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中国人习惯了退休后只领取一份养老金，但这一局面将会逐渐改变。随着老龄化的加深，“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财政负担加重等。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第二、第三支柱补充养老制度亟待发展。

　　近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学术年会“养老金融：新机遇、新发展与新挑战”召开，上述观点是与会专家的共识。

　　上海市宝山区委书记、上海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泓指出，虽然全国养老金的收支目前还在可控范围内，但压力很大，特别是企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体量太小，补充养老金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从全球来看，激励补充养老金发展的主要手段是税收优惠，即在缴纳和投资环节免收一定的个人所得税。以美国的IRA（个人退休账户）为例，个人在税收 申报时，可扣除存入IRA的款项，每年能够享受税优的最高额度为5500美元，这既能激励中等收入者牺牲当前的消费来增加储蓄，又能防止这种优惠政策成为 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庇护所。

　　去年中国公布的商业健康险税优政策，在试点地区的最高每年有2400元予以免征个人所得税。

不过，税优政策在中国的使用中却掣肘于税制环境。当前的个税起征点为3500元，缴纳个税者仅为2800万人左右。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交税人群这么小，难以达到鼓励补充性养老保险发展的目的。

　　另一种普遍的意见是，目前中国基本养老金的强制缴费率太高，使得补充养老制度的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

　　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左学金认为，养老保险改革需要考虑配套和改革顺序。应当先降低费率，再健全多缴多得的机制。降费能够推动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 还能推动补充养老金的发展。同时，多缴多得机制才能真的促进延迟退休年龄，否则人们延迟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却没有增加，容易引起社会矛盾。

　　“人们一听许多地区的养老金收不抵支，就会想怎么能降费，担心基金的财务状况。实际上，降低费率能够提高参保率，从而改善抚养比，改善了财务状 况”，左学金说。2015年，农民工总量是2.7亿人，其中有5585万人参加了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仅占总量的20%。根据测算，如果绝大多数农民工参 保，抚养比很容易从3以下提高到5以上，改变不到3个职工赡养一名退休者的现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文炯表示，政府管办的基本养老金是为了保证人们在退休后的基本生活，但目前这种定位并不准确：待遇定得高，缴费也会随之 增多。“退休后若每月能拿3000元，为什么还要去保险公司买保险？交了养老金之后，没有钱买保险了。基本养老金目标定位的偏差，导致了参加补充养老保险 的愿望和能力的双重破坏。”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金融系副教授王宇熹指出，从全球趋势看，国家在养老金负担中承担的比例都在降低，个人将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养老责任。社保成本上升过快可能带来的大量企业倒闭，造成失业潮，养老保险第一支柱待遇必须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