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欧债危机来讨论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希腊、意大利等部分欧洲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后，国内媒体上流行一种观点，将这些国家遭遇的债务危机简单地看成福利水平太高所致，进而对我国正在加速建设的社会保障体系产生忧虑。这其实是一种误导。因为欧洲部分国家的债务危机是由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危机，进而产生债务危机并引发政治危机的一个链条。换言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所在国家经济或产业政策失误即经济原因导致的结果。如希腊长期无节制的赤字财政政策，国有企业的亏损累累，这并非是福利政策的必然结果，而是不良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

　　二是金融业的异化。金融的本源职责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然而，当代金融业似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名为金融创新，实质上已经蜕变为以钱生钱的投机工具，金融业的异化是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的重要风险来源。即使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怒斥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为无耻。然而，人们却对金融异化视而不见，反而将民众福利作为众矢之的。这种批判目标的转移，不仅会损害福利的健康发展，同样会损害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是政治因素影响重大，包括政治家不敢担当或不负责任。例如，希腊作为欧债危机的典型国家，以往政治家不关注经济发展，当任总理在关键时期不敢担当责任而寻求全民公决；意大利总理在欧债危机中辞职，并且在任职期间被认为“将总理当作副业”。政治家对福利制度不负责任，追求短期政绩工程，而不是基于理性，追求可持续发展，如法国曾经缩短退休年龄、希腊不顾实际短期内快速提高福利水平等。这些客观事实都值得深刻反思与检讨，但似乎被所谓福利危机所掩盖。

　　切不可将社保建设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

　　从100多年前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德国创立开始，这一制度就扮演着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维系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不可替代的角色。无论是德国从贫弱之国到强盛大国，还是美国从摆脱危机到持续称霸，以及以北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和谐增长，都揭示了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当代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需求，也是当代世界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就是在当前欧债危机的背景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为社会保障制度起源地，并以自己的社会（保障）市场经济模式为荣的德国，依然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实业立国与社会保障奠定了德国始终强盛的根本，而作为“福利国家橱窗”的北欧国家瑞典同样在持续发展之中。因此，100多年来的客观事实是，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化解着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而不是导致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因此，不能将提高国民福利、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

　　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至少有4点：

　　第一，紧紧抓住发展是第一要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没有经济的持续发展，便不可能摆脱危机的阴影。而经济的持续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政策与决策。因此，我国应当在经济发展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方面做出正确决策，在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下足工夫，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要坚持实业立国的方针不能动摇，同时，高度警惕金融投机与泡沫经济，不要迷信所谓西方经济。德国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国，也是福利水平高和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典型国家，但120多年来并未遭遇大的经济危机，而是保持着强盛地位，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就是实业立国，德国的制造业是当代世界的典范。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必须始终坚持实业立国的方针，一个强大而质优的制造业将是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牢固基石。必须坚持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基本定位，高度警惕金融业的异化，高度重视防范金融风险，包括防范来自国际的金融风险和抑制国内的金融异化。

　　第三，政治家要有担当精神，时刻做到居安思危，在危机到来时敢于担当责任。

　　第四，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既要积极主动大胆推进体系建设，杜绝漠视国民福利诉求的现象，也要保持理性，避免短期福利政绩病，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

　　我一直认为，保持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是一个国家健康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让人民一年比一年过得好则是执政者与施政者的重大使命。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近几年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制度建设的速度、公共投入的力度、惠及民生的广度前所未有。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要坚定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决心与信心，以更大力度、更多投入来推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完善，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化解全体人民的后顾之忧，并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

　　我国养老金制度的风险来自基金贬值

　　中国养老金制度的风险不同于欧美国家养老保险的传统风险，其风险源在于基金贬值可能导致的财政崩溃，因为我们基本上选择了基金制。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账户从理论上即是基金制，农民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均选择了基金制，还有企业年金等。这种制度选择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规模将日益膨胀。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有如下不同：

　　一是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是从选择型到普惠型，制度内的支付高峰要晚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故留给制度调整的时间相对较宽裕。

　　二是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实行部分积累制，同时还建立了应付未来养老金支付高峰的国家战略储备基金。这两个预备措施是欧美国家所没有的。

　　三是中国的退休年龄平均只有52岁多，欧美国家基本上都是65岁甚至更高。这意味着中国还有巨大的调整空间。

　　四是中国的家庭保障传统仍然会有效地支持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社会的到来，家庭保障功能虽然在持续弱化，但极富弹性，从而为制度的不足提供了巨大的缓冲空间。

　　五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与土地公有制，理所当然地为养老金制度提供财政支持。因为这笔全民共有的财富应当通过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反馈于民，而养老金制度无疑是全民共享这一成果的合适途径。

　　由此可见，中国养老金制度面临的不是欧美国家传统的风险，而是选择基金制带来的贬值与投资风险。现在作为战略储备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积累近万亿元，分散在各地的社会保险基金达2万多亿元，除全国社保基金外，各地的社会保险基金每年贬值数百亿元，随着基金结余额的日益扩大，贬值的规模也在持续扩大，如果没有长远的战略投资并确保其保值增值，或者遭遇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或国内经济危机，养老金制度确实面临着可能崩溃的制度风险。

　　因此，我认为既要注重防止养老金制度的传统风险，更要高度重视因为选择基金制导致的贬值与投资风险。而适度控制基金制的规模，尽快确立相应的投资政策并确保养老金投资成功，显然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紧迫且重要的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