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民政部2013年9月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已近5000万，农村老龄化水平平均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据了解，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和儿童在家留守，是如今很多农村家庭的实际生活模式。对于一些不具备自理能力的老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起居需要有人照料，“老有所依”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成为广大农村老年人的普遍实际需求。

 

连续下了几天的雪，立春后的古城西安反倒寒意更浓，在长安区中心敬老院门前的小院中，大树枝桠间、低矮的冬青丛里，还有未融化的皑皑白雪。可一走进该院五保老人居住的供养楼，便觉有一股暖意扑面而来。

“屋里暖和着呢，比家里冰锅冷灶的强太多了，我三十晚上也没回去，大家一块儿在这过的年。”坐在自己房间的床上，69岁的刘一强老人笑着对记者说，自己家住长安区黄良街办，是村里的五保老人，没有儿女，住进养老院前一直独自在家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年纪大了，只能做个饭啥的，其他活也干不了。”去年5月长安区中心敬老院建成后，刘一强老人就搬了过来，而在这里，和他情况类似的五保老人还有41位，每2-3人居住在一个标准间，屋里有暖气空调，伙食和日常护理也有专人统一管理。“比家里好，吃穿都有人管，闲了还能做做操、扫扫院子活动一下。”

而在几十公里外的周至县中心敬老院，记者也看到了类似的景象，由于天气寒冷，老人们大多没有出门，在屋子里呆不住，便三三两两聚集在走廊聊天。厨房里，工作人员正忙着剥洗几只鸭子，食堂的面积虽不是太大，但布置得十分喜庆。“明天就是元宵节，这些鸭子是我们自己养殖的，绝对安全无公害，提前清洗准备好，过节时大家一起聚餐，还会有志愿者来表演节目。”敬老院院长张周炜告诉记者，由于居住的老人大多来自农村，院内还专门开辟了土地，种植蔬菜、养殖家禽家畜，既满足了老人的劳动需求，也实现了蔬菜肉食的自给自足。

日常的生活起居有人照看，冬有暖气夏有空调，还有很多同龄人住在一起，不会感到孤单……如今，设施完备的敬老院已经成为了很多老年人的选择，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人口集中的城市，甚至出现了“一床难求”的局面，老人为等待一张床位竟需要排队几年。然而，在我市一些农村养老院进行走访时，记者发现，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今开设在农村地区的养老院，大多仍有相当数量的空床位。而在城市中颇受欢迎的“家庭式”老年公寓，更是备遭冷落。

“从去年5月开始运行，现在院内住有116位老人，其中五保老人42位，其他都是自费托养。”长安区中心养老院院长童亚群向记者介绍道，该养老院共提供390张床位，如今的入住率还不到1/3，除了由民政部门送来的五保老人外，其余74位自费入住的托养老人，大多是来自长安区或西安市区的城镇居民。而在长安区和周至县中心养老院，都设有“家庭式”老年公寓，这种独立房间，内设卫生间、厨房，家具齐全的房型，可以供老两口单独居住，在南方城市很受欢迎，事实上，在西安市区内的一些养老院，这种类型的公寓也供不应求。“但不大符合陕西农村的现状，”张周炜表示，“咨询的人多，但真正入住的寥寥无几。”

 

数据显示，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预计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数量的快速增长，让养老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同时，也让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今，农村老人多以居家养老为主，即便是国家承诺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的五保老人，虽然原则上集中供养，但现实却是大部分都在分散供养。

“不是没有养老院，而是老人不愿意住进去。”谈话间，长安区民政局副局长吕明理也显得有点无奈，“每送一个五保老人去养老院，都要层层动员，先给老人自己做工作，再给监护人做工作。”五保老人既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大多没有儿女，有些身体或智力残疾，没有自理能力无人照管，甚至靠在村里流浪生活。对于这些老人，分散供养的国家会发放每人500元/月的补贴，如果集中供养，则是将800/月发放至养老院，让老人免费入住。“但即便如此，说要去养老院，这些老人仍然感到反感，一方面是有恐惧心理，另一方面也是习惯原来的生活方式，虽然各方面条件比家里好，但总觉得不适应、不自由，有些在养老院住一阵，又觉得舍不得家里，还要回去住几天。”除此之外，吕明理也坦言，虽然没有子女等直系亲属，但五保老人往往有子侄、外甥等作为监护人，如果老人尚有自理能力，留在家中还能帮忙劳动、照看孩子，并可以拿到补贴，这也成为监护人不愿送老人去养老院的原因之一。

除了由国家出钱供养的五保老人之外，对于有子女和生活来源的农村老人而言，观念桎梏和经济压力，则成为了阻止他们入住养老机构的主要缘由。“农村人普遍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在很多老人心中，‘把我送进养老院’等同于‘不要我了’，在这样的心态下，即便儿女远在外地打工根本不能照顾，老人宁愿在家独守空巢，也不远住进养老院里去。”吕明理说，不仅是老人，儿女们出于爱面子的心理，也不会为父母选择养老机构。“担心周围亲戚、邻居看不起，指责自己‘不孝顺’。”此外，经济因素也占据了重要一点，“社会养老院的收费最低也要八九百元/月，高的一千多甚至数千元，这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此，在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观念和经济条件的双重制约下，大多数农村老人都对养老机构敬而远之。吕明理表示，虽然长安区内公办和民办养老院加起来达到20多家，提供的床位共5000余个，但接收的几乎全是城镇老人。“就算养老院建在家门口，老人们也并不一定愿住进去。”

 

在采访中，吕明理曾提到，如今农村养老机构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与城市相比，仍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如配套软件不足、医养结合不到位等问题，”而这一观点也在张周炜院长处得到了证实。

“养老机构毫无疑问是个朝阳产业，但如今的农村养老院普遍面临资金不足、人手不够的困难，护理人员工作压力大、流失率也很高。”张院长坦言，在周至县中心养老院内，30个工作人员就要照料100多位老人，一年365天都要有人值班，个别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甚至需要专人24小时照看护理，日夜颠倒、超负荷工作的现象很常见。同时，医护人员短缺也是一个难题，“养老院里工作辛苦、待遇比不上大医院，没有医生愿意来，只配备了护士进行简单的应急护理，一旦出现老人生病的情况，只能拨打120紧急往医院送，有时深夜情况突发，值班人手少，连个帮忙抬上救护车的人都没有。”养医结合尚未到位，使得很多农村养老院不具备相应的医疗条件，虽有医务室却无有职业资格的医生。不难发现，在硬件不断完善的同时，软件和配套设施，更成为农村养老机构亟待补上的短板。

“其实，农村养老的需求非常大，以周至县为例，许多生活在沿山或深山地区的群众，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空巢、留守老人的比例相当高。他们往往经济贫困、生活艰难，只能自己照顾自己。”采访中，谈起一些农村老人的生活现状，周至县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科长谭勇涛颇有感触，“甚至出现过老人在家中突然去世，几天后才被发现的悲剧，不由让人闻之心酸。”而这些老人由于故土情结浓厚，或受限于经济条件，不愿或不能走出村子赴机构进行养老。此时，“离家不离村”的“幸福院”养老模式，或许将成为一条新的解决之道。“形式类似于城市中的社区托老所，在村子里设立老人幸福院，集中提供一日三餐，日常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并提供住宿床位等，让老人有处吃饭、有人关心，这种形式无疑更加适合农村老人的现状。”谭勇涛表示，如今在西安很多区县的农村地区，都已有类似的老年餐桌、幸福院开始建成运营，但仍处于起步和试点阶段。“希望能够进一步占领阵地、继续推广，因地制宜开展老年人生活照料、保健康复、文体娱乐等服务，这无疑将大大提升养老服务的能力，让更多农村老人‘老有所依’的梦想变成现实。”

 

（来源：西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