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应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邀请，总政话剧团携三部优秀剧目《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生命档案》、《黄土谣》来沪展演，引发上海文艺界的观剧热潮。日前，由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举办的“主旋律戏剧创作的艺术魅力——总政话剧团优秀剧目来沪展演”研讨会在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召开，研讨会就总政话剧团来沪展演剧目的艺术成就和进一步推动繁荣本市主旋律文艺创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报摘要发表部分专家、艺术家的发言，以期推动本市主旋律戏剧创作。

    什么是戏剧的责任、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总政的三台话剧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三个主人公，一位是领袖伟人，一位是档案管理干部，还有一位是贫困山区的老党员。这三个舞台形象让我们感受了崇高精神，领略了英雄风采，而这正是我们近几年文艺生活中所缺失的。像《于无声处》、《商鞅》这样的戏如今寥若晨星，而某些舞台上弥漫了娱乐化、商业化的气息。戏剧固然是让人娱乐的。但是，正如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所说：崇高的娱乐带给人们对现状的思考和理解，把观众从现实拉到戏剧中不应该是愚弄和耍乐，而应让观众从舞台上重新感受现实、思考现实，然后去改变现实。当人们对食品饮料中的三聚氰胺、染色剂、瘦肉精深恶痛绝时，我们不禁要问：“娱乐至死”这样的“塑化剂”难道没有污染我们的“精神食粮”吗？我们的民族需要滋身健体的“维生素”，需要强壮脊梁的“钙质”！总政这三台戏弘扬了时代精神，倡导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

    这三台戏不是道貌岸然的说教，也不是枯燥乏味的演绎，所以能赢得观众的掌声和热泪，是因为作品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切中时弊、发人深思。三台戏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责任！伟人要执政为民，不做李自成；档案干部的职守是让无名的先烈的灵魂安息；而那位村支书“不还民债死不瞑目”的崇高精神境界更让观众心灵震撼！这是现实主义的魅力。深入生活、感召时代、呼应民意，这是部队艺术家给我们的又一个启迪。

    尊重艺术规律，对艺术精益求精，造就了这三台戏的成功。话剧是语言的艺术，大凡名剧都有“推敲”的曲折，有“一字之师”的佳话。而今，随着短信和微博的崛起，民众的语言更加智慧闪烁，这是值得话剧艺术汲取的。现在不少戏的台词，如蹩脚的解说词味同嚼蜡，谁会喜欢这样的话剧呢？总政的三台戏，尤其是《黄土谣》，充分吸收了民间语言的养分，生动传神、耐人品味。无疑，这是编剧千锤百炼、十年磨一剑的结晶。

    今年是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如何利用东方艺术中心这个平台来展示主旋律戏剧创作的魅力，我们颇费踌躇。经过在全国范围的寻找甄选，我们决定邀请总政话剧团的《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生命档案》和《黄土谣》三部作品集中来沪参加“东方名家名剧月”的展演。虽然邀请了，心里还是忐忑，票子能否卖出去，观众会否走进来？当《黄土谣》最后一场演出精彩落幕后，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主旋律作品有观众；主旋律作品有市场。三台作品六场演出营销情况非常好，甚至达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总政话剧团的主旋律戏剧演出引起了上海老中青不同年龄观众的强烈共鸣。我们可能习惯地以为中老年观众更钟爱主旋律，但是出乎意料，很多年轻观众说：“没想到主旋律作品这么感人，这么吸引我！”

    近年来剧场之中人心浮躁，我很久未进剧场了。看了《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这部戏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激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老前辈们，实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这是老一代人追寻梦想、实现最高理想的一种现实生活的再现，是我近年来看到最漂亮的一台戏，完全可以代表中国话剧界的水平。

    第二台戏《生命档案》，我一看这个题材便认为这部戏不好写。我极敬佩导演对场面的处理，当红军历经磨难从地底下走向了档案馆时，我不禁落泪。这台戏最触人之处在于还原，还原历史、还原真实，还原那些被我们遗忘，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的那些人，以及他们对今天所做出的贡献，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对人的尊重。

    《黄土谣》更是当之无愧的舞台艺术精品，观众对“共产党人的责任”这句台词报以热烈掌声。三台戏促我们反思，应该好好地想一想，用心看一看，有多少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捕捉、去发掘。

    （王纪人  上海作协副主席、文艺理论家）

    总政话剧团的戏是现实主义的题材，既有新意，又不古板，而且与时俱进。总政话剧团的三部戏非常厚重、非常震撼，这是我觉得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不要满足于玩另类、吸引眼球，戏剧创作要全身投入。

    真实的事件或者历史人物，不可能被照搬到舞台，而在排演过程中必须进行一次艺术上的脱胎换骨，“胎”是艺术的舞台，“骨”是艺术的构架、骨气、风格。而总政话剧团的三台戏，都达到了脱胎换骨的境界。总政话剧团的剧目有一种崇高的美，崇高的价值观念，其实是对现实中庸俗的一种反抗和对崇高的一种坚守。

    （宗福先  话剧《于无声处》编剧、剧作家）

    向总政话剧团学习三样东西：激情，勇气，艺术魅力。什么是主旋律？我将其定义为：用一种崇高的精神来直面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生活，这种精神是用理想主义和忧患意识构建出来的一种崇高精神。《黄土谣》是一条电视新闻中引出的优秀剧作，为什么总政话剧团做到而我们没有做到？

    这次总政话剧团的演出，我观察到入场的观众中年轻人占大多数。前段时间我和苏乐慈到浙江去观看浙江大学的黑白剧社演出《于无声处》，开场以前45分钟，大学生就在门口排队，绕着广场一圈，他们在寻找一种久违了的东西，在寻找崇高。我觉得无需悲观，更应向总政的艺术家们学习，加强我们自身的责任心。

    最近我和苏乐慈合作一部表现“4•12”大屠杀的戏，歌颂那些默默无闻而又无怨无悔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早期共产党员，希望能够参加到主旋律的大合唱中。

    （苏乐慈  话剧《于无声处》导演）

    作为导演，在三台剧目中学到了很多，有些场面很感人，比如《生命档案》中红十三军的回家场面，直击人心；《黄土谣》里面节奏的掌握，让非常质朴的感情催人泪下。面对年轻人，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有责任倡导主流价值观的取向与社会的责任感。这个世界将来是他们的，他们在多变的、多元的社会中，也在寻求这些东西。这三部戏应该到大学去演出，应该面对当代大学生。

    我自己很有体会，《于无声处》重新排时，我们担心观众会不会相信那段历史。我特别请年轻人来看联排，没想到他们泪流满面。所以，我们这些追求、信仰要更多地传递给现代的年轻人。

    （丁罗男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理论家）

    我最近一直想写篇文章，题目叫《不可承受的舞台之轻》。因为我近年来看了不少话剧，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太轻，这次有幸看了总政的三台戏，确实感到震撼，发自内心的一种震撼。任何事情要有对比，主旋律的戏应该唱响主旋律，应该拥有更多的观众、更多的市场，但现在充斥话剧市场上的不少东西，确实没有份量。

    这三台戏从剧本创作到整个的舞台演出，因其十分朴素的语言打动人。比方《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虽然没有中心的故事与完整的情节，但始终是围绕着一个“我们将要成为执政党”、“执政党是干什么的”、“毛泽东接下来要为人民干什么”等等这些非常朴素的问题展开，一直到最后“不做李自成”，始终是围绕着党和人民的关系，引人思索，极具现实意义，而非直白的、概念化的表现。

    主旋律有两种，一种主旋律是为了行业、为了领导交的任务；但好的主旋律应该是能够成为经典，能够流传下去。当下许多以搞笑作为目的，所谓不追求意义，所谓解构、小叙事的作品，演出时虽获得很多人的笑声，却是没有意思的，很无聊的，而舞台上有大量这样的戏，其实是降低了年轻一代的观众的趣味。

    我们作为艺术工作者，作为话剧人，如何去培养观众、引导观众？像总政的戏培养出来的观众就非凡一般，我们需要这样的戏来培养观众。

    （戴平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评论家）

    总政话剧团在我们戏剧界一直是受到仰望的高地，我们上海戏剧学院一直以有毕业生能够进入总政话剧团工作为荣。总政话剧团送来的三台精品，不管是表现领袖伟人，还是普通的农村基层支部书记、部队复员的军官，他们以高尚理想、道德情操、大爱情怀，谱写了我们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总政话剧团为他们树立丰碑，高举话剧前进道路上的大旗，撞击了当代人的心灵，拷打了我们的艺术良心。

    我们的震撼和感动还在于戏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整体的创作水平之高体现了当代中国话剧的最高水平，也为我们树立了标杆和丰碑。他们坚持了崇高的理想，同时是从生活真实当中、从平凡的人当中提炼挖掘出崇高的思想和境界。他们真正体现了艺术家的历史责任和良心，及社会自觉。

    戏剧到底还要不要有教育功能？戏剧工作者到底还要不要提倡理想、志向？要不要歌颂民族的英雄？要不要有一种提升和荡涤、净化观众心灵的作用？我觉得总政话剧团给我们做了最好的回答，他们不但做到了，而且因作品极高的艺术性受到普遍的肯定。

    （韩生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舞台美术家）

    最大的启示是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从哲学的角度，社会责任不能仅仅理解为政策方针、政策导向，甚至是对艺术创作的限制，而恰恰体现了深层艺术规律的内在要求。从伦理的角度，要求艺术家有社会责任。我们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所经受的观念跌宕、所经历的心理落差，是这个特殊时代所赋予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宝贵的馈赠。艺术家也是社会和时代共同的亲历者，应该通过艺术，提供给受众和自己能量的释放、心灵的慰藉、思想的分享。从艺术的角度看，当代的社会极其精彩，现实当中发生的一切远远比剧场里感受到的要精彩得多，也比电视屏幕上精彩得多。生活留给我们许多的课题要去解答。其次的启发，是平凡和伟大。所谓的普通人，因其人格的超越会得到社会的尊重，《生命档案》、《黄土谣》都体现了平凡人的崇高性，也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人生幸福。

    （罗怀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剧作家）

    看戏的进程中，我思索了一些问题：其一，怎样认识我们上海都市的观众。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误以为上海的都市观众喜欢商业化的戏剧、喜欢市井的情调、喜欢暧昧的情绪，而不喜欢壮怀激烈的、充满理想主义的作品。事实上，三部作品的剧场反馈改变了我们的偏见，剧场内的观众，无分年龄，无分职业，都被舞台上传达出来的高尚精神所统摄，而且我也不断地收到80后、90后年轻一辈的青年观众的激情反馈。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保留着最敏感、最神圣的部位，而这些部位需要艺术家用作品去激发，总政的三台戏就激发了这座城市中久已有之，但是已经久违了的大情怀、大情感。所以，总政三台戏在上海找到了它的观众，上海的观众也找到了他们心仪的戏剧。

    其二，俗说话，缺什么补什么。作为上海戏剧创作界的一员，我一直思索，我个人的创作，我们上海戏剧的创作，这些年缺少什么？缺少像总政话剧团三台戏之中蕴含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时代意识。我们也容易迷失，尤其在当今泛娱乐化，泛市场化的文艺风气之下，刻意追求看得见的票房，而忽略了看不见的市场。我们有时会误解市场，以为看得见数得清的才是市场，而对戏剧的责任和观众看待戏剧的信心却时常漠视，在一场场计算票房的同时，我们可能正在失去永久的市场，因为我们放弃了用戏剧慰藉人心培育精神的责任，所以我们最终将在失去市场的同时失去戏剧。

    总政话剧团的三台精品力作，也让我们看到自己身上逐渐缺失了的对艺术、对人生、对历史一种较劲儿的精神。希望我们能很快地调整方向，振奋精神，在不久的时间内，上海也能产生和总政三台作品气度相当的作品，到北京去开上海作品的研讨会。

    （荣广润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评论家）

    总政话剧团高举崇高的旗帜，用他们的艺术才智全身心地反映和表现，很令人钦佩。在当今社会，把生活中的真善美，以及生活中应该存有的民族精神，形象地传达给每个人，有极大的意义。但是并不意味着你要表达崇高，崇高就一定感人，创作者本身把崇高当作虚假、为了功利的目的去写崇高、甚至自己不相信崇高的时候，“崇高”就变成空泛之物。而总政话剧团的创作团队对生活有非常真切的了解和非常深入的感受，创作过程中没有把事情简单罗列，而是发现了这些事情、这些人物背后真正的意义、真正最动人的东西，这是最可贵的。我们写崇高，不能回避高度，一定要深入研究到这一个崇高事件背后的生命意义、历史意义。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