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养老，按上海的“养老服务目标”，有3％的老人，能争取到进“机构”养老的床位。北京是4％，因为老龄人口基数很大，尽管相差区区1％，就拿上海来说，上海老年人口将近500万，1％，就意味着5年内多新增5万张养老床位。养老，靠一张“床位”，就能解决全部？养老，难道不是一种老年人群，特有的“生活”？
　　全社会都有这么个基本共识：人到晚年，人人都应该拥有“养老生活”，这是“天赋人权”。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保障。养老，明明是生活。为什么在考量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时，会“导入”“床位”这样一个概念。根据我的生活经验，社会上使用“床位”这个“概念”，应该是两种地方：一是医院，二是监狱。
　　医院使用“床位”，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必须进入某种流程，并且严格服从并执行这个流程”。什么时候，医生来巡诊；什么时候，你必须服药；什么时候，接受检查；甚至什么时候，你必须大小便。或许，这些流程是科学的，是合理的，但一定不按你的“意志来转移”。监狱，能给你的，一定也是一张“床位”。而且，那扇牢门的钥匙一定不会给你。那张“床位”，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失去“隐私”、失去为人的尊严。既然“床位”传递了那么多“不堪”的信息。我们就不该把美好的养老生活同“床位”联结在一起。“床位”的内涵和外延，都不能涵盖养老生活的全部。老年要的是生活，怎一张床位了得！
　　进入老年，从“概率”上说，身体的各个“机能”都会有逐步衰老的过程。都会慢慢地“失智失能”，最后，走向死亡。这是“理论”上的认知。对老年“失智失能”群体的护理和照拂，被称作为：为老服务的“刚需”。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极大部分的老年人，是没有经过“失智失能”阶段，直接“走完人生”的。据2016年上海市的统计：去年全市失智失能老人一共是14.33万人，占全市老龄人口的6.65％。这还是算比例较高的。在全国范围内，按武汉的统计数据来看：去年全市失智失能的有26693人，占全市146万老人的1.83％。
　　应该客观地说：失智失能，是为老服务中的“薄弱”环节。老龄化、快速老龄化、空巢化等一系列问题有所重视之后，失智失能以及失独等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好在，政府已经把“失智失能以及失独”都纳入老“保障”体系内，也就是纳入政府财政支持的、民政主导的“一亩三分地”了。目前，民政立项的“养老项目”基本上都主要“聚焦”在“失智失能以及失独”专业。即使这样，政府也在坚持探索走“公建民营”的道路。
　　“刚需”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房地产行业。衣食住行，是人们生存的必须。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这是孙中山早就提出来的民主革命口号，所以，买房是“刚需”。其实，开发商在这里“偷换了一个概念”：住房才是刚需，买房不是刚需，因为不买可以租呀！“刚需”，在市场上，是不可“替代”的。当老年人失智失能以后，对护理的需求是不是“刚需”？要看从什么角度和立场，来认识这个问题。从失智失能老人的角度来看，护理和照拂，不仅仅是刚需，还是必需。但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就要把这种需求，进行研究、分析和判断；甚至要把这种需求进行市场定位，确定它行业属性的归类；最关键的，是它的“规模”是否最后能转化为“生产力”。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市场化”。市场也完全可以，把它解决不了的问题“社会化”。对失智失能老人的护理，从专业角度来看，它可以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加强；从它的社会属性来看，它可以是依靠养老服务机构及义工和志愿者，向老人输送体现社区养老向居家养老的支持；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它也可以趁我国福利事业正在从“专项”向“普惠”转型的机会，成为福利事业的组成部分。就像“住房”，不一定要“买房”。
　　“刚需”有两大“特征”：
　　一，符合社会的道德认同，社会各界都能形成共识；二，不受市场调控。走的是市场价格直线，不是走市场价格曲线。
　　关于“刚需”，有人举了个例子：每年到了年底，要过春节。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要回乡与家人团聚。大过年的，每家每户都盼个“团团圆圆”。这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也是全社会的共识。于是春运，也就是人口短时期内大规模迁徙，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大特殊现象。据交通运输部门统计：2017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是29.78亿人次。我们的交通运输能力，可能还远远没能满足“返乡潮”的实际需求。因为表现出来的实际情况是：火车票“一票难求”。既然市场表现出来的是“求大于供”，那么是否可以用“价格杠杆”来“调控”春运期间火车票的供需市场呢？回答是明确的：不可以！因为农民工返乡是“刚需”。“刚需”的市场一定坚持“直线价格”原则。因为“刚需”是社会道德的共识。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不要轻易去“戳碰”“刚需”这条红线；特别是在市场领域里谋求发展的企业。当然，市场是需要发现的，需要培育的，也是需要引领的。
　　不是绝对地说，失智失能的护理工作不能市场化和产业化，只是一定要把“对失智失能的护理”理解为“刚需”！那么，我们更要 “慎重”地研究它“如何融入市场的”的路径。设计好它合理的“商业模式”。有时候，市场是青睐“创新者”的。
　　国外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这句话，著名主持人卢秀芳在广告节目里也说过：“今天我们必须努力工作，将来，我们就可以去澳大利亚养老”。澳大利亚是养老天堂，可能是“”溢美之词。但确实，澳大利亚的气候环境、医疗水平、硬件设施、服务理念，都是世界一流的。澳大利亚是个高福利国家，孩子到16周岁，政府每周都会发一笔津贴，这笔钱足够他们上学、租房、生活的所有费用。孩子们多半“高高兴兴”地离家“放单”了。澳大利亚退休年龄是67岁，因为子女基本不在身边，夫妇俩离开工作单位后，生活会显得“落寞”。有的会选择“退休村”去居住。“退休村”是澳大利亚的一种“养老地产”。居住环境和居住空间，同一般的住宅小区一样，有的“配置”还很高，前有双车库，后有游艇泊位。只是专供老年人（退休人士）居住，价格比房地产物业相对低廉些，一般在25万澳元至35万澳元之间。如果，有朝一日要搬出“退休村”，可以把“物业”退给开发商，根据开发商不同的背景，会扣除一定比例的“购房款”，一般在10％至30％。住在“退休村”里的，一般都是“活力长者”，离开“退休村”多半是去了“养老机构”，原因基本上是“失智失能”。“机构”基本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也可以理解为社会保障体系。当然，在入住“”养老机构时，对老人“失智失能”的情况，是需要进行专业评估的。澳大利亚同美国一样，有健全的全覆盖的养老保险金制度。在“机构”里，医疗设施、康复器械、生活护理、心理抚慰、人文关怀……,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总体上，澳大利亚的养老体系，提供的也是院所（机构）服务和社区服务，但根本上，都是政府“购买服务”，都列入联邦及政府的预算之内。一切养老服务，也会有“盈利”和“非盈利”组成，但都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监控之下。通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养老、无论是监控体系、机构设置、多元产品及社会支持等，形成合力，使养老成为社会“亮点”，所以，澳大利亚的老人自豪地说：“澳大利亚，是我的孩子！”这才是真正的“养儿防老”。
　　目前，澳大利亚的养老体系，所展现的管理和服务水准，是值得全世界借鉴的。特别是“机构养老”，对失智失能的老人来说，这是他们人生面对死亡，最后一条防线。尽管，在这最后一条防线上，“古来征战无回还，都成亲辈梦里人”；但是，在“规律”面前，要体现人的尊严、体现时代的精神、体现世间的温情、体现社会的进步、体现入世的功德圆满。如此意义重大，关乎人生的价值体现。所以，关注“机构养老”是全社会的责任。应该把“机构养老”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力度有多大，体现社会的良知。
　　日本是世界老龄化较早，程度也较高的国家。所以，在亲和源起步阶段，我们较多的是考察和学习日本的养老模式和经验。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是3000万，占总人口比例为23.1％，5个人中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日本社会面对老龄化，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态度。并把“银发产业”中的多项产业，例如医疗和看护产业，列为国家战略项目，视作日本经济未来的增长点。总体上，日本是从居家养老开始，渐渐地走向“社会化养老”。目前，日本的社会化养老，主要是三种模式：
　　一是“看护型养老院”，基本上收纳“失智失能”老人，类同我国的“养老机构”。二是“住宅型养老院”，管理方不承担“老年人生活起居的照料服务”，类同于我国的养老地产。三是“健康型养老院”，类同于澳大利亚的“退休村”。
　　上世纪五十年代，战后的日本，经济一片萧条，老了，也只能依附家庭。因为朝鲜战争，美国充分利用日本作为战争的“战略基地”，使日本迎来了“经济起飞”的机会。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颁布了《老人福祉法》，意味着：日本养老从居家养老走向社会养老，社会福利从“补缺型”走向“普惠型”。接着，由政府出资，在日本全国陆陆续续建起了3100处健康恢复型养老设施和3700处老年疗养医疗设施。日本社会的基础文化，深受我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养成了他们很深厚的“家国意识”，他们养老模式的“演变”是否体现了某种“规律”。在构建和探索我国养老模式的道路上，日本的经验，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日本同世界上极大多数国家一样，实现全民养老保险金制度。 但是，到了2000年，日本国内正式宣布，增设针对“失智失能”老人的“介护保险”。40岁开始缴纳，65岁以后，如果“失智失能”，经过专业机构评估，确定“介护”等级，入住介护机构后，由介护保险支付相应的费用。介护保险的实行，使日本养老彻底从“以家人照料为主的居家养老”转变为社会提供养老照料的社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养老。这是“介护保险”有价值和有积极意义的一面。应该说，符合日本国情，符合日本经济发展水平。我国进入老龄社会后，养老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也有不少专家提出了仿照日本，实行“介护保险”，据说，有关方面也专门组织人员赴日专题考察，还形成专题报告。于是，国内一时形成“介护保险热”。似乎马上“介护保险”就可“呼之欲出”。
　　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重要的是“选择”。日本的“介护保险”实行将近二十年，据统计：实际使用“介护保险”的老人是3:7，也就是整个社会40岁开始，也包括70％的老人，都要为这30％的老人“埋单”。似乎，这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分配原则。何况，人到四十，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孩子初长成，父母还健在。四金必须交，还要添一金。不要说“个人”，可能“企业”也承受不起。
　　机构养老的发展方向，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总的趋势，都是向小型化和专业化方向努力。小型化，这点在我国尤为重要。不管“机构养老”满足的是不是“刚需”，“机构”的存在和运营，还是需要靠市场的支撑。我国的养老“产品”，从功能上区分，有“健康活力老人”和“失智失能老人”两大类。从市场“反应”来看，这两类产品是不一样的。
　　决策购买“健康活力型”的，基本上是老年人自己。这可能同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关。就是子女看好了某“养老公寓”之类，也不大会主动向父母提出，因为怕长辈“误解”。当然，这里指的是“概率”是指“大多数”。但是，“失智失能”的“机构”，决策者基本上是子女或其他家族。因为老人那张“床位”放在哪里？首先需要满足子女及其家属“探望老人”的方便和距离。谁都希望自己已经“失智失能”的亲人，就在“一碗汤”的距离或已经“嵌入”了自己小区的“机构”。要满足这种需求，一定是小型化的。
　　在“新建楼盘”和成熟社区建旨在收养失智失能老人的“机构”，恐怕会招致其他居民的“反对”，这类新闻见之报章，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如果要建，也只能“低调行事”，小型化而已。试想，日本小小的“弹丸”之地，竟然建了近8000家“养老机构”，一定不会是“大型”的。
　　除了“小型化”，机构养老还呈现出另外一个趋势，那就是“专业化”。我在德国柏林参观了一家医疗研究机构，他们是专门研究“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认知症”，俗称：：老年痴呆症。这家“阿尔茨海默症”研究所的旁边，有家他们附属的护理院，专门收治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医养结合”。研究所需要“病例”，患者需要最先进、最专业、最有效的“医治和护理”。这是最好的组合。这种“具有专业号召力”的机构，老人及其子女都乐于“接受”，甚至会超越“区域和距离”上的障碍。既然“机构养老”入住对象，基本上是“失智失能”者，医疗和护理就成为“机构”必要的“能力”。老年病是个特殊的医疗“板块”：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糖尿病以及认知症等疾病，都是老年群体的多发病症。对症治疗及护理都有它们各自的专业性。即使只是针对“老年病”，也不可能指望一家“养老机构”具备那么“全而精”的医疗和护理能力！“养老机构”就变成了“医疗机构”了。但是，如果“养老机构”具备老年病中的某一、二种疾病的治疗或护理的专长，就像德国柏林的那家“阿尔茨海默症研究所”一样，那在养老市场上，一定有他的特殊号召力。“事业有专攻”，差异化、个性化和专业化，一定也是“机构养老”的发展之路。
　　台湾有家养老机构，是由教会资助的带有公益性质的护理机构。它在护理老年“认知症”方面，有自己独到的创新的护理的“套路”，引起行业和市场的关注。
　　老年认知症（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退行性神经系统”疾病，病理症状是小脑萎缩，记忆力大部丧失，认知能力下降到4岁孩子水平。
　　患者什么都可能忘却，但是“吃饭”不会忘记，大概是“本能”在起作用。这家养老机构就根据患者的特征，设计了有利于患者生活和活动空间：围着一间宽大的厨房，安排6-8间单间，每位患者独居一间。每天在护理人员的带领下，忙着一起煮三顿饭菜。煮好了一起有滋有味地共享劳动成果。有利于他们进入一个平静的生活氛围，有利对他们加强劳作时的信息“刺激”，再加上其他治疗手段，有利于对病情的控制和康复。当然，他们的做法，起码说明他们在努力、在探索、在创新。对待阿尔茨海默症，要战胜它、克服它、治愈它，有待于世界医疗科研的进一步努力；但我们也不要拒绝一个、二个、甚至成百上千个养老机构所作出的探索和实践，只要这种实践是能够改善患者生存状况的、有利于病情控制、解缓和好转的，我们都应该表示敬仰和赞赏。
　　何况，对市场来说，它还有“故事”可讲。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到来，政府高度重视老龄问题的妥善应对，毕竟这是关乎民生的大事。
　　从目前发展态势来看，主要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本世纪初的十年时间里，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开始认识到老龄社会的严重性，政府开始助推养老事业的发展，各地都围绕“以解决养老床位问题”为核心，制定“增加养老床位”的目标和计划；少数养老产业的“先驱者”开始社会化养老项目的探索并实践。第二阶段：2013年左右的5、6年时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的35号文件的出台。被养老界称为“中国养老产业”的元年。也被理解为完成了中国养老体系的“顶层设计”。
　　事业和产业，本应该是“国家养老体系”的两大支柱，体制和机制的不同，可以在社会福利和市场领域里，出现不同的养老服务产品，但应该在国家养老总的体系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可能是因为传统思维的“惯性”，在行业准入、行业监管、政策落实、业务指导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局部问题”，要么“泾渭分明”，要么“无依无靠”，社会资本进入养老领域，往往在工商部门注册，而传统的管理条块，养老应该归口民政。而“民政”只接受“民办非赢利性企业”的注册登记。养老服务行业，还是个新兴产业，行业管理还没有形成很有效很成熟的行业协会等组织。
　　有些市场化的养老项目在“立项”、“建设”、“融资”、“运营”中、会遇到就像当初鲁迅先生所形容的窘相：“两间余一卒，荷戈独彷徨”。行业的发展，需要监管；养老服务业也一样，不管是哪个“妈”生的。
　　第三阶段：从最近这几年一直到2020年。对中国的老龄问题来说，将面对“决战”。许多社会学和人口学专家预言：尽管目前我国老龄化进程处于平台期，平均每年增加800万老人。但是，在2020年之前，我国老龄人口会激增至2.5亿，那是可以预判的老龄“峰值”。这不仅是一个“峰值”，更是一个节点、一个拐点。迎接“老龄化”，在这个节点上，考验我们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事业的深度和广度，检验我们整合社会资源发展养老产业的力度和程度。如果，我们到2020年，能够平稳度过“峰值”，那就证明：我国的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是正确的；以养老服务业为支撑的我国养老体系也是合理的；我们更有信心，加快我们的步伐，把我国的“老龄化”转变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这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拐点”，一个积极的、加速的、英明的“拐点”。到2020年，有些信息值得我们重视：因为生育率的降低，“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基本改变；机构养老模式已经被普遍接受；医养结合的实践中，医疗资源尚且不足；家庭小型化、家庭内代数减少，人力资源严重匮乏；上门护理需求提升，到2020年，需求达4033.3万人；养老产业市场需求将达5万亿元。任重道不远，任务重，时间又“迫在眉睫”，中国的“养老界”压力山大。2020的“决战”，只能“全胜”！这是社会的期望和重托。
　　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说：“成功孕育着野心，而我们最新的成就也推动人类设下更大胆的目标。我们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健康与和谐，而有人类过去的记录与现有价值观来看，接下来的目标很可能是长生不死、幸福快乐，以及转身为神。”接下来赫拉利还强调说：“在减少了饥荒、疾病和战争之后，我们现在希望克服年老甚至死亡。”据《未来简史》介绍，许多先进国家的“科学巨擘”们，特别是美国的硅谷，一大群从事基因工程、再生医学和纳米科技的科学家聚集在一起，正在“挑战死亡”。他们认为，面对死亡，有三种方式：接受死亡、拒绝死亡和对抗死亡。人类正确的态度是：对抗死亡！赫拉利认为：人类会死亡只有一个原因：人体运行出了技术问题。心脏不跳，，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氧气到达心肌；癌细胞扩散，是因为突变的基因改写了指令；病菌侵入肺部，是因为有人在地铁里打了个喷嚏……,一切都只是技术问题。 只要是技术问题，就会有技术上的解决方案。要克服死亡，并不需要等到耶稣再次降临，只要实验室里的几个科技专家就够了。看来，人类“对抗死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作为目前人类对抗死亡的最后一道防线——护理机构，也将会历史性的赋予新的重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专门接纳“失智失能”的“机构”将会成为人类获得“生命涅槃”的圣坛。将来的“机构”，一定不会单纯的属于“养老”。今天早新闻发布了一条消息：山东省临沂沂水县居民，死后丧葬费全免。这在全国首开先河。
　　不管支持沂水这项举措的，是地方财政，还是集体“结余”，沂水人的社会福利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它的意义所在？在于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从专题专项的福利财政支持，开始走向社会普惠。
　　福利的普惠性，是福利的基本原则，是社会福利公平的前提。三伏天战高温，企业发放“抗暑降温”物品，例如：茶叶一斤，毛巾一条，香皂一块……。全体员工一律“平等”。决不因为你是总经理而多发一块香皂。因为这是企业的“福利”。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水平的提高，属于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社会福利，也必将会加大投入，在更高层次上惠及百姓的“生老病死”。“机构养老”作为“生命守护神”的作用，将会越来越突现。“机构”从养老走向“对抗死亡”，“医养结合”这是它走出的第一步。也可以这样理解：医养结合是现代养老机构的“初级阶段”。随着机构养老“对抗死亡”功能的提升，它的社会福利属性也会越来越彰显，因为，它将成为衡量生命品质的重要指数；也将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我们应该热切地期待“机构”的成长，就像我们热切地关注人类“对抗死亡”的每一次“突破和进展”。
　　人类从一出生，就面对死亡，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向死而生。其实人类的死亡，无非只有两种死法：一是意外死亡；二是正常死亡。不管是正常，还是意外。生老病死，应该是自然法则。
　　老祖宗们早就感叹：宁做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谁都不希望自己会“意外”横死。死亡的形式，甚至可以上升到“因果善恶”。
　　渐渐衰老，免疫力下降，百病丛生，最终“难免一死”。这应该算是“功德圆满”的“人生谢幕”。这两种死法各占的百分比，会左右当时的人口平均寿命。上海目前的人均寿命是83岁，在全国排第一。这说明上海地区生活品质，医疗水平，都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但是，面对“细菌和病毒”的挑战，也是“须臾不可懈怠”的。1988年上海“爆发甲肝”，搞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工厂和学校都改作感染者的临时病房。所以千万不可小噓“细菌和病毒”。特别是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千万要守住“正常死亡”的底线，努力减少“非正常死亡”。
　　面对老年人的“失智失能”，当然有“身体机能衰退”的原因；也有“细菌和病毒”趁虚而入的问题。打好这一场“健康保卫战”，既是对生命的“敬重”，也是对人生的“尽责”，更是对长者的“感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机构养老”纳入他们的养老服务体系，因为机构养老主要就是接纳“失智失能”的老人。这是一道生命保卫线我们要高度重视有养老功能的“机构”。养老产品的形式、模式和规模，林林总总，各有所长。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不管你是事业的、还是产业的；不管你是慈善的、还是市场的。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为健康自理老人服务的，例如澳大利亚的“退休村”、美国的“太阳城”；还有一类是为“失智失能”老人服务的，比如日本的“介护机构”、我国医疗系统的“护理院”。从这两类养老产品的发展趋势来看：第一类养老产品会越来越市场化，只有多元化的市场竞争，才能开发出多元化的养老产品，来满足多元化的养老需求。第二类产品，因为它更依赖医疗资源和科技成果，产品也需要更多的体现“道义”、“承担”、“情怀”和“责任”。垂垂老矣、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命悬一线，难道这不是“刚需”！所以，这类产品，它的社会意义更大。日本作为老龄化社会的“先行者”，国土不大，却建立了6800多家养老机构，这究竟是“先行者”的“苦恼”；还是“先行者”的“睿智”。既然养老机构承载着那么多的社会责任，所以它的发展方向，要么认真地体现社会保障的职责；要么自豪地展示社会福利的成果。或许，机构养老，对每一个“正常死亡”的个体来说，可能是“必经之路”。因为，在养老机构，它是你生命最后的“守护神”。
　　近日，在《今日头条》公众号上，对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等方面的领悟，同大家、特别是养老服务业方面的同行们，一起交流了一些观点和想法。耿耿星河欲曙天、无非一念报黎民。老人安、则天下安；老人福、则家国福。老年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但是，折射出来的却是：人类的一段文明史、社会的一段发展史。一个国家的养老水平，既反映了社会保障的力度，也表现了社会福利的程度。一个国家的养老品质，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也是精神领域的高度呈现。居家养老，在目前阶段，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居家是符合“天理人伦”的，我们应该承认：老人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属于家庭。只是因为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代际关系的“脆弱”，社会应该创造一个支持和扶助“居家养老”的客观环境，让家庭具备养老“功能”和养老“能力”。在这一点上，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居家更注重为养老“提升能力”，社区更注重为养老“搭建平台”。机构养老，是属于社会这个“段位”上，它在经济社会水平较贫乏时期，可以承担社会保障责任；也可以在物质财富充裕时期，成为社会福利的表现。
　　在我国，随着“医养结合”道路的走通走顺，当医疗资源和养老体系“无缝融合”的时候，它或许会成为一座堡垒；成为一条战线；一面旗帜。一座堡垒：一座守护生命的堡垒；
　　一条战线：一条向死亡叫板的战线；一面旗帜：一面引领人类走向光荣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