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应对老龄化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带来了“未备先老”的概念，“未备”包括思想准备不足、制度供给不足、服务供给不足、保障结构失衡等。相应地，他建议应当转变思想观念，少讲60岁、多提65岁，以中等发达国家普遍认同的65岁为老年人的标准标识，除了关注养老保障，还要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上。此外，养老的制度设计要追求精准施策，在持续壮大物质基础的条件下以多层次、多样性的养老保障机制满足不同老年人群体的需要。

　　北青-北京头条：当前，有一种声音称中国存在“未富先老”的情况，您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郑功成：长期以来，“未富先老”成了对中国老龄化进程的标准说法，但全国或地区相关指标证明支撑这一结论的证据是不足的，因为中国的老龄化速度确实很快，但经济发展速度也非常快，两者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严重失调的情形。各种事实证明，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主要是“未备先老”的老龄化，即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了，人民生活持续大幅度改善了，但却并未同步做好应对老龄化的各种准备，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我们不能再以“未富先老”为由拖延应对，而须着力解决好“未备先老”问题。

　　北青-北京头条：为什么说中国是“未备先老”？依据是什么？

　　郑功成：北京、上海、江苏是公认老龄化程度高的地区，2019年北京人均GDP为164220元、上海为157279元、江苏为123607元，分别折合美元约为2.36万美元、2.26万美元、1.77万美元，这些地区也早已进入了高收入国家水准的行列。广东作为经济发达地区，老龄化程度却不高，其2019年人均GDP为94172元，折合美元1.35万美元，60岁以上人口点总人口之比只有12%；而新疆南疆地区、四川大凉山地区属于经济落后地区，尚未进入老龄化社会。在老龄化加速行进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双快”背景下，一个客观事实是，发达地区也尚未做好充分有效的应对老龄化准备，因此说是“未备先老”。

　　北青-北京头条：“未备”就是还未充分准备，您认为，我国目前在应对老龄化方面存在哪些不足？

　　郑功成：我国应对老龄化存在思想准备不足、制度供给不足、服务供给不足、保障结构失衡等现实情况。说思想准备不足，按照人们的传统观念，60岁甚至是50岁就被视为老人了，人们之间的代际关系尚未有效调适。当前，我国健康老龄化的观念未确立，讲老有所养多，而倡导老有所为少。适老氛围也尚未形成，尚未确立积极适应老龄社会的态度。

　　在制度方面，养老保险制度、养老服务政策等尚未成熟，长期护理保险尚未建立，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尚未出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更未有相应的政策支撑等等。

　　服务供给方面，养老服务总量供给有限，护理型床位极度短缺，机构养老服务尚未形成社区为主体、以支持老年人居家养老为目标的新发展格局。在保障结构方面也有待调整，比如在公共投入中，养老金投入多、养老服务投入少；在养老金投入中，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投入多，企业退休人员投入也在增长，农村老年人的投入则严重偏少。在养老设施建设中，城镇重于乡村，但又不能适应老年人口的高流动性，户籍构成了老年人普享养老服务的重大制约因素。

　　因此，我认为用一个“未富先老”来概括中国老龄化进程并不准确，反而会影响积极应对老龄化。当务之急是必须抓住“未备先老”这一关键问题，朝着满足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快步迈进。在我国老龄化即将由轻度进入中度且不可逆转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摒弃“未富先老”思维，着力解决“未备先老”问题。

　　北青-北京头条：人们往往一听到“老龄化”就如临大敌，您认为应该如何转变思想观念？

　　郑功成：必须肯定老龄社会的到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成果，因为追求长寿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需要，世界上老龄化程度与国家或地区的发达程度是正相关的，因此，我们应当欢迎老龄社会的到来。同时正视老龄化对国家与民生发展带来全面、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因为老龄化意味着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必定带来消费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乃至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的变化，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综合应对，就必定出现各种不相适应性。但我想指出的是，老龄化不能等同于消极的一面，同样有积极的一面，世界上两个人均寿命最高的大国是德国与日本，都应对有效，但德国经济向好，日本经济停滞，关键不在老龄化，而在经济政策与治理能力，因此，老龄化并不可怕。

　　我们也可以提高对老年人的认知标识，少讲60岁、多提65岁。以60岁为老年人标识的国家应当是预期寿命较短的一般发展中国家，而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在2019年已达77.3岁，并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应当以中等发达国家普遍认同的65岁为老年人的标准标识，以此减轻老龄化对整个社会意识的强烈冲击，缓解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强大压力。

　　北青-北京头条：其实很多60多岁的老年人依然非常有活力，人们也越来越不服老，很多人也希望参与社会活动，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

　　郑功成：对，其实老年人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被人供养的对象，而是可以有作为的一个群体。因此，不能只将关注点放在养老保障上，还要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上，让老年人在共建共享中继续参与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并在其中扮演重要的力量，获得应有的尊重。应当统筹规划并出台完整的政策支持体系，以为低龄、健康老年人重新参与社会提供政策支持与出路，并藉此引领进入积极的老龄化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调适代际关系、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家庭结构的深刻变化决定了老中青幼四代关系必然发生变化，在老年人口将超越幼年人口的大趋势下，尊老爱幼应当与减轻中青年压力并重；在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大幅度弱化的条件下，应该有组织地建立和推进老年人社交网络。广场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远远不够。

　　北青-北京头条：老年人群体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您认为应该如何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

　　郑功成：养老服务需要针对不同人群分类施策，着力支持老年人居家养老以解决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以充分的机构护理服务供给来满足失能、高龄、空巢老年人的需要，以成熟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来解除老年失能的后顾之忧。此外，还要注意，以常住人口需要取代户籍人口为据举办养老服务设施，以适应人口的高流动性与人户分离现象的常态化。

　　北青-北京头条：相应的，在养老制度供给方面，您认为在设计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郑功成：我们需要建立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以此确保有需要的老年人能够享受到法定的基本养老服务，同时采取差别对待、多元并举的策略。必须确立以常住人口为基本依据并顺应人口流动客观规律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取向，据此改善我国的相关制度供给。必须承认，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家庭背景的老年人的需求是有区别的，在确保普惠性养老服务的前提下，应当据需确立相应的政策体系，配置相应的公共资源并带动市场资源与社会资源，在持续壮大物质基础的条件下以多层次、多样性的养老保障机制满足不同老年人群体的需要。

　　我们还要看到，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老龄化程度也有很大差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更有较大的文化差异性，国家需要确保所有老年人都能够安度晚年，但绝不以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而是需要因地制宜地调整政策体系并配置资源，实现精准施策。在这方面，发达地区应当起到示范作用。

　　还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仍须充分发挥我国的优良传统，国家应当建立完整的家庭政策支持体系，支持老年人自立、支持家庭成员相互照顾，还应当支持亲友相济、邻里互助、单位服务，只有充分调动整个社会行动起来，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才能取得良好效果，所有老年人才能有幸福的晚年，而老年人的幸福亦是所有人的幸福，因为人人都会老，家家有老人。