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区中的服务设施令很多西方人羡慕，羡慕的原因正是社区的温度和人情味儿。在中国城市社区，我们可以发现超越西方教条主义理论的种子，可以发现中国的文化基因。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不是刻意构建作为装饰品的“民主”，而是将国家治理落实到实实在在的“民生”之中。

　　如今，人们都在谈提升城市治理能力。那么，衡量城市治理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城市居民生活在温暖、有序的社区之中，应算其一。

　　社会转型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但如何理解这个转型，或者说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核心的命题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这一转型不仅意味着生活空间的转移和社会治理体系的转型，更意味着人与人组合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转型，也就是说，后者才正是最核心的命题。社区无疑是展现这一命题的重要空间。

　　社区工作的始发原点与回归底线是，恢复社会关系，缔造社会联结，培育社会资本，提高精神密度，催升社区温度。而有温度的社区又会使党的执政基础与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日趋稳固。社区硬件的好坏、社区投入资源的多寡，不是决定社区好坏的最终决定因素。在市场系统和管制系统中丢失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在社区中得以恢复，日渐松散甚至隔绝的社会关联是否在社区中得以重新缔造，才是营造有温度社区的决定力量，也是未来社区工作的重点。懂得这一点，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自治之间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才算拥有了精准的理论指导和逻辑通道。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着一个方向选择的问题，即是建设西方那样冰冷有序的社区，还是中国式温暖善治的社区？西方国家的社区固然有其优势，但也有弊端。相反，提到中国社区，人们可能会想到诸如开锁、保洁、医务、食堂、养老助老、社区助餐点等服务功能。确实，中国社区中的服务设施令很多西方人羡慕，羡慕的原因正是社区的温度和人情味儿。在中国城市社区，我们可以发现超越西方教条主义理论的种子，可以发现中国的文化基因。以社区为载体完成中国的社会建构，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真正营造安居乐群的有温度的社区，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使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承载民生关怀、彰显国家责任的社区，将是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体现。

　　第一，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创新。社区治理与居民自治，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基本逻辑讲求家国一体，这在当下也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国家如何与一个家庭、单位、社区相联结，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传统和优势之所在。从这个角度说，居民自治搞得好不好，社区治理搞得好不好，直接决定着中国国家治理的质量。

　　古人讲“民为邦本”，说的就是中国国家治理中最为重要的一对政治关系，即国与民的关系或国与家的关系。西方政治学中讲的国家与社会，实际上指的是国家与阶级社会、国家与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故中国以民为本的国家治理讲求“政道”，西方由不同阶级组合而成的国家治理特别讲求“政体”。政道思维关注结果，政体思维关注形式；政道思维讲求宽厚包容与整体福祉，政体思维讲求唯一性和排他性。西方人对政体形式之美的捍卫已经到了异常顽固甚至极端的地步，而中国人所秉承的政道思维则在一种开放的胸怀中，可以吸收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

　　邓小平同志把现代化理解为中国式现代化，后者的含义之一是小康之家的建设以及以无数个小康之家为基础的小康社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家庭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价值，特别强调民心与民意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国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应当确立在实实在在的小康之家的基础上，确立在牢固的民心与民意上。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不是刻意构建作为装饰品的“民主”，而是将国家治理落实到实实在在的“民生”之中。中国的国家治理不是去追求只具有形式之美和逻辑之美的政体，而是关注政治秩序的构建、治理绩效的提升以及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说，社区治理与居民自治建设的过程中，蕴含着传统政道思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创造性的转化。

　　第二，权利—义务理论的创新。权利意识膨胀、义务意识短缺是制约构建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的最大障碍之一。支撑居民自治的内生权利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居住权”，二是“房产权”。居住权是居委会的权利来源，房产权是业委会的权利来源。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都是从居住权和房产权衍生出来的。与此同时，支撑居民自治的积极义务包括遵守居民公约、保护公共空间、维护公共安全等。内生权利和积极义务的统一是构建中国式有温度的社区的基础之一。

事实上，由居住权衍生出来的治理空间和治理机制，与由房产权衍生出来的治理空间和治理机制，既有分离又有交叉。过分强调两者的相同性，会将群众工作和物业工作、社群性活动与经济性活动混为一谈；过分强调两者的差异性，会导致居委会和业委会的对立，不利于社区善治的形成。居住权和房产权都是支撑居民自治的内生权利。与之相适应，居委会和业委会既担负着塑造不同形态的公共生活的任务，也承担着相互协作共塑社区内部良性治理结构的责任。总体上来看，以财产权为导向的社区治理具有排他性，以居住权为导向的社区治理具有包容性。所以，中国优化社区治理结构的方向，是党建引领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之间的协商治理和合作治理。

　　第三，社会主义与治理理论的创新。中国的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乃至居民自治，对治理逻辑有着特定的要求。对中国社会治理格局最完整、最智慧的阐述应是：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中国的社区治理，既不能走单纯依赖政府的老路，也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将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负担全部推给社会和社区。目前，最紧要的任务是建立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良性互动机制的创新，决定中国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成败。如果把社区治理与政府治理视为相互隔绝的两个领域，如果把社区治理与居民自治视为独立于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之外的行动，那么，中国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非但不能成功，而且还会动摇国家治理的基石。而任何把中国基层治理优势彻底抛弃的想法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也是难以奏效的。

　　此外，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被视为“单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精神，主要是通过“单位社会主义”体现出来的。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社区应当成为发扬和拓展社会主义精神的空间。社区社会主义既克服了单位社会主义牺牲效率的弊端，又最大限度地弥补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所产生的意外后果。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以社会为本位的，而社区正是社会最为重要的缩影和凝结。通过社区为城市和国家注入能量、为国家治理奠定基石，是顺应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的。

　　总体来说，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与百姓生活紧紧相连，与城市生命环环相扣，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在中国城市社区中，我们可以发现超越西方教条主义理论的种子。有温度的社区，正是与中国文化基因、当代民生政治相契合的重要体现。

 

 

　　营造有温度的现代社区，关键是增强社区居民的交往和联结。这首先要抓住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三大基础，即人的社群性、社会资本、关联物权。

　　第一，激活人的社群性。“社区人”是对人的社群性的直观表达。居民自治的目标之一，就是在现代社会中清晰展现社区人的面貌与特征。例如，社区活动老年人参与度较高，就是因为他们试图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恢复已经丢失的社会关系。人年纪越大，社会关系就越稀薄，故年长者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不是关注其效果，而是享受其过程。其实，不仅老年人，任何一个丢失了社会关系的人，都会试图在参与社区事务中把社会关系恢复起来。前段时间，我在与一位社区长跑队队员聊天时，他告诉我，长跑队要组织一次去青岛的旅游。自己去年刚刚去过，但还要去。我问：为什么还要去？她回答说：跑友都去山东了，有五天时间，自己一个人留下来跑步很没意思，所以决定还是要去。长跑队是一典型的自组织，基于爱好跑步这一趣缘，把很多人丢失的社会关系重新恢复起来了。人的社群性在这一自组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就是社区的魅力所在。凡是把已经丢失的社会关系重新恢复起来，凡是把日趋稀薄的社会关系重新使其厚重起来，这样的社区肯定就能成为人生的归宿。社区治理与居民自治就是要在遵循人的社会性原理的前提下，通过恢复和重建人的社会关系，构建人之社会交往的渠道和空间。

　　第二，培育和开发社会资本。人的社群性衍生出来的一个话题，就是一个人要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之中。人活世上当然需要经济资本，但经济资本并不能保证人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来自健全的社会功能。社会资本，主要指一种在社会交往中不断累积的信任资源、关系资源和媒介资源。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往往会有一种无助感。因为这是一个陌生的空间。西方人有句谚语，城市的空气天生使人自由。但也可以说，城市的空气天生使人孤独。如果社区的交往密度也降至最低，那么，貌似繁华的城市其实已经陷入生命的悲哀状态了。在社区建设中，应当恢复人们在社会系统中失去的社会关系，培育人们在社会系统中失去的信任，点燃人们在社会系统中丢失的关爱，也就是说，要催生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一旦被催生出来，基层民主和居民自治就会运转起来了。

　　第三，提升关联物权意识。除了公共物权和私人物权外，社区还有一种极为重要的物权形态即关联物权。例如，一个居民不仅是房产的主人，更是社区一草一木的守护者。业主既包含着权利，更包含着义务与责任。社区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社区中的楼道空间与公用水管，其实都是与每个居民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关联物权”。要通过提升居民的关联物权意识，来催生居民自治的生长和扩展。此外，从更广义的角度说，每个人与其所生活的城市、社会和国家都是关联的。与社区治理一样，社会治理也应该强化一种关联化的思维方式。成功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就是要使居住在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与城市治理、城市未来息息相关的关联者。

 

 

　　第一，加强过程建设。在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中，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过程取向优先，效率取向次之，是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区别于其他组织治理的重要标志。社区治理过程不仅仅是取得共识的过程，也是培育自治资本的过程，更是提升居民社区认同的过程。在社区建设中，有了过程，其实也就有了结果，即居民自治也就有拥有了丰富的内涵。

　　第二，加强多元协同建设。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正在经历一个逐步扩展的过程，即从“政府一元主导”、到“政府与居民二元互动”、再到“多元协同”三个发展阶段。多元协同的治理形态，是在党组织、基层政府、居民、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社区精英、社会组织精英等多方参与、互动协调，实现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有机整合，达成一种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治理时代，基层政府和居委会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而是承担着社区资源整合者、社区生态重塑者、多元协同主导者等多重角色。

　　第三，加强参与治理建设。社区参与式治理，是以社区为载体，社区相关利益方按照程序规则在自愿互利、合作互动的基础上，对共同关心的社区事务，通过平等协商形成共识、达成一致行动的治理模式。例如，定期举行居民参与的听证会、评议会。社区参与治理建设需要许多条件和外在保障。例如，在召开社区居民会议的时候，圆形会场形式往往会比以主席团为中心的等级性会场形式更容易达成共识，主持者站立主持往往会比坐着主持更容易达成共识；奉行一事一议、充分允许个人意见得以表达的会议机制，会比吵闹型、一言堂型的会议更容易达成共识，等等。这也要求，不能仅仅强调社区居民的权利，还必须明确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责任和义务、遵从参与治理的规则。之所以强调参与式治理，是因为社区治理和基层治理所涉及的事项往往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区中的公共事务如果由居委会或政府分支机构直接运作，或许效率很高，但不能在实施过程中建立居民之间的联结和信任，而依靠居民参与通过分工协作来共同完成，看似组织过程繁复且耗费心力，但可以达到培育和扩充社会资本的效果。参与式治理不仅可以消解社区治理和基层治理可能产生的各种冲突，还有助于培养积极公民、培育社会资本、增进治理的合法性，通过将利益相关者纳入公共服务供给过程而增进治理的有效性。

　　从城市和国家治理的层面看，可以通过社区为城市注入发展的能量、为国家奠定治理的基石。而这两大目标的实现，就得益于社区温度的提高。营造有温度的社区利党利国利民，这也应是中国未来完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