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考虑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时，往往不自觉地将老龄化作为一个压力，将老年人口作为被抚养人口和社会的负担。实际上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人类社会一直在经历着老龄化的过程，老龄化不仅没有带来社会经济的崩溃，反而创造出更加繁荣富裕的人类社会。对于快速增长的老龄化，应该慎重重视和及时准备，因此陷入悲观的态度并不可取。
　　庞大的老年人口意味着庞大数量的健康的和有生产能力的老年人力资源和老年人力资本，这些都能够转化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财富。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巨大人口规模和巨大老年人力资源的国家，老年人口资源的开发就显得尤其必要。通过实施生产性老龄化的战略，将大量老年人力资源转化为经济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并在体制上支持老年人力资源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样的积极的生产性老龄化的发展战略，才是我国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的治本道路。
　　支持和鼓励老年人口继续参与经济就业是生产性老龄化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国当前的人口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4岁，一些特大城市如上海甚至已经达到84岁。但是法定退休年龄男性60岁，女性干部是55岁，女性工人50岁，调查表明当前劳动力的实际平均退休年龄还只有52岁。因此中国在快速老龄化的同时，逐步延长退休年龄是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的必然选择。但是，鉴于多数劳动者对于延长退休年龄的反对态度，延长退休年龄的制度安排应该谨慎地设计，努力探索更加弹性的方式，尽量满足不同人口群众的需求，例如将延长退休年龄和提高老年人口退休后的工资替代率结合起来，从而激励劳动者自愿地延迟退休年龄，以期逐步地创造条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和鼓励老年人口退休以后继续参与经济生产。
　　推动生产性老龄化，提倡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不仅意味着促进老年人口的经济参与和创造经济价值，更包括促进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和创造社会价值。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口和子女共同居住或者在邻近社区居住有利于提高儿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将老年人口积极组织起来参与环境、卫生、教育、公益文化、以老养老服务，都是发挥老年人口社会价值的良好组织形式。充分发挥老年人口社会参与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开展各类公益活动，构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老年社会参与的加强，老年人口本身也构成了社会建设重要的主体性力量。
　　现代社会中，社会发展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更有利于发挥老年人力资源的作用。信息化帮助老年人口突破体力和空间的限制，能够更好地适应老年人口生活模式的特点，促进灵活的经济和社会参与。信息化也帮助老年人口能有效获取信息，不断增进人力资本和发挥人力资本的价值，及时适应社会和世界的发展。应该客观看到，老年人口相对于青年群体在信息技术掌握和运用上存在显著劣势，老年人口群体和青年群体的信息鸿沟比体力差别的限制更加显著。
　　一个往往未被重视但值得一提的是，对生产性老龄化来说，可以通过支持和鼓励老年人口自愿地异地迁移，促进发挥老年人力资源的作用。
　　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大量年轻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带来郊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净损失，并对农村和中部地区的长远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老年人口自愿的前提下，如果能够鼓励一些健康的老年人口，在自愿的基础上返回家乡和到农村地区休养，将其退休后人生的一段时间继续贡献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这一定程度上能够继续使老年人口为国家发展发挥贡献，使老年人口移民能够成为郊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发展重要的人力资源。
　　因此，我们不仅要强调青年志愿者支援西部和支援农村地区，也应该鼓励老年人口在自愿前提下，支持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联想到1980-1990年代苏南小城镇发展起来，恰恰正是在大城市中退休的技术人员和“星期六”工程师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因此促进健康的老年人力资源流动起来，鼓励老龄人口跨区域流动以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源作用和实现自身价值。这本身也构成“以东补西”、“以城养乡”的一种形式，并有利于更好地创造社会财富和平衡社会发展。应在制度上支持和鼓励老年人口退休以后到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或者回到其祖籍和迁出地的家乡进行老年创业。相对于正在竞争创业的青年时期，老年人口群体也有更多的精力和奉献精神在这些“第二战场”做出贡献。例如他们可以帮助当地建设学校、指导当地工业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将老年积累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农村地区进行投资和公益服务。
　　联想到中国传统社会下的生活模式，是官僚贵族老年退休以后回到农村地区，成为农村地区的乡绅，这些老年乡绅能够通过自身的人脉和知识更好地服务乡亲邻里，发展地方慈善，沟通地方政府和农村社会关系，构成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这种返回式的老年移民的积极作用在现代社会也仍然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治理体制出现瓦解和正在重构，通过鼓励老年的返回性移民成为新的“乡绅”，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兴教育人、社会服务、经济生产指导等方面，这是对新农村建设重要的人力资源补充，同时这些乡绅也能够成为地方社会民意领袖，推动新农村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发展。
　　当然促进老年人力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和跨地区发挥作用，要尊重老年人口的自觉自愿，并允许老年人口自由迁移。否则不仅这些人口群体在青年时“上山下乡”，在老年时继续鼓励他们“上山下乡”，对老年人口群体也未必是很公平的社会政策。但显然有大量非常健康和有事业心、有社会贡献意识的老年群体愿意退休以后继续发挥作用，或者返回家乡叶落归根。需要通过制度上的支持和鼓励促进老年人力资源跨区域流动发挥作用，包括推进农村基本健康服务的发展，促进把迁移流动到城市的“流动老人”逐步纳入城市保障体系，推动农村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和市场化发展，推动社会保障的跨地区衔接转移。
　　老龄化从来不是无解的困境，也不是发展的威胁，对此不用过分担忧，甚至杞人忧天。人类社会必然会不断地老龄化，老龄化社会也一定不会成为发展的终点。只要保持不断和及时的制度创新来应对老龄化的挑战，老龄化社会反而能够成为面向未来的新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起点。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