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主编的《银色经济：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一书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聚焦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关注增长与养老的结构性矛盾，从人类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讨论如何应对老龄社会，将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相结合，对顶层设计、发展服务经济、探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前，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看待和解决老龄化问题？日前，《金融时报》记者就老龄化社会相关问题采访了迟福林。

　　老龄化问题与“银色经济”潜力

　　《金融时报》记者：您的新书标题为《银色经济：老龄化的中国社会》，何谓“银色经济”？

　　迟福林：我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一方面，我国加快进入老龄化快车道，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与老龄化相伴而来的是与老年产业或老龄产业相关的“银发经济”，包括老年人的卫生健康服务、家政服务、老年教育、养老咨询等产业。举例来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服务型消费全面快速增长，“银发经济”蕴藏巨大产业发展空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之一。保守估计，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消费将达18万亿元左右，2050年将达61万亿元左右。

　　《金融时报》记者：请介绍下《银色经济：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一书的成书背景与编选原则。

　　迟福林：我国老龄化的规模史无前例，老龄化阶段与发展阶段错位程度在人类历史上也前所未有，人口结构的历史性变化、“未富先老”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关的老龄化社会下的治理等一系列挑战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比如，2018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5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67亿人。

　　我所在的中改院自2002年起和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开始合作，双方共同举办的“中挪社会政策论坛”已成为中挪两国社会政策领域专家学者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2019年3月，我们在海口共同召开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为主题的第14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希望汇聚专家智慧，借鉴挪威等国丰富经验，深入研究中国老龄化社会基本问题。

　　在此背景下，中改院与中国工人出版社合作策划出版了《银色经济——老龄化的中国社会》一书，目的就是在当前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研究这些重大问题，使广大读者关注老龄化问题。

　　本书是“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为主题的第14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的成果，集合了我国乃至其他国家各个方面长期关注老龄化问题的研究者、实践者的观点精要。在研讨老龄化社会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在老龄化社会中有效释放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的增长潜力；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有效应对老龄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如何在经济增长中妥善解决好数亿人的养老保障问题，等等。此外，本书也借鉴了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挪威等国际组织和国家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国际经验。本书的专家学者，既有长期在我国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一线工作和研究的学者，又有长期研究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专家。

　　平衡增长与养老的挑战

　　《金融时报》记者：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面临着哪些问题与挑战？

　　迟福林：作为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我国人口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带来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挑战。

　　第一，面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与养老的结构性矛盾。例如，按2010年不变美元计算，在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2%左右时，中国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而在达到相同人口老龄化水平时，德国人均GDP为18000美元，美国、日本的人均GDP分别高达29000美元和38000美元。我国“未富先老”，迫切需要走出一条经济增长与养老保障的平衡之路。

　　第二，人口结构的历史性变化成为中长期增长的重大挑战。2013-2018年，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累计减少2560万人。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累计减少2亿人。

　　第三，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水平不高的矛盾相当突出。例如，目前，我国至少需要1000多万名养老护理人员，但实际从业人员不足百万，家政养老看护服务和社区日间照料的缺口率分别超过55%和70%。

　　我国目前仍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养老保障问题也日益突出。“既要增长又要养老”，成为我国的现实选择。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增长与养老的结构性矛盾，开始成为转型发展的基本性问题之一。

　　多种途径缓解老龄化问题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认识和解决当前中国老龄化问题？

　　迟福林：其一，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加快人口政策调整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一是建议改革现行退休制度，推行灵活退休政策，这不仅有利于推迟劳动力缺口出现的时间，而且有利于缓解养老金体系的支付压力。二是建议尽快调整生育政策。建议在现行生育政策基础上，逐步实行产假、陪产假、孕产妇医保、产科和儿科医护、孕期和哺乳期妇女弹性工作制、学前教育等鼓励生育的政策，并加快探索建立生育家庭税收减免等长效激励制度，促进生育率明显提高。三是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争取到2020年使农民工完全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待遇，尽快形成一支稳定、高效的产业工人队伍。

　　其二，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趋势，加快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政策调整。一是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推进产业政策调整。这既可以破解服务供给短缺的突出矛盾，又可以有效释放增长潜力。二是在养老和医疗领域尽快引入国际先进标准。在对进口抗癌药、对国内生产治疗癌症、罕见病、糖尿病、乙肝、急性白血病等药品重要原料实施零关税基础上，对癌症诊断和治疗的进口设备尽快实行零关税，进一步降低癌症治疗成本。三是深化公办养老机构改革。例如，将一部分利用率不高、资源闲置的公办养老机构交由社会资本运营；通过公建民营、“一院二制”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办养老机构运营。

　　其三，以发展长期护理保险为重点，切实解决养老服务资金短缺问题。从国际经验看，长期护理保险是适应老龄化社会护理需求不断增长趋势的一个制度安排，也是解决养老资金短缺的重要方式。目前，我国已经开展了长期护理保险的试点，下一步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加快提高长期护理保险的覆盖率。同时，推进养老金结构调整，在强化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金制度的同时，尽快建立和完善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补充养老制度和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储蓄养老金制度，以此降低第一支柱与公共财政的压力。

　　其四，在协调区域、统筹城乡中拓展宏观政策空间。随着劳动力全国范围内流动，大量年轻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由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与欠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高、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低的“区域倒挂”。从另一角度看，这也为我国解决增长与养老难题提供了政策空间。例如，通过倾斜性的区域发展政策加快中西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辅之以人口政策、就业政策及税收政策，可以积极吸引更多劳动力人口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回流和转移，分散人口老龄化风险。

　　《金融时报》记者：挪威有哪些应对老龄化的经验值得借鉴？

　　迟福林：2018年10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与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会谈时专门提到，他“对挪威发达的福利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人口大国，我国要在经济增长中解决养老问题，在扩大养老服务中释放增长潜力，既需要实行具有超前的、能够延缓和减轻老龄化冲击的产业、就业、人口等政策调整，更需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推进相关制度的重大变革。

　　一是，老龄化社会的公共治理。挪威从政府层面、科研机构层面、市镇政府及社区层面，都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重要工作之一，形成从上到下、从政府到社会广泛参与的老龄化社会的公共治理结构与制度安排。

　　二是，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例如，尽管挪威调整退休年龄和养老金政策涉及很多人利益，尤其是年轻人受到影响较大，年轻人需要工作更长时间或进行更多养老金储蓄来保持社会养老金待遇水平，但社会普遍比较赞成。重要原因在于，在政策调整过程中，挪威通过集体协商达成社会共识，在促进政策共识与政策实施中充分发挥政府、雇主协会、工会三方协商机制的作用。这一点很值得借鉴。

　　三是，通过结构性安排和制度调整确保目标实现。挪威鼓励老年人工作更长时间的政策与制度调整已进行了近10年，涉及法律、税收、财政、养老金、老年人就业、生育等一系列的政策与制度调整，在政策和制度的组织实施方面也有相应机制保障。这些结构性制度安排，值得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