄化’‘有保障的老龄化’‘生产型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等概念，直到2002年提出‘积极老龄化’等。这表明在人类长寿时代，人口老龄化并不像以前谈虎色变了。”
然而，老龄化问题对中国来说，却也是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需要认真对待，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邬沧萍承认，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
学界一致认为，随着老龄化的深入，对经济与社会的负面冲击也愈发明显：一方面因劳动人口比例减少，人口红利不再甚至变成累赘，中国未富先老；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需求结构变化，根据美日经验，房地产进入长周期下行通道，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失速。
解决老龄化问题路漫漫
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力求以全面开放二胎、渐进式延迟退休来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
首都经贸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俊生认为，即使现在将二胎政策、延迟退休政策立刻实施，也不会立竿见影地得到成效，因为人口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变量。
他认为，老龄化本身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产物，以“积极老龄化”的心态来改变社会结构，应对老龄化问题是根本的出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认为，解决老龄化问题，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完善制度和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
他建议，首先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尊老重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完善家庭对老年人养老的承担义务，减轻国家救助负担。其次，要切实完善养老、医疗保障以及就业等相关领域的政策措施。各种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要切实做到对各类人群在制度上的全面覆盖。最后要动员全社会力量，转变观念，实现幸福和谐老龄化。要形成社会合力，切实转变观念，抓住机遇，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动员全社会力量，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不断发展和完善老年服务产业，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需要，同时促进相关产业的大力发展和经济的稳定增长。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认为，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积极老龄化”与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包容的社会, 而包容的社会则首先应该成为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不再把老年人仅仅看作“是领取退休金的人,而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和受益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之道也就在于此。
邬沧萍认为，应对老龄化，首先要做好思想、理论和舆论的准备，物质准备，各种方针、政策、立法、制度的准备，开展全民和老年人健身、保健和医疗卫生的准备。我国绝大多数老年人生活消费起点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保障能实现低水平、广覆盖、可持续，这为我国应对老龄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存在后发优势。当下我们处于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年代，有可能吸取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教训和最新研究成果，扬长避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