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被作为2021年要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之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末，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已经达到20.85万亿元，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增加和保障意识的增强，这一规模还将继续扩大。

　　当前，我国正在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经济和人口状况的变化，使中国进入了未富先老、渐富快老的新阶段。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约1.76亿，占总人口的12.6%，已经远超国际公认7%的老龄化社会门槛标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保险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加快发展第三支柱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据本报记者了解，我国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政府主导并负责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为“第一支柱”；政府倡导并由企业自主发展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为“第二支柱”；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则为“第三支柱”。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指出，要按照统一规范要求，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加快建设。

　　“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加快建设，对于完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政策、提升公众参与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的积极性、完善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研究员朱俊生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12月19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0》指出，“十四五”期间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迫切需要健全多层次养老金体系，壮大养老基金规模，对于建立资产型养老金制度、实现人口红利转向资本红利、短期融资转向长期融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杠杆率、推动科技创新和金融市场供给侧改革、夯实应对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具有重要意义。

　　在朱俊生看来，近年来，我国养老金资产在高速扩面期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因其结构不合理也制约了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养老金第三支柱，不仅可以完善养老金体系，还可以优化金融结构，促进人身保险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未来我国或将会有更多的自由职业者，而第一支柱的替代率和第二支柱的覆盖范围均有限。为缓解养老体系面临的压力，为人民群众的老年生活提供更好的保障，加快构建以个人养老金账户制度为基础的第三支柱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朱俊生认为，保险业是参与第三支柱建设的先行者，要积极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加大老年人保险产品供给，不断丰富产品种类，拓宽保障范围，加大理赔力度。但朱俊生也表示，当前，我国第三支柱还存在着收入分配格局、养老金结构、税收激励政策以及监管制度等制约因素，发展的潜力未充分释放。

　　未来应在四个方面发力

　　第三支柱是养老金体系中最灵活和最具效率的部分，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潜力巨大。为使第三支柱健康稳定发展，朱俊生建议，未来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发力。

　　第一，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个人自我养老保障能力。维持经济和就业的持续增长，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个人对于养老的准备程度。通过财税政策调整，使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以提高居民收入和支付能力，增强个人对于养老的自我保障能力。

　　第二，对养老金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释放第三支柱发展空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养老金体系中的作用。要统筹发展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个人税收递延的个人养老金，构建政府、企业与个人共同支撑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要发展私营养老金，构建多支柱结构相对均衡的养老金体系，矫正养老金体系存在的结构性失衡。此外，还要适当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和建立养老金体系三支柱之间对接机制，为第三支柱发展提供空间。

　　第三，完善账户制经营模式。建立统一的第三支柱制度和管理服务信息平台。以银保监会的中保信平台与证监会的中登平台为起点，从“双平台”向“统一平台”转型，建立面向所有金融行业统一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平台，与税收管理系统对接，为金融机构参与第三支柱提供支撑。

　　同时，还要扩大参与的金融机构与产品范围。第三支柱覆盖的范围应该包括商业养老保险、基金产品、银行理财、信托等适合投资的金融产品，扩大参与的金融机构与产品范围，有助于促进个人养老金账户市场的竞争，丰富产品形态，从而增加公众的选择权，提高个人养老金账户市场的运行效率。

　　第四，完善个人养老金运行监管体系。要建立透明、高效、协同的税优个人养老金监管框架，提高监管效率。人社部门要统筹完善第三支柱的制度设计，财政、财税部门要完善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要对参与第三支柱的金融机构实施功能监管与主体监管，并建立部门间沟通机制，形成监管合力。要稳步放开养老金投资范围，促进多元化养老金资产配置，逐步由数量限制监管向审慎监管过渡。同时，通过设立相对收益率担保机制、合理化考核机制等，完善风险承担机制。

　　让保险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仍是发展关键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田辉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影响各行各业的同时，也在深刻改变着保险行业的竞争格局与生态。

　　2020年哪些险种的发展让人印象深刻，行业监管态势如何？在未来几年，中国的保险市场规模是否能超越美国？针对以上几个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田辉。

　　健康保险和车险引人注目

　　中国经济时报：2020年哪些险种的发展让您印象深刻？

　　田辉：2020年的保险产品结构出现了很多新变化。截至2020年10月末，健康保险实现了7162亿元的保费收入，保费规模已经超过了2019年全年水平（7066亿元）。健康险保费收入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比重为24.2%，显著高于2019年的水平（22.8%），健康险成为新增长“发动机”的态势愈发明显。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车险。截至2020年10月末，车险实现了6827亿元的保费收入，同比增长仅为3.82%，而占产险公司保费收入的比重更是首次跌破了60%。车险“一险独大”地位的进一步动摇既与疫情因素有关，也与车险综合改革导致车均保费下降有关。有些险种方兴未艾，亟须持续激发和维护消费者投保热情，有些险种则亟须提质突围，保险公司必须直面如何在改革压力下调整业务发展战略的考验。这是当前保险业向高质量转型进程中的典型图景。

　　在总量和结构之外，2020年的保险业发展还有很多新动向。例如，外资保险公司焕发了新的活力、保险行业数字化转型提速、网络互助业务的繁荣和隐忧同在等。总体来看，从2016年到2020年，我国保险业始终处于调整转型状态，或者说处于量变不断发生、质变悄悄酝酿的进程中。这也是一个行业逐渐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

　　“收”和“放”有机结合，促规范与促发展相同步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保险业的监管成为热点话题。在监管方面，2020年保险行业监管态势如何？

　　田辉：近年来，银行保险业在监管的同时强调“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导向是十分鲜明的。如果说“十三五”前几年监管导向可能更加注重“收”的话，近年来则更注重适当地“放”，以期在发展和稳定之间获得更好的平衡。

　　一方面，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保险业严监管的态势并没有动摇。比如，2020年6月，银保监会印发通知，对已经连续三年开展的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进行“回头看”；7月，银保监会宣布对天安财险、华夏人寿、天安人寿、易安财险等4家保险机构实施为期一年的接管；8月，《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发布，“力争通过三年时间的努力，推动我国银行业保险业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率先落实《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初步构建起中国特色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机制”。不论是市场乱象整治，还是处置高风险机构以及强化公司治理，都是以往严监管行动的延续，其目的在于巩固金融风险防控攻坚战业已取得的积极成果，为推动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为更好迎接新机遇和新挑战，适应新发展格局的需要，保险业改革开放的力度也在明显加大。比如，在投资方面，银保监会取消了保险资金财务性股权投资的行业限制，有助于保险资金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的股权融资支持力度。在销售方面，新近出台的《保险代理人监管规定》首次提出了“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概念，为我国保险代理人队伍朝着专业化、职业化、精英化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在产品方面，《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在2007年发布以来首次进行了修订，重大疾病病种数量由25种扩展到28种，并放宽了部分定义条目的赔付条件，显然有助于进一步增加该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收”和“放”有机结合，促规范与促发展相同步，2020年的保险监管正体现了上述特点。

　　保险业在短时间内赶超美国不太现实

　　中国经济时报：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越1万美元大关，有观点认为，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保险市场将迎来强劲的发展趋势。在今后几年，中国的保险市场规模有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对此，您如何看待？

　　田辉：这个观点实际上指的是保险研究中颇为盛行的“S曲线”。这种观点认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保险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条“S曲线”来衡量。在“S曲线”的底部和上部，也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或者很高的阶段，保险市场增长与GDP增长同步或者更慢。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迈过一定门槛的中部阶段，保险市场增长会显著快于GDP增长。不少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这条“S曲线”确实存在，保险市场高速发展所对应的GDP发展水平为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到35000美元之间。这个经济发展水平通常意味着一国中等收入人群开始显著增长，民众对生老病死和手中所持资产的风险保障需求显著提升，保险业自然面临巨大的发展窗口。

　　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所有国家保险市场的发展都必然契合“S曲线”。保险业的发展壮大受到经济、社会、技术、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由政策、制度、监管、法律等构成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

　　至于几年之后超越美国的观点，我认为，有些乐观。自2006年以来，我国一直是全球前十大保险市场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并且排名逐渐上升。“十三五”时期，我国保险业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在2017年超越日本成为规模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然而，尽管我国的保费规模与经济规模均排名全球第二，但中美保险市场的差距仍显著大于中美经济实力的差距。2019年，中国GDP占全球的份额超过16%，但保费收入只占全球份额的9.8%。相比之下，美国GDP占全球份额接近25%，但保费收入占全球份额的39.1%。不过，赶超并非是当前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关切点，如何充分发挥保险的核心功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才是关键。

　　在我国现代服务业各门类中，保险业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的态势，这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和安全都有所掣肘。未来，我国保险业必须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这一中心目标补短板、强功能，提高保险普及率，进一步壮大保险实力。

　　未来我国人身保险市场仍有很大发展潜力

　　在近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被作为明年要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之一，足见其重要性。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同时，还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这些领域均与保险行业的主体业务密切相关，而这也意味着保险业在扩大内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方面将大有可为。

　　当前，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数据显示，2020年1—11月，人身险保费收入3.1万亿元，占保险业的74.1%，同比增长7.4%。人身险公司总资产近20万亿元，占保险业的85.5%。截至11月末，人身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18.5万亿元，占全行业的88.3%。其中，绝大部分为长期资金，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从保险业的发展速度、规模、市场总量以及国际影响力来看，我国人身保险业近年来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总体上看，我国人身保险市场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主任王绪瑾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人身保险市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规模大，发展较快。第二，国民保险意识不够。国民保险意识不仅针对投保人，保险公司对保险的认知意识也有待加强。第三，资本市场不够完善，导致人身保险发展空间相对受限。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三线以下城市及农村乡镇地区居民规模多达10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超70%。广大乡镇农村地区还存在一定的人口红利，县域及以下的地区将成为中国人身保险市场的必争之地。

　　“当前，我国人身保险业的深度和密度都不够，未来具有很大的潜力，这是我国人身保险市场的最大优势。”王绪瑾表示。

　　12月16日，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从渗透率来看，我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分别只有4.3%和430美元，在全球的排名分别为第38位和第46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水平，也低于全球保险业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人均持有人身险保单数不足1张，仅为0.8张，这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2月18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第九年发布《2020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认为，作为全球第二大寿险市场，中国人身保险市场增长潜力依然巨大。

　　《报告》预测，人身保险发展动能转换，将加剧市场经营主体多方面策略分化。在区域竞争方面，一线城市市场竞争加剧，下沉市场正成为群雄必争之地。外资险企在一线城市的市场份额连年攀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上、深三地贡献了外资总保费收入的30%左右。一线城市经济较为发达、风险管理意识和保险需求较高，预计仍将成为外资险企优先布局的市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人身保险扩面提质稳健发展的措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推进完善金融服务，促进人身保险发展，有利于更好服务民生保障和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我国人身保险平稳较快发展，目前商业人身保险已在全国达到一定覆盖面，但也存在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障水平不高等问题。要适应群众对健康、养老、安全保障等需求，推动保险业深化改革开放、突出重点优化供给，提供丰富优质的人身保险产品。

　　“此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人身险的供给侧改革。下一步，要完善人民收入水平，从而产生新的保险需求，释放消费潜力。”王绪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