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养老服务市场全面放开。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教授，一起看看她发表了哪些观点。
　　
　　如何针对不同人群提供社会养老服务？
　　杨燕绥：接受社会养老服务的人群可以分为5个档次。
　　最低一档是 “三无” 老人， 所有养老费用全部由政府出资， 包括日常服务、 看病支出等。最高一档则是高净值人群， 这部分人群能够自己承担地租、 房租、 服务费和生活费。发展养老产业能够创造GDP和财政税收，这是老龄人口红利的一种表现。
　　对于第四档的低收入人群， 政府可能要批地， 要盖房， 甚至还要购买社会服务。因为低收入老人只有养老金， 养老金只够吃饭，支付一些生活开支， 不够入住养老机构。
　　第三档中等收入的老人群体中， 一般夫妇俩都有养老金， 而且还有房产， 他们能支付生活费，甚至能够支付一部分服务费，但承受不起房租和地租， 这些人是坚定的居家养老人群。 对于这部分人， 要把照顾、护理服务派送到家中去， 服务形式有小时工、家庭病床等。
　　第二档人群养老金比较充足， 可以承担生活费、 服务费， 甚至可以承担房租。因此， 他们可以住进条件较好的养老社区。
　　
　　降低养老服务门槛有何意义？
　　杨燕绥：在西方国家， 养老服务分为正规和非正规。正规的是指专业机构， 非正规的类似家庭养老， 比如一些失业人员回家照顾老人， 政府出一半工资。 在我国，也有类似非正规养老服务的传统。 比如，有的家庭需要照顾老人， 当这些人照顾老人有了丰富的经验， 在力有所及的情况下，就可以照顾附近的其他老人， 可能最后发展成一个小型护理院。
　　应该鼓励发展这种家庭养老服务。 但是，一旦发展起来， 政府需要及时提供服务和进行监管。比如， 对于愿意提供养老服务的人群，要提供技能培训， 提高他们的护理质量。同时， 也要加强监管， 杜绝各类安全隐患，之前出过养老院失火的事件，就是监管没有做到位。 降低门槛， 不等于政府不作为。降低门槛之后， 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支持、 规范和标准， 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异地就医结算不能滞后
　　杨燕绥：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劳动人口流动频繁，子女去了异地就业， 老人留在了原地。 老人退休后还是要居家养老， 但居家养老已经不再是孩子找老人了，而是老人找孩子， 到孩子工作、 生活的城市去。这就意味着， 这部分退休老人需要异地安置， 异地安置就需要异地就医， 这涉及到转移医疗保险关系的问题，通过转移医疗保险关系， 实现本地就医。很多国家都在创造条件让子女距离老人近一点， 我们也应该解决这样的距离问题。老人异地找孩子去养老， 国家要积极支持，社保政策上不能滞后。 这也是实现居家养老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互联网提高养老服务可及性
　　杨燕绥：互联网技术给各行各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对于养老服务而言，“互联网+”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比如，“互联网+”可以嵌入实时呼叫系统。老年人若行动不便，通过实时呼叫系统随时表达自己的需求， 养老机构接收到信息后，及时向老人提供服务。
　　通过 “互联网+”，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大大提高，让整个社会像一个大家庭， 这样老人心里没有忧虑了。 除此之外， 对于老年用品生产， “互联网+” 也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大数据， 可以让更多老人的养老需求精准反映到上游生产商那里去， 从而带动整个老龄产业的发展。
　　此外， “互联网+” 还有利于传播医养知识。在我国， 医养护理还是一个新兴行业， 各方面的经验积累都不够。 现在，需要把已有的临床、 非临床的经验知识通过 “互联网+” 整合成知识库， 以支持专业机构提供社区服务或家庭护理服务。 目前， 照顾婴幼儿的相关知识已经全面成熟，家长可以随时上网查询。 将来， 老年人护理的需求不会弱于婴幼儿护理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